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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的空气像清凉的蒸汽浴，邻居家的窗口没有透出一丝光。我一边把深蓝色旅行车退出车道，一边注意走廊另一头一楼窗边明亮的灯光，那间客房里睡着我十岁的外甥女露西。在这孩子的生命里我又错过了一天。星期三晚上我去机场接她，但到现在为止，我们鲜有机会共进一餐。 　　上公路前的一路上空荡荡的，几分钟后我疾驶过詹姆斯河。远处的后车灯像闪烁的红宝石，而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鬼影憧憧般显现于后视镜中。从两侧延伸出一块块黑暗的平原，只在边缘有细细一圈模糊的光晕。在远处某个地方，有那个男人，我知道。他可以是任何人，他直立行走，睡觉时有一片屋瓦罩在头上，手指和脚趾也各有十根。他很可能是白人，比四十来岁的我年轻很多。照一般标准，他再平常不过：大概不开宝马，不光顾酒吧，也不去商业区购买高档服装。 　　但话说回来，也不是没有那样的可能。他可以是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那种你独自与他同搭电梯上了二十楼，过后再也记不起来的人。 　　他成为这个城市自命的黑暗统治者，占据成千上万与他从未谋面的人的心头，此刻他占据了我的心头。无名氏先生。 　　这些凶杀案两个月前才开始，他可能最近才从监狱或精神病院出来。至少上个星期人们这么猜测，但这样的说法随着案情在修正。 　　我的推论却不曾改变。他一定刚来这城市不久，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案，但从未在监狱或法院紧锁的门后关过一天。他不是没条理，也不是没经验，更非一般人所说的“疯狂”。 　　再两个红绿灯后，左边是卫尔歇街，之后第一处右转便到了柏克莱。 　　两条街外就可以看到警车上闪烁的监红警灯。柏克莱5602号前灯火通明，简直像是灾区。一辆引擎闷吼的救护车停在两辆没有标志但闪着警灯的警车旁，附近还有三辆灯光无比强烈的白色巡逻车。十二台的记者刚刚抵达现场。整条街上都闪着灯，好儿个身穿睡衣或家居服的人站在各自门口。 　　我将车停住新闻转播车的后面时，一个摄影记者疾走过街。我低下头，竖起卡其色雨衣的衣领盖住耳朵，沿砖墙快步走到正门。我一向厌恶看到自己出现在晚间新闻中。里士满的勒杀案发生以来，我的办公室就被同一帮记者重复的粗鲁问题所淹没。 　　“如果这是连环杀手干的，斯卡佩塔医生，是不是表示这样的案子还会发生？” 　　好像他们希望这样。 　　“可不可以请你证实，上一个被害人身上有被咬的痕迹？” 　　事实并非如此，但不论我怎么回答都没用。若说“不予置评”，他们立刻假设那是真的；说“不是真的”，那么他们会立刻刊出“凯·斯卡佩塔医生否认在被害人身上发现咬痕……”，那个和所有人一样看报的凶手就有了新启发。 　　最近的新闻报道大肆渲染命案，还详述了不必要的细节。他们所做的早已超出警告市民的目的，把妇女特别是独居妇女吓得魂不附体。第三桩谋杀案发生一个星期后，手枪和安全门锁的销量上升了百分之五十，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狗也被抢购一空，不用说，这般大恐慌立刻成了头条新闻。昨天，那个恶名昭彰却也频频得奖的政法记者艾比·特恩布尔再度展现一贯的剽悍作风，跑到我的办公室，打着言论自由法案的招牌，逼迫我的部属提供验尸报告。当然，她并没有成功。 　　里士满的罪案报道一向生猛，这个有二十二万居民的弗吉尼亚老城去年被联邦调查局列为全美谋杀率次高的城市。英国的法医病理学家在我的办公室一待半个月进修枪伤是很平常的事。同样平常的，是像彼得·马里诺那样的职业警官离开了疯狂的纽约或芝加哥，结果发现里士满更糟。 　　这些性残杀案非比寻常。一般市民对毒品案或家事纠纷漠不关心，一个醉汉为了一瓶疯狗牌廉价劣酒砍杀另一个酒鬼更不在他们心上。但这些被谋杀的女人是他们邻桌的同事，是他们会相约同去购物或来家小坐的朋友，或是那个在派对里和他们闲谈的点头之交，是那个在超市结账时和他们一起排队的人。她们是某些人的邻居、姊妹、女儿或爱人。她们待在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床上，那个无名氏先生却径直爬进她们的窗户。 　　两个身穿警服的男子站在正门两旁。正门洞开，但拦了一根黄色的带子，上面标示警告：“犯罪现场，请勿跨越。” 　　“大夫。”这个身穿蓝制服、站在阶梯上层的男孩年轻得可以做我的儿子。他侧身挑起带子，让我弯腰走过。 　　客厅整理得一尘不染，以温暖怡人的玫瑰色调布置。角落有一座优雅的桃花心木柜，装着一台小电视机和CD播放机。旁边的架子上放着唱片与小提琴。在挂着窗帘、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面草坪的窗户下是一组沙发，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整齐地堆着半打杂志，其中有《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间有一块粉色衬着扁圆玫瑰和中国龙图案的地毯，另一头是一个胡桃木书柜，依照医学院课程表排列的大部头医学书摆满了两层书架。 　　敞开的门通到与房子等长的走廊。在我右边有几间房间，左边有厨房，马里诺和一个年轻警官在同一个我猜是受害人丈夫的男子说话。 　　我模糊地意识到流理台的台面很干净，地板和家电用品是那种半白不白，厂商们称为杏仁色的颜色，壁纸与窗帘则是淡黄色。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张桌子上。上面躺着一个红色尼龙背包，里面的东西警察已经仔细检查过了：听诊器、小手电简、曾经装过餐点的塑料盒、最新版的《外科年刊》、《柳叶刀》和《外伤期刊》。到目前为止，我毫无头绪。 　　马里诺冷冷地看着我立在桌边，然后把我介绍给受害者的丈夫，马特·彼得森。彼得森瘫在一张椅子里，脸因震惊而变形。他极为英俊，简直可说是俊美，脸上的线条像是天工凿就，发色漆黑，皮肤平滑，透着晒过阳光的痕迹。他肩膀很宽，修长而优美的上身随意地罩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下身穿一条退色的蓝牛仔裤。他的眼睛往下望，手僵硬地放在膝上。 　　“这是她的东西？”我必须确认。那些医学书籍也可能属于她的丈夫。 　　马里诺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彼得森缓缓地往上看，湛蓝的眼睛满布血丝，目光落在我身上时似乎放松了下来。医生到了，带来了一线原来没有的希望。 　　他显得伤心欲绝、惊骇无比，没头没脑地喃喃道：“我跟她通电话。昨天她告诉我她大概十二点半到家，从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急诊室回来。我到家，发现灯没开，我以为她已经睡了。然后我走进来。”他的声音逐渐升高，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我走进去，进到卧室。”他的眼睛无路可逃，泪如泉涌。他恳求我：“拜托你！我不希望别人看她，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拜托！” 　　我温和地对他说：“我们必须检查她，彼得森先生。” 　　他的怒气霍然爆发，一拳捶在桌面上。“我知道！”他眼神狂乱。“但所有的人，警察和所有的人！”他声音颤抖，“我知道会是怎么一回事！记者，所有的人会爬过每个角落。我不准那些狗娘养的，外加他们的弟兄瞪着她！” 　　马里诺的眼睛一眨不眨。“嗨。我也有太太，马特。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保证我们会尊敬她。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要我太太得到同样的尊敬。” 　　谎言是甜蜜的药膏。 　　死去的人没有自卫能力。就像其他被害人一样，这个女人必须面对的冒渎现在才刚刚开始。我知道，非得等到洛丽·彼得森的内脏都被翻出来，每一寸身体都被照了相，而且每个部分都公之于众，让专家、警察、律师、法官和每个陪审员都审视过后，冒渎才会终止。不仅如此，审讯时还会有对她身体特征的看法和说辞，更会有无聊的玩笑和尖刻的闲话，这个人的每一个部分、生活的方式都会遭受细密的检查、评论，有时甚至还会受到贬损。 　　死于非命是一桩公众事件。依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我很难接受自己的职业中这残酷的一面。我一直尽力维护被害人的尊严，然而一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案子的号码，一项被人传来传去的证据，我可以出力的地方就非常有限了。死者的隐私就像其已被剥夺的生命，完完全全被摧毁了。 　　马里诺领我走出厨房，留下一个警官继续查问彼得森。 　　“你拍照没有？”我问。 　　“ID在里面，在到处撒粉采指纹。”他说，指的是鉴定组的人正在现场采证，“我告诉过他们别动尸体。” 　　我们在走廊停住。 　　墙上挂着几幅不错的水彩画，以及很多夫妻俩各自的毕业照。还有一张是两人的彩色合影：背景是海边，他们靠着一排饱经侵蚀的木桩，裤脚卷上小腿，海风吹拂着发丝，他们的脸被晒得通红。她生前面容娟秀，金发闪耀，五官细致，浅笑迷人。她从布朗大学毕业，然后进入哈佛医学院。她丈夫之前在哈佛念大学。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认识的，很显然，他比她年轻。 　　她，洛丽·彼得森，毕业干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聪慧过人，三十岁，即将实现心中的梦想。经过至少八年的奋斗，终于通过行医训练，正式成为医生。但在一个勒杀凶手享受了几分钟变态的欢愉后，这一切都化作乌有。 　　马里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 　　我转过身，他要我注意左前方打开的门。 　　“他是这样进来的。”他说。 　　这是一个贴着白瓷砖和灰蓝壁纸的小房间，有马桶、洗睑台和一个草编的洗衣篮。马桶上方的窗户大开，清凉潮湿的空气从那个深黑的方块涌入，吹动了浆硬的白窗帘。窗外漆黑浓密的树上，知了卖力地叫着。 　　“纱窗被割开了。”马里诺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它顶在屋后。窗下有野餐桌凳。看来他把桌凳拉过去，踩着爬了进来。” 　　我扫视地板，洗脸台和马桶的上端，没有看到泥土、污迹或脚印。不过从我站的地方，很难确定到底有没有，我可不愿意冒任何可能破坏证据的风险踏进去。 　　“这扇窗锁了吗？”我问。 　　“不像。其他窗户倒是都锁好了，我们已经查过。看来她没费神检查这扇。其实在所有窗子里，这扇最危险，接近地面，又位于后方，万一出了事也没人会看到，比卧室的窗户更理想。如果凶手手脚利落，她根本听不到他在割纱窗，然后远远地从走廊的另一端爬进来。” 　　“门呢？她丈夫进来时是锁上的吗？” 　　“他说是。” 　　“那么凶手进出于同一个地方。”我下了结论。 　　“很可能。好个身手干净的畜生，你说呢？”他紧紧抓住门框，身体前倾但没有踏进去。“这里看不出什么究竟，可能他擦过了，所以没在马桶或地板上留下任何痕迹。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他停在我身上的目光宛如铁板一块，看不出任何信息。“他的脚应该是湿的，可能还沾了泥。” 　　我猜不透马里诺。他这人很难懂，我一直无法断定他到底是城府极深，还是只是反应迟缓。如果我可以选择，他正是我要避开的那种警探——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大，绝无沟通的可能。他快五十了，满脸风霜，长而稀薄的头发从脑壳较低的一边分线，然后梳过去遮盖光秃的部分。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多年来灌下的波本威士忌和啤酒造就了他的啤酒肚。经过多年夏天的汗水浸润，他脖子上那条不合潮流的红蓝条纹宽领带已经油腻不堪。马里诺是电影里的那种硬汉——一个庸俗、粗鲁的警探，家里可能养了只满嘴脏话的鹦鹉当宠物，更别提那满桌的《人物》杂志。 　　我来到走廊尽头，停在主卧室外边。突然间，我的内心深处像被掏挖一空。 　　一个采指纹的警官正忙着在所有物件表面撒上一层黑粉，另一个警官则在巨细靡遗地录像。 　　洛丽·彼得森躺在床上，蓝白相间的毯子从床头垂落。上面那层被单被踢开，拢在脚下，压在她身体下的床单上角则被拉松，露出下面的床垫，枕头挤在她头部的右边。在这摆着光滑橡木家具的中产阶级卧室里，散发出一股不受干扰的文明气息，然而就在这种气息的环绕下，那张床仿佛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 　　她一丝不挂。床右边的彩块地毯上有件淡黄色的棉布睡袍，从衣领到下摆被一刀割开，这与前面发生过的三个案子相符。靠近门的床边小桌上有部电话，电话线已被生生从墙上扯下。床头两侧的两盏灯都不亮，电线已遭割断。她的手腕被一根电线绑在背后，另一根也如同前三个案子那样结成残忍但很有创意的图案，有一圈绕住她的脖子，穿过她背后那根绑住她手腕的电线，最后紧紧缠住她的脚踝。只要她的膝盖弯曲，绕着她脖子的那一圈就不会收紧；一旦她的腿伸直，不论是因痛苦的自然反应，还是由于杀手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那根绕在她脖子上的电线就会立刻收紧，成为致命的套索。 　　窒息而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狂喊着索要空气时，那可是非常漫长的几分钟。 　　“你可以进来了，大夫，”那个拿着录像机的警官说，“我拍完了。” 　　我看着地面，小心走近床边，把医事包放在地上，取出外科手套戴上。我拿出相机，就尸体的现状照了几张。她的脸扭曲变形，肿得无法辨识，脖子上的套索造成鲜血上涌，使她一脸紫黑，血水从口鼻处冒出，弄脏了床单。她麦秸色的金发也一团混乱。她算是高个子，至少有五英尺七英寸，但比起走廊照片里年轻时胖了许多。 　　她的身体外观很重要，因为这组案子的无固定模式变成了它的模式。四个勒杀案被害人的外表似乎没有相似之处，就连人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个很瘦的黑人女子；第一个则是红发，很胖；第二个一头棕发，很矮。她们的职业也不同，分别是教师、作家和接待员，现在这个则是医生。她们住在城里不同的区域。 　　我从医事包里拿出一根很长的化学温度计，先量室温，再量她的体温。室温是华氏七十一度，她的体温为九十三点五度。死亡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难确定，除非有目击证人，或死者的手表当即停摆，否则不可能准确推算。但可以看出，洛丽·彼得森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她的体温每小时降低一两度，身上的小块肌肉也开始变得僵硬。 　　我着手寻找任何可能在去停尸间途中会遭破坏的物证。她皮肤上并没有掉落的头发，但我发现了多种纤维，当然，绝大多数是从被单上掉下来的。我用镊子取了样，其中有些细白，有些则似乎来自某种深蓝或黑色的东西。我把它们都装进放证据的小金属盒。最明显的证据是那股麝香的味道，一块类似干掉的胶液的透明残余物粘在她双腿的前而和背面。 　　这组案子里全都检验出精液，但以血清学来看，这项证据并没有多少价值。这个凶手和百分之二十的人一样，是所谓的非分泌者。这表示他的血型抗原不能在他的体液如口水、精液或汗水里找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血液样本，就无法得知他的血型。 　　只不过两年前，凶手若具有这种非分泌的特质，必定会对调查造成严重打击。但现在只要警察先抓到嫌犯，取得其生物样本，同时确认其没有同卵双胞胎，用最新引进的DNA测试就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指认凶手。 　　马里诺走进卧室，紧贴在我身后。 　　“那浴室的窗子，”他边说边看着尸体，“嗯，据她丈夫说，”他一弯拇指指向厨房，“没关的理由是他上个星期打开了它。” 　　我静静地听着。 　　“他说他们很少用那间浴室，除非有朋友来。看来他上周末换了纱窗，说做完后可能忘记锁上，那间浴室整个星期都没人用过。而她……”他再朝尸体望了一眼，“没理由想去关，她以为一定锁上了。”他停了一下。“奇怪的是那凶手好像只试了那扇，没关的那扇，其他纱窗都没有被割开。” 　　“房子后面有几扇窗？”我问。 　　“三扇。厨房一扇，那间浴室一扇，在这里的浴室一扇。” 　　“所有的窗都有滑动窗框，最上面有栓？” 　　“没错。” 　　“这表示，如果你在外面拿手电筒照窗栓，或许可以看到上锁了没有，是不是？” 　　“说不定。”那种平板、毫不友善的眼神又出现了。“但你得爬高才行，从地面上看不到。” 　　“你提到有野餐桌凳。”我提醒他。 　　“问题是后院那天杀的地奇软无比，如果那家伙拿了椅子到其他窗户下，然后站在椅子上看，椅子腿应该在草地上留下痕迹才对。我派了几个人去外而查看，另外两扇窗下一点痕迹也没有，看起来凶手压根儿没有走近那里，他应该径直就去了走廊尽头的那扇窗。 　　“那扇窗会不会留了一道缝，所以凶手就一路走了过去？” 　　马里诺让了我一招：“嗨，都有可能。不过如果有道缝，说不定上周她也会注意到。”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后见之明很容易。但大多数人并不会费心留意家里的各种琐碎细节，特别是那种很少用到的房间。 　　在那扇可以望到街头且挂了窗帘的窗户下，有些让人震惊的东西摆在桌上，它们在提醒我：洛丽·彼得森和我是同行。《外科原理》和《多兰》杂志等数本医学期刊散放在记事簿上。鹅颈状铜灯下有两张软盘，标签上用签字笔简明地写着日期“6/1”，又注明“I”与“Ⅱ”。软盘是最常见的可以用在IBM兼容电脑上的那种，上面可能有洛丽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工作的资料，医学院里有许多电脑可供学生和医生使用，但他们家里似乎没有个人电脑。 　　屋角的衣柜与窗户间有一把椅子，上面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叠衣服，外加一条白色棉质长裤，红白相间的短袖上衣和内衣。这些衣服微微起皱，看上去像是穿了一天后随手搭在椅子上。有时候我太累时，也懒得把衣服挂起来。 　　我迅速审视衣橱间与浴室。大致说来，主卧还算整洁，丝毫没有被搅乱。所有迹象显示，捣毁这间房间或下手抢劫并不在凶手的计划中。 　　马里诺注视着在进行鉴定的警官，他们正打开衣柜的抽屉。 　　“关于她丈夫，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周一到周五住在夏洛茨维尔，星期五回家过周末，星期天晚上再回夏洛茨维尔。” 　　“他念什么？” 　　“他说是文学，”马里诺回答，眼睛四处张望，就是不看我，“在念博士学位。” 　　“哪一科？” 　　“文学。”他又说了一遍，慢慢咀嚼每个字母。 　　“哪种文学？” 　　他棕色的眼睛终于毫不留情地停在我身上。 　　“他说是美国文学，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真正的兴趣在戏剧。看来他现在就已经参加演出。我想他说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演过不少戏，有电影在附近开拍时也会在里面轧个小角色。还拍过电视广告。” 　　进行鉴定的警官们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转过身，手里的刷子停在半空中。 　　马里诺指着桌上的软盘大声宣布，声音洪亮得保证每个人都听得到：“看来我们最好检查那里面有什么，说不定是他正在写的剧本，嗯？” 　　“我们可以在我办公室看，我们有几台IBM兼容的个人电脑。”我建议道。 　　“个人电脑，”他慢吞吞地说，“哼，可打败了我的打字机。皇家牌，标准型，黑匣子般的块头，黏糊糊的键盘，拉拉杂杂的一堆。” 　　一个警官从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一叠毛衣下面抽出一样东西来——一把长刃的野外求生刀，刀把上配有指南针，刀鞘上有个小袋子装着小磨刀石。他小心地尽量不多碰触，把它装到一个放证物的塑料袋里。 　　在同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一盒保险套。我向马里诺指出这不寻常，因为就我在卧室所见，洛丽用口服避孕药。 　　马里诺和其他警官果然开始往坏处想。 　　我脱丁手套，塞进医事包。“你们可以动她了。”我说。 　　这些家伙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好像忽然才记起，在搅乱翻倒的床中央有个被杀的女人。她的嘴被往后扯，痛苦似乎从牙齿间传出，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茫然地往上瞪视。 　　有人用无线电通知救护车，几分钟后，两个身着蓝色连身衣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前来。他们在担架上面铺了干净的白布，把它紧紧顶住床。 　　在我的指挥下，洛丽·彼得森被搬上担架，用床单包好。那几双戴了手套的手都没有碰到她的皮肤。她被轻轻放上担架，床单也用别针别了起来，以确保没有失落或增加任何细微的证据。尼龙搭扣被扯开再封住那个如白色蚕茧般的物件时，发出像撕裂的响声。 　　马里诺跟着我走出卧室。他说要陪我走到车前，我不免感到惊讶。 　　我们来到楼下，马特·彼得森站在那里。他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绝望地瞪着我，向我索求只有我可以给他的东西——希望和安慰，对他保证他的妻子死干一瞬间，没受什么罪，死后才被绑起来强奸。但我对他无话可说。马里诺带着我穿过客厅，走出房门。 　　在红蓝灯光闪烁的背景下，房子前院被电视台的摄影灯照得通明。那些魂不守舍的调度员断断续续的对话声正努力对抗轰隆隆的引擎声，雨丝开始悄悄透过薄雾洒了下来。 　　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的记者无所不在，他们不耐烦地等着尸体从前阶抬下，然后滑进救护车车厢。一帮电视台的人站在街上，一个身段利落、穿着风衣的女子正对着麦克风说话。她绷着脸，严肃地对着一架磨人的摄像机，为星期六晚间新闻录下犯罪现场实况报道。 　　比尔·鲍尔斯，弗吉尼亚州检察官，刚好赶到，正准备下车。他看来有些茫然，还没睡醒，一心要逃开那些记者。他还不清楚情况，也就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谁通知了他，可能就是马里诺。这时警察到处巡视，好几个人拿着强光手电对着草地没头没脑地乱照，还有些人靠着他们的白色巡逻车聚在一起说话。鲍尔斯拉起防风夹克的拉链，看到我时微一点头，匆匆上了走道。 　　警察局长和一个警官坐在一部没有标志、亮着照明灯的浅灰褐色车内。他们脸色惨白，正点着头同记者艾比·特思布尔交谈，她从敞开的车窗外向他们提问。我们一走上街，她就尾随而至。 　　马里诺一翻手把她打发了。“嘿，无可奉告。”他用那种“滚你妈的”的声调说。 　　他的回答让人精神一振，几乎有种安慰的作用。 　　“这真是糟透了！”马里诺一脸憎厌，在身上摸索着找烟，“上帝！简直就像定期上演的戏码。” 　　马里诺替我打开车门，清凉的雨丝落在我的脸上。我发动车子时，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心开车，大夫。” 　　第二章 　　衬着幽暗的夜空，那白色的钟面如满月般浮动。它高悬在老火车站的圆顶上方，在铁轨和九十五号州际公路的天桥上。多年以前最后一班载客的火车停驶后，那大钟上金属细丝制成的指针也跟着停摆，正指向十二点十七分。卫生与社会服务局决定在城内这片低洼区域盖一座为死人服务的医院，时间在这里仿佛永远停在十二点十七分。 　　建筑物矗立起来又倾倒。轿车、货车不间歇的隆隆吼声像是远方满怀抑郁的海洋。脚下的地面则是布满垃圾、杂草蔓生的干土，又像渗透了毒液的海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上面生长，入夜之后又没有任何灯光。除了卡车司机、旅客和火车沿钢筋水泥的车道疾驶而过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在这里移动。 　　我开车经过这片黑暗，那白色的钟面看着我，宛如梦中那张惨白的脸。 　　我的旅行车从铁丝网护栏的开口驶入，停在我过去两年内几乎每天都去报到的灰色大楼后面。除了我的车，唯一的公务车属于指纹鉴定专家尼尔斯·范德。马里诺通知我后，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他。自从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我就开始执行新政策：万一有新案发生，范德就立刻来停尸间与我会合。现在他已经坐在X光间，准备进行激光检验。 　　门外有光洒在柏油路上，两个医护人员正从一辆救护车的后门拉出一个放着黑色敛尸袋的担架。整个晚上都有尸体送来。在弗吉尼亚州中部，出现任何死干非命、死亡出人意料或死因可疑的情况，尸体都会被送到这里来，不分昼夜，不分时刻。 　　那两个身穿蓝色连身衣的年轻人看到我打开门进去，好像有点惊讶。 　　“你今天来得挺早，大夫。” 　　“在梅克伦堡发生的一起自杀案，”另一个人主动介绍道，“奔到火车前面一头撞死，五十英尺内都有他的残骸。” 　　“嗬！一块块的……” 　　担架跌跌撞撞地穿门进入贴了白色瓷砖的走道。那个敛尸袋不是有问题就是披撕破了，血从担架下面漏了出来，留下一道斑驳的血迹。 　　停尸间有股特殊的气味，死亡腐烂的臭味用再多除臭剂也掩盖不了。就算蒙住我的眼睛，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清晨的此刻，那股气味尤为显着，比平时更难闻。担架喧哗着穿过空洞静寂的走道，医护人员把那自杀身亡的人推进了不锈钢冰箱。 　　我右转进入办公室。警卫弗雷德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咖啡，等着那两个救护车上的医护签发尸体离去。他坐在桌子的边缘避开不看。就算有枪指着他的头，也无法迫使他将任何尸体送入冰箱。从被单下露出的悬了名牌编号的冰冷脚趾对他有种特别的效应。 　　他斜斜瞄了一眼墙上的钟。他十小时的班即将结束。 　　“还有一具勒杀案的尸体要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主啊，主啊，实在太不幸了！”他摇着头，“我告诉你，真难想象有人会做出这种事来。那些可怜的女孩。”他还在摇着头。 　　“马上就到，我希望你关好大门，尸体进来后也要一直关紧，弗雷德。好多记者都会来。我不希望任何人靠近这大楼五十英尺之内。我说明白了吗？”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严厉又尖锐，但我的神经像是吱吱作响的电线。 　　“是，是。”他奋力点头，“我会注意，一定。” 　　我点燃一支烟，拿起电话，戳出我家的电话号码。 　　响到第二声，柏莎就接了起来，她粗哑地说“喂”，声音像是没睡醒。 　　“只是问一下。” 　　“我在这里。露西一点也没被吵到，凯医生。睡得像块木头，压根儿没听到我进来。” 　　“谢谢你，柏莎，太感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凯医生。” 　　这些天来柏莎和我一样都得随传随到。如果我在半夜接到召唤，她也一样。我给了她大门钥匙，以及如何使用警报系统的说明。大概我一出门去现场，不久她就到了。我迟钝地想到几个小时后露西醒来，会发现在厨房的不是她的姨妈，而是柏莎。 　　我原本答应露西今天要带她去蒙蒂塞洛。 　　不远处放手术用具的推车上摆着一台蓝色的电器，比微波炉稍小，前面有一排明亮的绿灯。在漆黑的X光间，它像是浮在虚无空间的卫星，它的一条电线连接到一根装满海水、铅笔大小的棒子。 　　我们去年冬天购买的激光装备其实很简单。在一般光源下，原子与分子在不同波长各自发光，但若一个原子受到热刺激，再被某种波长的光照在上面，便可因此发出光来。 　　“再给我一点时间。”尼尔斯·范德正背对着我试各种不同的按钮开关。“今早机器预热很慢……”他有气无为地嘟囔，“跟我一样。” 　　我站在X光桌的另一头，从暗黄的护目镜后注视他的影子。在我正下方那黝黑的一块是洛丽，彼得森的尸体。从她床上拖下的床单已经打开，但仍在她的身下。我似乎已在黑暗中等待了很久。我专心致志，双手紧握，心无杂念。她身体温热，刚刚结束的生命像一股气味般还停留在她身上。 　　范德宣布“可以开始了”，然后开启了一个开关。 　　激光棒立刻射出明亮的光线，宛如液态的金绿宝石。它并非驱除黑暗，反而像是吸收了黑暗。它不发光，看起来就像在浮动一样。范德走过桌子，身形仿佛一件飘动的实验袍，接着拿棒子指向她的脑袋。 　　我们一英寸一英寸地探索那肿胀的肉体。微小的纤维像热丝般发亮，我用镊子将它们夹起。当我的手从她在X光桌上的身体移到放在推车上收集证据的各种封袋时，我简短的动作造成一种慢动作的幻觉，来来去去，彼此毫不相干。激光像轰炸似的照亮她的嘴角、颊骨内涌出的血、鼻翼，每一英寸都被分隔开来。我戴着手套抓着镊子的手指好像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一个陌生人。 　　房间里一会儿漆黑，一会儿又耀眼的明亮，忽明忽亮令人眩晕。唯一让我保持平衡的办法，是把心思集中在一件事上，好像我也是那一段一段的激光。我与我在做的事配合一致，把全副精神融合成一道光波。 　　“把她运进来的一个家伙告诉我，”范德说，“她是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外科住院医生。” 　　我毫无反应。 　　“你认得她吗？” 　　我吃了一惊，心里某处像握拳般缩紧。我也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那里有成百的医学院学生和住院医生。我没理由一定会认识她。 　　我除了继续指示他外并未作答。我告诉他“往右一点”，或“在那里停一会儿”。范德慢慢地，很小心紧张地操作，我也一样。我们都逐渐感到无望和受挫。到目前为止，激光不过像台胡佛牌吸尘器，吸了一堆无关紧要的垃圾。 　　我们在约二十个案子中试用过激光，只有几次发生了效用。激光除了可以用来找出纤维和其他细小的证据，在它的刺激下，汗水里的多种成分也会像霓虹灯般发光。从理论上说，留在人体上的指印在激光下会发出亮光，而传统的验指纹粉和化学药品在这点上就毫无用处。但我只知道一个个案，在南佛罗里达，有一个印在人体肌肤上的指纹被鉴定人员找了出来。当时有个女人在一家健身中心被谋杀，凶手的手上有防晒油。然而范德和我都没抱多大的指望。 　　因此，我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一时没会过意来。 　　激光棒在探索洛丽·彼得森的右肩。当棒子指在她锁骨上方时，三个不规则的印子忽然跳了出来，好像是用磷画出来的。我们两个呆呆地站在那里瞪了一会儿，然后，范德咬着牙吹了声口哨，我只感到背脊发凉。 　　范德拿出一瓶粉末和一把指纹刷，小心翼翼地往隐藏在洛丽·彼得森皮肤上的那三枚指纹上刷粉。 　　我生出一线希望：“有用吗？” 　　“我们有部分指纹。”他一边用拍立得相机拍照，一边不着力地回答，“脊骨上的细节很清楚，依我看好到可以分类。我立刻把这些宝贝送进电脑。” 　　“看起来像是同样的残余物。”我边想边说，“他手上总是有那种东西。”这个魔鬼再度签名，而且明显得令人难以置信。 　　“看起来像是一样，但他手上该有更多这玩意儿才对。” 　　凶手过去从未留下指印，但那些发亮的残余物却在我们意料之中。还不止这些。当范德开始探触她的脖颈时，细小的白色星群像在暗巷中被车灯扫亮的玻璃碎片。他对好激光棒，我伸手去拿消过毒的药棉。 　　我们在前三个遭绞杀的被害者身上都发现了同样的亮点，第三个比第二个多，第一个最少，样本已经送到检验室。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知道这种残余物不是有机物之外，对其成分一无所知。 　　我们现在还是无解，倒是有张单子，列出不可能的物质。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范德和我做过好几种实验。我们在手臂上涂了各种东西，从人造奶油到润肤油全用上了，看哪些会对激光有反应，哪些不会。会发光的样品比我们原来预期的少，但没有一样像那种不知名的残余物般发出那种明亮的光来。 　　我轻轻伸出一指，挑起环绕在洛丽·彼得森脖子周围的电线，她肌肉上一道愤怒的红色深沟暴露出来。边缘并不清楚……绞杀的过程比我原来设想的更缓慢。我看到被电线擦伤的痕迹出现在好多地方。套索的松紧程度让她勉强活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之间收紧了。电线上好几处有亮光，其他再无线索。 　　“试试她脚踝上的绳索。”我轻轻地说。 　　我们移到下面。有同样的白色亮光，但并不多。在她的脸、头发和腿上，都找不到一点类似残余物。手臂上有一点，很多在胸和手臂上方。手腕被野蛮地绑在背后，而电线上有好多细小的白光。另外，在她被割开的睡袍上也有。 　　我离开桌子，点燃烟，开始重建可能发生的情况。 　　凶手手上有某种物质，只要他一碰被害人，那种物质就会沾上去。洛丽·彼得森的睡袍被扯下后，他可能去抓她的右肩，所以在她的锁骨上留下了指纹。有一件事很确定：这种物质在她的锁骨上最多，他一定最先碰她那里。 　　这就怪了，好像很合理，其实却不然。 　　从一开始，我就假设凶手立刻绑住被害人，她们很可能被迫屈服在刀锋下，然后凶手才把她们绑起来，割开她们的衣服或干下其他罪行。他碰的地方越多，手上的那种物质就越少。但为什么在她的锁骨上会有这么多？当他一开始攻击时，是不是这部分肌肤已经暴露了出来？我并不这么认为。她的睡袍是那种紧密的棉布，柔软有弹性，看起来就像一件长袖运动衫，上面没有纽扣或拉链。唯一的穿法就是套头，她的锁骨部位应该在衣服下面才是。如果她还穿着睡袍，凶手不可能碰到她的锁骨，而且这次的分量之多前所未见。 　　我走到外面的走廊，那里有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官靠着墙在聊天。我要其中一个用无线电通知马里诺立刻给我打电话，听到马里诺破锣般的嗓音在无线电那一头响起。我在停尸间的硬砖地板上踱来踱去，周围是发亮的不锈钢桌、水槽和放满外科手术用具的推车，有个水龙头在漏水，消毒剂的气味总是甜得令人恶心，只有在还有更难闻的东西存在时，那股气味才勉强让人能够忍受。桌上的电话像在嘲弄我似的保持寂静，马里诺知道我在电话机旁等待，显然，他很高兴有机会让我等待。 　　从头回想到底在哪一点上出了错是件很无聊的事，但有时我还是禁不住会想。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马里诺很客气，我很有礼貌地用力同他握手，但他的眼睛像两枚肮脏的硬币那样平板无神。 　　二十分钟后，电话铃终于响起。马里诺还在彼得森的家里询问死者丈夫，套句警探的老话，那个男人像茅坑里的耗子般不上道。 　　我告诉他那些会发光的残余物。我重复以前对他作过的解释，那种残余物可能只是一般的家庭用品。那个神经病凶手不知怎的把它加进他杀人的仪式之中——婴儿润肤粉、油膏、化妆品、清洁剂等等，都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排除了多种可能性，目的就是要先剔除各种可能的物品。如果这种物质并不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老实说，我也不认为这会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那么可能只是他身上刚好有，也许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但这个线索有一天说不定会把我们带到他工作或居住的地方。 　　“嗯，”马里诺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好，我会到柜子之类的地方找找看，不过我有自己的看法。” 　　“什么？” 　　“那男人在演戏，对不对？每周五他都得排戏，所以回来得这么晚。告诉我，我说得对不对：演员脸上会涂很浓的油彩？” 　　“只有彩排或正式演出时才涂。” 　　“嗬——”他拖长了声音说，“据他说，他回来前正好有彩排，然后就发现他太太死了。我的脑袋里有个小声音对我说——” 　　我打断他：“你有没有他的指纹？” 　　“嗯，有。” 　　“把他的指纹放在塑料袋里，回来后直接交给我。” 　　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也没心情详加解释。 　　挂电话前，马里诺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去。我有种感觉，会在这里待上好一阵子，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 　　看来不到星期一我是看不到他或那指纹了。马里诺找到了他的嫌疑人。他和其他警察一样，经常这样推论。即使一个男人像圣人般无瑕，但当他太太死在西雅图而他本人远在英国时，警察还是会第一个怀疑他，永远是这样。 　　枪杀、毒杀、毒打、刀杀是一回事，但这样残酷的谋杀是另一回事。做丈夫的很少会有这种兴趣，把自己的太太绑起来强奸并勒死。 　　我想我太疲倦了，才会觉得这么挫败。我在凌晨两点三十三分起床，现在已是晚上六点。那些来停尸间的警察早已离去，范德在午饭时刻回家，我的一个验尸技师温格接着也离开了。除了我，整座大楼没有另一个人影。 　　平时渴望的安静现在却让我神经紧张。我一直在发冷，双手僵硬，指尖几乎发蓝。每次前面办公室的电话铃响，我都会吓一大跳。 　　除了我，没人担心我的办公室是否够安全。我要求增加必要安全措施的预算一再遭拒。局长只想减少支出。照他想来，就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门户洞开欢迎光顾，也不会有贼来——尸体比警犬灵光多了。 　　我从来不怕死人，让我害怕的是活人。 　　几个月前，一个疯狂的杀手走进附近一间诊所，对着候诊室的满屋病人一阵扫射。这事过后，我便去五金行买了链条和挂锁，办公室关门后和周末时，可以用来保卫前面的两扇玻璃大门。 　　正当我埋首办公时，突然听见有人剧烈摇晃前门。我勉强逼迫自己穿过走廊去查看。门上的链子被震得摇来摇去，但不见人。外面的流浪汉有时会试着进来上厕所，不过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这时，对面的电梯突然打开，我立刻拿起一把大剪刀准备迎战，不过出现的是轮值警卫。 　　“刚才你有没有想从前面的门进来？”我问。 　　他好奇地扫了一眼我手上的利剪，说没有。我知道这话问得很没道理。他明知道前门用链子锁了起来，而且他也有大楼其他门的钥匙，没理由走前门。 　　我重新回到桌前，要把洛丽·彼得森的验尸报告口录下来。不安的沉寂浮在半空。不知什么缘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就是不能忍受听到那些字眼被大声地说出来。这些话不该让任何人听到，即使是我的秘书罗丝也不该受这种罪。没有人该听到那些发亮的残余物、精液，和她脖子上的伤痕。最可怕的是她曾被残酷折磨的证据，凶手越来越残忍凶暴了。 　　强暴与谋杀对他来说已不够过瘾。直到我解开洛丽·彼得森身上的绳索，割开她皮肤发红的部分，找到她骨头折断的地方时，我才明白她死前的遭遇。 　　那些挫伤才发生不久，从皮肤表面几乎看不出来。但割开皮肤，就可以看到破裂的血管，看得出她曾被重物击打，可能是用膝盖或脚。左边有三根肋骨断了，四根手指也被折断。她的嘴里有纤维，大部分在舌头上，这显示凶手可能曾将她的嘴塞住，让她无法尖叫出声。 　　我脑海中浮现出客厅乐架上的小提琴，以及卧室内桌上的外科期刊和书籍。她的双手是她最珍贵的工具，她用来治疗病人、弹奏音乐。他一定是在把她绑起来后，刻意一根根折断了她的手指。 　　录音机不断流转，记录下一片沉寂。我关了机，坐进转椅，滑到电脑前面。黑屏变成文字处理软件的天蓝背景，我开始打起验尸报告，黑色的字母一个接一个跃上屏幕。 　　我并没有去查验尸时随手写下的笔记。我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就在我的脑海里。“一切正常”这个字眼不断出现。她一点病也没有。她的心肺肝一切都正常，死亡时非常健康。我不断打字，一页又一页的报告不停地在屏幕上滑过，直到我猛一抬头，弗雷德，那个警卫，赫然站在门口。 　　我没注意到我工作了多久。八点钟该他轮班，从我上次看到他到现在，所有发生的事像涣散出来的梦——一个噩梦。 　　“你还在这里？”他迟疑一下，“嗯，楼下有个殡仪馆的人等着领尸，我不知道那具尸体在哪里。他们大老远从梅克伦堡来。你知道温格在哪儿吗？” 　　“几个小时前就回家了。”我说，“什么尸体？” 　　“叫罗伯，被火车撞死的。” 　　我想了想。包括洛丽·彼得森在内，今天一共有六具。我依稀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我摘下眼镜，揉揉眼睛。“你检查过没有？” 　　他显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后退了几步，摇摇头。“你知道，斯卡佩塔医生，我不碰那些装尸体的箱子。噢，从不。” 　　第三章 　　我将车开进家里的车道。柏莎那辆船一样的庞蒂克轿车还停在那里。我松了口气，还没来得及找到钥匙，门就开了。 　　“天气怎么样？”我立刻问。 　　柏莎与我面对面站在宽敞的前厅。她明白我的意思。每当露西来这儿住，一到晚上我们必然有这番对话。 　　“糟得很，凯医生。那孩子整天都在你的房间里打电脑。我说给你听，我不过踏进一脚要给她个三明治，稍微问她一声，她就大喊大叫闹个不休。不过我知道，”她的眼睛柔和下来，“她只是气你得去工作。” 　　负疚感渗透了我麻木的心灵。 　　“我看了晚报，凯医生，天可怜见的。”她伸手套进雨衣，“我知道你为什么花了一整天时间忙这事儿。主啊，主啊！我希望警察会抓到他，好狠啊，真是凶残。” 　　柏莎知道我工作的性质，但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就算我办的案子牵涉到她的邻居，她也从不过问。 　　“晚报在那里。”她指指客厅，从门旁的桌上拿起皮包，“我藏在沙发的垫子底下，没让她看到。我不知道你准不准她看，凯医生。”她出门前拍拍我的肩。 　　我看着她走到车边，然后慢慢倒车离去。上帝保佑她！我不再替我的家人向她道歉。我的母亲、妹妹、外甥女不是面对面，就是在电话里侮辱过她，或是对她很不礼貌。但她明白，她既不表示同情，也不加以批评，不过我有时怀疑她替我感到难过，这只会让我更难受。我关起前门，走进厨房。 　　厨房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厨具不多，但很时尚。我喜欢自己动手做吃的，比如做面、擀面，所以厨房中央有一块松木板，高度正好适合五英尺三英寸的我。早餐桌正对着一扇大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后院的林子和喂鸟的食盒。在全套淡原木色调的橱柜与流理台之间，疏落地插着从我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摘下的黄色和红色的玫瑰。 　　露西不在那里。她的晚餐盘搁在沥水架上。我想她又跑到我的书房了。 　　我打开冰箱，例了杯酒，靠着流理台，闭目浅酌。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露西。 　　从我离开戴德县的法医办公室，搬离那个我在那儿长大并在离婚后重返的城市以来，去年夏天露西第一次来我这里。她是我唯一的外甥女。她是个天才儿童，十岁时就已会做高中程度的数学题，一个极难缠、有谜一样拉丁血统的小孩。她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除了她妈妈、我唯一的妹妹多萝茜，她无依无靠。多萝茜忙于撰写童书，忙到没时间去照顾她的亲生骨肉。露西对我的崇拜可以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可是现在我并没有精力来回报她的依恋。开车回来时，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更改她的机票回程日期，早点送她回迈阿密，但我狠不下心来。 　　她一定会很失望。她不会明白为什么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处处遭拒。这将会是最后的一击，再次提醒她，她是多大的麻烦，没有人要她。整整一年，她都企盼着来这里，而我也有相同的期望。 　　我又啜了一口酒，等待着那种完全的静止来松弛我紧绷的神经，安抚我的焦虑。 　　我的房子在城市西边的一个新小区。一栋栋大房子坐落在花木扶疏、一英亩大小的土地上，街上往来的车子大多是大型旅行车或家用轿车。这里非常安静，破门抢劫或捣毁住家的案子极少，我甚至不记得上次警车巡逻的时间。这种宁静和安全感是不论花多少钱都值得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是必需品。清晨，当我临窗吃早餐时，我知道窗外唯一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只松鼠与一只冠兰鸭争食。这样的环境安抚了我纷乱的心神。 　　我深吸一口气，再啜了口酒。我开始害怕上床，害怕入睡前在黑暗中的时刻——当我让自己静下心放松警戒时的那种感觉。洛丽·彼得森的模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动，就像水库闸门大开，想象力奔泻不尽，一幕幕景象越变越恐怖。 　　我看到他和她征卧室里。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脸，但上面并没有五官，只有一团像脸的肉一闪而过。她可能是因被冰冷的刀刃顶在脖子上而惊醒，也可能是听到了他那让人胆寒的声音。她先试着同他讲道理，想尽办法劝他不要动手。天知道她说了多久，但他割断了桌灯的电线，开始动手绑她。她是哈佛毕业生，一位外科医生，她会试着用心智去对付这种无可理喻的行动。 　　然后，我心里的景象变得狂乱，就像快放的影片。我看到她临死前的挣扎转为不可言喻的恐怖。我不能再看，再也忍受不了。我一定要控制思绪。 　　书房外面是后院的林子，我通常把百叶窗拉下来，因为一看到外面的景色，我就很难专心。我在门口停住，静静地转移注意力。露西背对着我，正用力敲打那具放在坚实橡木桌上的电脑键盘。我好几个星期没清理过这房间了，里面一塌糊涂，见不得人。书柜里的书东歪西倒，地上堆了很多《法律记者》杂志，其他的也都七零八落。我的毕业证书与执照靠墙堆着——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治城大学等等，我原来打算把它们挂在城里的办公室，但总抽不出时间去做。深篮色的中国地毯一角，歪歪斜斜堆了一堆待整理的杂志。事业的成功让我再没有时间把房子理得清清爽爽，但看到这般杂乱，还是让我心神烦躁，不能忍受。 　　“你干吗在那里偷窥我？”露西没有转过身来，兀自嘟囔了一声。 　　“我没有偷窥你。”我微微一笑，亲亲她发亮的红发。 　　“哼！你有。”她的手不停地敲打键盘，“我看到了，我从屏幕上看到了你的影子。你站在门口看我。” 　　我伸出手臂围住她，将下巴搁在她头上，直视面前一排排黄绿色的电脑指令。以前我从不知道屏幕可以像一面镜子，难怪我的程序分析师玛格丽特就算背对着门，还是能一一叫出经过她办公室的人。在屏幕上，露西的脸显得模糊不清，我至多可以看到她那副大人气的玳瑁眼镜。她通常会像只小树蛙般的抱住我，但现在显然心情恶劣。 　　“很抱歉我们今天没法去蒙蒂塞洛，露西。”我试探着说。 　　她耸耸肩。 　　“我和你一样失望。”我说。 　　她再次耸肩。“反正我想玩电脑。” 　　她不是故意的，但说的话像针刺一般。 　　“我有一大堆见鬼的事要干，”她继续说，同时用力敲打键盘，“你的电脑数据库早该好好清理了。我敢打赌你有一年都没有初始化了。”她坐在我的皮椅上转来转去。我走到一边，两臀交叉站在那里。 　　“所以我就动手干了。” 　　“什么？你干了什么？” 　　不，露西不会这样做。初始化后硬盘上的数据就清除了。我的硬盘里存有大批统计图表，是我用来写期刊论文的，唯一的备份磁盘还是几个月前复制的。 　　露西的绿眼睛瞪着我，在厚重的镜片下看起来就像猫头鹰。她圆圆的像小精灵般的脸毫无表情。“我查书看该怎么做。你只需要打IORI就成了。等它初始化后，你再打入Addall及Catalog两个指令就好了。非常简单，任何蠢货都可以做。” 　　我没说什么。我没有为她说脏话而指责她。 　　我感到双膝发软。 　　记得几年前，多萝茜有一次打电话来，她当时完全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告诉我，她出门买东西时，露西到她的书房，一举抹掉了她所有的磁盘，清除了上面的全部资料。其中两张存着多萝茜正在写的书，她还没来得及印出来或复制备份，这简直是谋杀。 　　“露西，你在开玩笑？” 　　“噢，别紧张。”她阴郁地说，“我已经先把你的资料全部备份了，书上是这样说的，然后再输入命令。所有东西都在那里，只是清干净了，我的意思是就节省空间来说。” 　　我拉了把矮椅子在她旁边坐下。直到此时我才注意到，在一大叠磁盘下放着今天的晚报。从报纸折叠的样子看来，已经有人看过了。我抽出报纸翻到头版，一眼望去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那条新闻。 　　年轻外科医生惨遭谋杀 　　勒杀案凶手四度出击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科住院医生于凌晨时分在柏克莱大道自家住宅里惨遭谋杀。警方表示，这桩谋杀案与最近两个月在里士满发生的另三起女子在家被勒杀的案子有很大关联。 　　被害人名叫洛丽·彼得森，哈佛医学院毕业生，现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外科实习。她生前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昨天午夜过后的弗吉尼亚医学院教学医院急诊室。据分析，她从医院直接开车回家，大约在凌晨零点三十分到两点之间被杀。凶手割开一扇未上锁的浴室纱窗，潜入死者的住宅…… 　　一行又一行的报道。上面有张黑白照片，医护人员抬着她的尸体走下门前台阶。还有一张较小的照片，可以认出上面身着卡其色雨衣的人正是我。标题写着：“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医生到达谋杀现场……” 　　露西睁大眼睛瞪着我。柏莎把报纸藏起来是有道理的，但露西很机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孩看到这样的报道会想到什么，特别是上而还附了张她姨妈的照片？ 　　我从未对露西详细解释我的职业。我避免与她讨论我们生活的野蛮的世界。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为盲目和残酷的血水洗礼，失去了天真与理想，再也不存一丝信任。 　　“这跟《迈阿密先驱报》一样，”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先驱报》老是登些谋杀新闻。上星期他们在运河里找到了一具无头尸体。他一定是个坏蛋，才会有人把他的脑袋割掉。” 　　“说不定，露西。但就算他是坏蛋，还是不该被砍下头，而且，不是每个被谋杀的人都是坏人。” 　　“妈妈说他们都是坏人，好人不会被谋杀。只有妓女、毒贩或者强盗才会。” 　　多萝茜的确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更糟的是露西真的相信她说的话。一股囤积已久的愤怒从我心底冒了上来。“但那个女子是破勒死的。” 　　露西的想法动摇了。她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几乎可以把我吞下去。“她是个医生，姨妈，她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也是医生，她就像你一样。” 　　我忽然警觉到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关掉电脑，牵着露西的手走出书房，进入厨房。当我转头问她要不要在上床前吃点心时，却猝不及防地发现她正咬住下唇，眼里充满泪水。 　　“露西，怎么哭了呢？” 　　她拼命地抓住我抽泣，哭叫道：“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 　　“露西！”我惊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发脾气、使性子我都不意外，但这是怎么了？我可以感到她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衬衫，可以感到那紧贴住我的小身体发热、紧张。 　　“别怕，露西。”我想不出别的话，只有把她抱得更紧。 　　“我不要你死，姨妈。” 　　“我不会死，露西。” 　　“爸爸就死了。”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露西。” 　　我的话并不足以安慰她。报上的新闻像是对她下了毒。她有成人的智慧，但又未脱离儿童的想象力，何况她原本就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和失去父亲的经历。 　　上帝！我想不出要如何回应才好。我母亲对我的非难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沉浮。我没有孩子，我大概会是个糟糕的母亲。“你该是个男人。”我和母亲最近一次的遭遇战中她如是说，“你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实现野心上，一点也不像女人。凯，你会变成个虫干。” 　　当我在心灵最空虚、最痛恨自己的时刻，天杀的，我童年时家里草坪上那些虫子的躯壳就会浮现在眼前。半透明、硬脆干扁、死透的虫！ 　　平时我不会这么做——给一个十岁大的小孩倒一杯酒。 　　我带她到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坐在床上喝酒。她问我的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她问：“为什么有人要伤害别人？”“这样做是玩游戏吗？他觉得好玩才这样做的吗？像MTV上的节目，他们在MTV上也做那样的事，但那是假装的，没有人真的受伤。说不定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姨妈。” 　　“有人就像恶魔一样。”我平静地回答，“就像狗，露西，有些狗无缘无故就咬人。他们有问题。他们很坏，而且一直都很坏。” 　　“因为别人先对他们很不好，他们就变成坏人了。” 　　“有时候是这样，”我告诉她，“但并不是绝对如此。有时候一点理由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些人宁愿做坏人，他们就是对入很残酷。这是人生丑恶不幸的地方。” 　　“就像希特勒一样。”她低声说，又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她继续嘀嘀咕咕，但声音里充满睡意。“吉米·库珀也是。他住在我们街上，老喜欢用BB枪打鸟。他还喜欢从鸟巢里把鸟蛋偷走，然后把它们摔在地上，看那些鸟宝宝挣扎。我恨他，我恨吉米·库珀。有次他骑自行车经过，我就对他扔石头。我打中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我躲在树丛后面。” 　　我啜着酒，梳理她的头发。 　　“上帝不会容许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她问。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保证。” 　　“如果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他就会照顾你，对不对？” 　　“他会照顾我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她皱起眉。我也不确定她相信。“你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禁不住微笑。“所有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我百分之百安全。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睡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姨妈，我想要和你一样。” 　　两小时后，我了无睡意地坐在楼上，瞪着一页书，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忽然，电话铃响了。 　　我好像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瞬间惊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我的心怦怦直跳，猜想最有可能是马里诺。我怕凌晨的场景会再次上演。 　　“喂！” 　　没人回答。 　　“喂？” 　　电话那头依稀传来鬼气森森的音乐，让我想起那种在清晨放映的外国电影或恐怖电影，或是那种老式唱机磨砂般的声音，然后，电话断了。 　　“咖啡？” 　　“嗯。”我应了一声。 　　这几个字足以代替互道早安。 　　不论我什么时候走进尼尔斯·范德的检验室，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咖啡？”我也永远会要上一杯。咖啡因与酒精是我的两大弱点。 　　在买车时，不像装甲车一样坚固的我绝不考虑，不系上安全带我绝不开车。我的房子里到处装有防火警铃，外加一套昂贵的防盗系统，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乘飞机，宁可坐了火车慢慢来去。 　　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我发誓绝不放弃。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三百多个病理学家同桌宴饮。这些人是全世界对疾病与死亡钻研最深的专家学者，但四分之三的人既不慢跑，也不做有氧运动；只要有车坐，绝不动脚；有位子坐时，绝不站着；除非是下楼或下山，比较不费气力，不然一见楼梯山坡，避之唯恐不及。三分之一的人抽烟，几乎每个人都喝酒，而所有的人无不开怀饕餮，好像人人没有明天。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飞行的荷兰人”。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你看报了没？”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全世界谁没看到。”我没好气地回答。 　　星期天的头版新闻比星期六晚上的更糟。巨大的横幅标题占据了整个报纸的上半页，每个字母足有一英寸高。边上有对洛丽·彼得森的专题报道，还有一张看起来很像是从毕业纪念册上翻拍的相片。艾比·特恩布尔的手段虽然不是很过分，但也够紧迫逼人了。她试过采访洛丽·彼得森住在费城的家人。据她声称，他们悲痛过度，无法置评。 　　“这种报道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范德说。谁不知道呢？“我想知道是什么人漏的口风，好将他们的手指吊起来。” 　　“那些警察从没学会沉默之道。”我告诉他，“如果他们学会闭嘴，他们就再也不能抱怨有人走漏了消息。” 　　“说不定确实是警察走漏了消息，但不管是谁，这种新闻快把我太太逼疯了。如果我们住在城里，她一定要我们今天就搬走。” 　　他走到桌前，上面堆满了打印出来的数据、照片和电话留言，还有个一夸脱的啤酒瓶，以及一块沾有干血的地板瓷砖，两样都放在有“证物”标签的塑料袋里。约十小瓶福尔马林散布四处，每一瓶里都有一段从第二节关节处被剪下来的指尖，上面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对未经指认但被严重烧伤，或已相当腐烂的尸体，用普通办法常常无法采到指纹。在这么一大堆悚厉的证物之中，一瓶凡士林强化保养乳液颇不协调地竖立在那里。 　　范德往手上抹了一些乳液，戴上一副白色棉布手套。丙酮、二甲苯和不断的洗手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对皮肤的杀伤力很大。如果他没戴手套就使用了一种显现隐性指纹的化学药剂茚三酮，我一望便知，因为他整个星期都会甩着发紫的手指走来走去。他一完成这套清早必行的仪式，就伸手一指，要我跟他到四楼的走廊。 　　几个房间过后是电脑室，里面干干净净像消过毒似的，摆满了各式淡银色的盒状机器，看起来活像太空时代的洗衣房。那具光滑直立、外形类似一套洗衣机与烘干机的是比对指纹的机器。它的作用是将不知名的指纹与储存在指纹数据库里的几百万个指纹比较，看看有没有人中奖。它简称FMP，经过先进的平行处理，这家伙一秒钟能比对八百个指纹。范德不喜欢枯坐在那里等结果，通常会把指纹搁在那里过夜，这样第二天一早来上班时就有结果可看。 　　范德在星期六已经完成了整个过程中最费时的部分，就是把指纹准备好输入机器。他得先将隐性的指纹拍照，放大五倍，在每张相片上放一张描图纸，然后用细签字笔描出最显着的痕迹，再把画过的指纹图缩小，使它与实际采得的指纹大小完全一致。最后他把相片粘在输出隐性指纹的纸片上，输入电脑分析，现在就等结果出来了。 　　范德坐在那里，好像一个钢琴独奏家在等待演奏。我几乎期待着他掀起白袍的下摆，伸直手指作准备。他的施坦威钢琴是一部遥控输入器，有键盘、屏幕、图像扫描仪、指纹图像器和其他各类机器。图像扫描仪可以同时输入指纹卡和隐性的指纹，指纹影像处理器则可以自动检验指纹的特性。 　　我看着他输入若干指令，然后按打印机的按钮。一长串嫌疑人的名单快速显现在有绿色条纹的印表纸上。 　　范德撕下印表纸的同时，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根据不同的案子，他将资料分成十个部分。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编号8801651上。这个号码代表在洛丽·彼得森身上发现的隐性指纹。电脑比对的过程很像是参加选举。可能相符的指纹称作候选人，再根据它们的分数排名。分数越高，表示候选人与输入的无名指纹越相像。以8801651为例，有一个候选人的分数就比其他的都要高，而且高出一千点之多，这只有一个可能。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对象。 　　或像范德脱口而出的那样：“这玩意儿热得发烫。” 　　中奖的候选人依程序被编为NIC112。 　　我真的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么看来，在她身上留有指纹的人在数据库有档案？”我问。 　　“不错。” 　　“意思是他可能有前科？” 　　“很可能，但不绝对。”范德站起来，走到有指证结果的终端机前，一面轻敲键盘，一面瞪着屏幕。他继续说：“也可能是其他的理由，比如说他是警察，或曾经申请开出租车的执照。” 　　他搜寻出那些指纹卡。顿时，那些放大了的蓝绿色旋涡盖印在嫌犯的指纹上，右边一行则列出嫌犯的性别、种族、生日与其他相关数据。范德将其打印出来，交给我。 　　我仔细研读结果，一遍又一遍地检查NIC112的身份。 　　马里诺一定会兴奋得半死。 　　电脑结果显示，毋庸置疑，激光在洛丽·彼得森肩膀上找到的隐性指纹属于马特·彼得森，她的丈夫。 　　第四章 　　我对马特·彼得森碰过洛丽的身体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当你看到有人好像死了，过去碰碰是很自然的反应。很多人都会去摸脉搏，或轻抓肩膀想摇醒那个可能已死的人。但有两件事让我不安：第一，这些隐性指纹之所以会被察觉，是因为留下指纹的人手指上有那种会发光的神秘物质，在其他勒杀案中也留有相同的证据。第二，马特·彼得森的指纹卡还没有被送入检验室，换句话说，电脑之所以会找出他，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记录。 　　我告诉范德我们需要查明彼得森留下记录的理由，看他是否有犯罪前科。就在这时，马里诺走了进来。 　　“你秘书告诉我你在这里。”他大声嚷嚷，以此代替打招呼。 　　他在吃甜甜圈。我看出他是从楼下咖啡机旁的盒子里拿的。罗丝常在星期一早上带甜甜圈来。他环视四周的机器，随手把一个信封递到我面前。“对不起，尼尔斯。”他嘟囔一声，“不过这个医生说，她要第一个看。” 　　范德好奇地看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个装着彼得森指纹卡的塑料袋。马里诺故意给我好看。我一肚子不悦。照一般程序，指纹卡应该直接交到指纹检验室，而不是交给我。这种事最容易引起同事之间的不满，他们以为你企图侵犯他们的领域，想凌驾于他们之上，事实上你可能压根儿没有这种心思。 　　我向范德解释：“我不希望这些指纹卡大剌剌地搁在你桌上，让别人有机会碰到。马特·彼得森说他回家前曾用过油彩，如果他手上还有痕迹，那些指纹卡上可能也有。” 　　范德睁大眼睛，他对这一可能大感兴趣。“当然，我们可以再用激光来检查。” 　　马里诺阴沉地瞪着我。 　　我问他：“那把野外求生刀怎么样了？” 　　他从手臂下夹的那一大叠东西里抽出另一个信封。“我正要送到弗兰克那里。” 　　范德建议先用激光检查一下，然后他又打印出一份NIC112的指纹，也就是马特·彼得森在他太太身上留下的隐性指纹，交给马里诺。 　　马里诺看了一眼，闷哼一声。“狗屎。”他抬头直视我。 　　他的眼睛里充满胜利的笑意。我对他这副德行已很熟悉，料到会出现这种场景。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看吧，法医大人，你是读过几本书，不过还是我了解人间烟火。” 　　我可以感到马特将会受到越来越紧迫的侦查，不过我仍然相信杀他太太的凶手是个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一刻钟后，范德、马里诺与我一起进入指纹检验室旁一个相当于暗房的房间。一个大洗手池旁的台面上陈列着指纹卡和野外求生刀。房间内一片漆黑。马里诺的肥大肚腩好不烦人地碰撞着我的左手腕。在激光之下，墨黑的指纹卡发出阵阵耀眼的闪光，连刀把也是。刀把由硬塑料制成，表面太粗糙，采不到指纹。 　　在那闪亮的宽刀刃上，有些肉眼看不到的残余物，还有几个范德撒了指纹粉后采集下来的不完整指纹。他弯腰望向指纹卡，用那双如鹰眼般锐利的专家眼睛迅速比较一番后宣布：“根据初步比对，这是他的，刀把上的指纹属于彼得森。” 　　激光关掉，我们再次置身漆黑之中。忽然，头顶上强光亮起，迫使我们回到令人丧气的水泥房间和白色塑料桌面之中。 　　我把护目镜推到头上，开始客观地一件件细数证据。范德还在摆弄激光，马里诺则点起一支烟。 　　“刀上的指纹不见得有什么意义。这把刀是彼得森的，当然会有他的指纹。至于那些发光的残余物，不错，很明显，当他去碰他太太并按下指纹时，他手上是有某种会发光的物质，但我们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和我们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是否一样，特别是是否和前三件勒杀案里找到的一样。我们可以试试用电子显微镜来扫描。如果走运，显微镜能帮我们鉴定这些残余物的基本成分，或检验其红外线光谱，查明这种残余物与我们在她身上和在以前案子中找到的残余物是否相同。” 　　“你在说什么？”马里诺难以置信地问，“你是指马特手上有种物质，凶手手上也有一种，在激光下看起来一样，但其实并不同？” 　　“几乎所有对激光有强烈反应的物质看起来都很像。”我慢慢地、很小心地回答，“它们门像白色的霓虹灯那样发亮。” 　　“没错，但大多数人手上并没有任何会发出白光的东西，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 　　我不得不同意。“大多数人是没有。” 　　“这好像是种古怪的小巧合。马特手上刚好有那种玩意儿，不论那到底是什么。” 　　“你说过他回来前在彩排。”我提醒他。 　　“他是这样说。” 　　“说不定我们该去收集他在星期五晚上用过的化妆品，然后拿回来检验。” 　　马里诺一脸不以为然地瞪着我。 　　二楼只有几台个人电脑，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台，它与二楼另一边的主机联机，不过就算主机出了问题，我至少可以用它来处理文件。 　　马里诺交给我在彼得森家卧室桌上找到的两张磁盘。我把它们放进电脑，查看目录。 　　屏幕上列出一个个文档或章节的目录，很显然，这是马特·彼得森的论文，主题是美国作家田纳西·威廉斯。“他最成功的剧本显露出在罗曼蒂克的儒雅表面下，一个充满了性与暴力的挫折世界。”引言的第一段如是开头。 　　马里诺站在我身后边看边摇头。 　　“上帝，”他哼了一声，“越来越妙了。难怪那家伙听说我们要他的磁盘就吓个半死，你看看这玩意儿。” 　　我继续往下看。 　　从我们眼前闪过的是成廉斯如何处理诸如同性恋与食人肉等引入争论的主题，里面提到粗暴的斯坦利·科瓦斯基，以及在《甜蜜的青春鸟》里被阉割的男妓。我不必有任何透视力就能读出马里诺的想法，他的想法与那种八卦杂志的封面一样陈腐。对他来说，这分明是色情文字，替精神病人充满性与暴力的反常幻想火上浇油。如果马里诺被迫去上戏剧学入门课程，他绝不能分辨现实与舞台的差别。像威廉斯这样的人，甚或是马特，创造这类剧本的人本身鲜少会有类似的经验。 　　我平视马里诺：“你觉得怎样？彼得森是个研究《旧约》的学者？” 　　他耸耸肩，目光再度转回屏幕。“嘿，你不能说主日学校会教这个。” 　　“《圣经》也不教强奸、用石头砸死人、砍人脑袋或嫖妓。现实中，写《冷瓶》的杜鲁门·卡波特也不是连环杀手，警官。” 　　他从电脑旁边走开，坐到一把椅子上。我移动转椅，隔着宽阔的桌面面对他。通常，他来我的办公室时，喜欢站在那里，像塔一般对我当头罩下。但这次他坐在那里，我们四目相对。我知道他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把这玩意儿打印出来如何？看来很适合当成睡前读物。”他假惺惺地微笑，“谁知道？说不定这个美国文学畸种也套用那个性虐狂萨德的话。” 　　“ 萨德是法国人。” 　　“管他呢！” 　　我勉强压抑怒火。我在想：如果有个法医的太太被谋杀会怎么样？马里诺往法医的书房一看，发现一本接一本有关虐杀的案子，会不会觉得挖到了宝贝？ 　　他眯起眼又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直到吐出一线细烟，才说：“看来你对彼得森的印象好得很。为什么？因为他是艺术家，还是因为他是个炙手可热的大学生？” 　　“我对他谈不上什么印象。”我回答，“我对他一点也不清楚，但他不符合勒杀这些女人的嫌犯素描。” 　　他想了一想。“嗯，我倒是知道他。医生，你看，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他从条纹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两卷录音带，扔在桌面的记事簿上，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掏出烟，也点上一根。 　　“让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当时我、贝克和他全在厨房里，嗯？医护人员刚把尸体搬走，突然，彼得森整个人完全变了样。他在椅子里坐直了一点，脑筋清楚，手开始挥来挥去，好像在做戏似的。简直不可思议。有时候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声音沙哑，脸色阵红阵白。我在想，他不是在回答问题，是在演戏。” 　　他往椅背上一靠，松开领带。“我在想，以前我在哪里看过这等场面。在纽约时我遇过像钱宁·安瑞德那种人。他一身丝质西装，抽进口烟，连耳朵里也冒得出迷死人的气息。他的圆滑让你开始对他特别礼遇，忘记了一个好像不大紧要的细节，就是他一生中干掉了不止二十个人。还有那个龟公费尔，他用衣架打他手下的姑娘，打死了两个。但他在那间用来掩饰妓院的餐馆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为死去的妓女悲伤不已。他隔着桌子靠近我说：‘拜托你找出是谁干的，彼得，这个人一定是个野兽。噢，试试这种酒，彼得，顶不错的。’我看得多了。彼得森就像安瑞德或费尔那些龟儿子一样令人起疑。他在那里对着我表演。我坐在那里问自己，这个哈佛宝宝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他以为我是个骚娘们儿还是怎的？” 　　我把录音带放进设备，没有搭腔。 　　马里诺向我点点头，要我按键开始。“第一场。”他开玩笑似的宣布，“场景：彼得森家的厨房。主角：马特。角色类型：悲剧人物。他面色苍白，眼露悲伤。他瞪着墙壁，我嘛，正在脑子里看场电影。我从没去过波士顿，对哈佛也不了解，不过在我脑海里，我看到了老砖墙和常春藤。” 　　录音带突然开始，彼得森的一个句子说到一半，马里诺就此闭口。彼得森正在讲哈佛，回答他什么时候遇到洛丽的问题。多年来我听过不少警察的询问，但这问题问得奇怪。这有什么重要？彼得森在大学时代怎么追洛丽与她被杀有什么关系？我心中一动。 　　马里诺在刺探，想找出彼得森隐藏的一面。马里诺在寻找线索，任何可能显示彼得森有执迷不悟、扭曲现实或心理变态行为的线索。 　　我起身关上门，不让别人来打搅，录音机里的声音平静地继续。 　　“我很早就见过她。在校园里，这个金发女孩抱着一摞书，完全没有注意到外在的世界，好像在赶时间，有好多事情在她心头。” 　　“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你注意到她，马特？” 　　“很难说，虽然只是远远地看着，但我就是对她感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她通常都单独一人，来去匆匆。她是，噢，很自信，好像很有目标。她让我感到好奇。” 　　“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吗？你看到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她远远看上去就让你感到好奇。你明白我的意思？” 　　“噢，我想不是。我是说我和别人一样也会注意到其他人，但对她，对洛丽，这完全不同。” 　　“说下去。所以你终于认识了她。在哪里？” 　　“在一个派对上。春天，五月初。派对在校园外我室友的朋友的公寓里举行，那人刚巧是洛丽实验室的同伴，她就去了。她进来时大概九点，我原来已经打算要走了。她的实验室同伴，我想他叫蒂姆，给她开了瓶啤酒，他们开始讲话。我以前从没听过她的声音。女低音，听起来很舒服，非常好听。那种会让你四处去找谁在说话的声音。她在说某个教授的小故事，四周的人听了都在笑。洛丽有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每个人注意的本事。” 　　“换句话说，你没有离开。你看到她，于是决定留下来。” 　　“ 是。” 　　“那时候她长什么样？” 　　“她的头发比较长，爱把头发扎高，就像芭蕾舞演员。她身材纤细，很迷人。” 　　“看来你喜欢纤细的金发女郎。你觉得这样的女子很吸引人？” 　　“我只觉得她很吸引入，如此而已。而且不只是相貌，还有聪慧，是她的聪慧让她这样特别。” 　　“还有别的吗？”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会被她迷住。”马里诺停了一下，“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着迷是件奇妙的事。为什么你会遇见一个人，然后深深意识到那种吸引力？好像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清醒了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主啊，我真的不知道。” 　　再次出现停顿，比上次更长。 　　“她是那种引人注意的女子？” 　　“绝对是，一向如此。不论何时何地，或是有我的朋友在场，她总是比我出风头。我一点也不在意，老实说，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坐在一旁看这种情况发生。我会去分析，想要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受她吸引。那种吸引力你要不就有，要不就没有，无法刻意制造。她没有试，天生就有。” 　　“你说以前在校园看到她时，她像不太搭理人的样子。其他时候呢？我想知道，她对陌生人是不是常常很友善。你知道，比如她在商店或加油站时，会和不认识的人谈话吗？或有人敲门，比如送货的，她是那种会请人进来的人吗？很友善的那种。” 　　“不，她很少同陌生人说话，而且我知道她不会邀请陌生人进屋。她从不这样做，特别是我不在的时候。她以前住在波士顿，知道住在城里的危险性。而且她在急诊室做事，熟悉暴力事件，看过坏事发生。她不会邀请陌生人，我也不认为她在这方面会让人有机可乘。事实上，当这里开始发生谋杀案后，她感到很害怕。我周末回家时，她很不愿意我离开……比以前更不愿意。因为她不喜欢晚上一个人在家。近来情况更严重。” 　　“如果她因为这些谋杀案而感到不安，她应该小心把所有窗子都锁好才是。” 　　“我告诉过你，她可能以为已经锁好了。” 　　“但你不小心留了一扇没锁，上周末你重装纱窗时，忘了锁上浴室的窗。” 　　“我不确定。但那是我想到的唯一可能……” 　　贝克的声音出现了：“她有没有提到有人来你们家，或是在别处遇到什么人让她紧张？任何这类的事。说不定她注意到附近有辆陌生的车，或者她疑心可能有人在跟踪或偷窥她。说不定她遇见什么人，而那个人把她杀了。” 　　“她从没提过。” 　　“如果有那类事发生，她通常会告诉你吗？” 　　“当然。她每件事都会告诉我。一个或两个星期前，她以为她听到后院有声音，就叫了警察。有巡逻车来过，结果只是一只猫在翻垃圾筒。我的意思是：她告诉我每件事。” 　　马里诺的声音再次响起：“除了工作，她还做些什么？” 　　“她有些朋友，其中有两个也在医院工作的女友，有时候她们一起去吃饭、购物或看电影。大概就这样了。她工作非常忙碌。一般来说，她不是工作就是回家。她看书，偶尔练习小提琴。周一到周五工作，然后回家，睡觉。周末她留给了我，那是我们的时间。周末时我们在一起。” 　　“上个周末是你最后一次看到她？” 　　“星期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就在我开车回夏洛茨维尔之前。那天我们没有出门，外面在下雨，天气湿冷，我们留在家里喝咖啡，聊天……” 　　“在周一至周五期间你多久跟她联络一次？” 　　“很频繁，只要有机会我们就通话。” 　　“最后一次是昨晚，星期四晚上？” 　　“我打电话告诉她，排练后我就回家，可能会比平常晚一点，因为这一次是穿了演出服的彩排。本周末她已经排出空当。如果天气好，我们想开车去海边。” 　　沉默。 　　彼得森在挣扎。我可以听到他深深吸气，试着镇静下来。 　　“你昨晚和她说话时，她有没有提到什么问题？比如有人到你们家来，有人在她工作的地方打搅她，或是接到奇怪的电话，任何诸如此类的事。” 　　还是沉默。 　　“没有，她没有提到任何这类事。她心情很好，一直在笑……期待着，噢，期待着周末。” 　　“再多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她的事，马特。任何你觉得可能有用的小事。她的背景，她的人，对她重要的事。” 　　他机械地说下去：“她在费城长大。她父亲是个卖保险的推销员，她有两个弟弟。医学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是她的使命。” 　　“她想要成为哪种医生？” 　　“整形外科。” 　　贝克：“哦？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当她十岁或十一岁时，她母亲得了乳腺癌，做了两次切除乳房的手术。她母亲活了下来，但自尊心全毁了。我猜想她觉得自己变得残缺、没有价值，没有人要碰她。洛丽有时会谈及此事。我想她是要帮助那些遭遇这种困境的人。” 　　马里诺：“她也拉小提琴？” 　　“是。” 　　“她有没有开过演奏会或参加交响乐团，任何这类公开的活动？。 　　“她应该有过机会，我想。但她没有时间。” 　　“别的呢？比如说，你对演出感兴趣，现在正在演舞台剧。她也喜欢戏剧吗？” 　　“她非常感兴趣。我们刚认识时，这一点是让我对她着迷的理由之一。我们离开那派对，就是第一次碰面的派对，在校园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当我告诉她我选修的一些课时，我发现她的戏剧知识非常丰富，我们开始谈剧本和相关话题。那时我正迷易卜生，所以我们就谈他，谈现实与幻觉，在人与社会里什么是诚实，什么是丑恶。易卜生最有力的主题之一是对家庭疏离的感觉。唉，与家分离。我们谈到那些，而她令我惊奇。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笑着说：‘你们艺术家总以为只有你们才能了解这类事。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有相似的感觉、相同的空虚感、相同的寂寞，只是我们没有表白的工具，所以我们忍了下来，不断挣扎。感觉就是感觉，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有差不多的感觉。’我们开始争论，气氛很友善。我不同意她的话。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敏感，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隔离，一种被隔离、与众不同的感觉，” 　　“这是你的感觉？” 　　“是我能够了解的。我不见得能感受到别人所有的感觉，但我能够了解。没有任何足以让我惊奇的事。如果你研读文学、戏剧，必然会接触到人类的情绪、需求和冲动等各个层面，其中好坏都有，我很自然地进入另一个人的心绪，去体会他的感觉，去表现他会做的事，但这并不表示我就是那样的人。我想如果我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要有这类经验的需求，我需要去分析，了解我刚才提到的各种不同的人类情绪。” 　　“你能了解那个对你太太做出这种事的人的情绪吗？” 　　一阵沉默后，彼得森的声音低到几不可闻：“上帝！不，我不了解！” 　　“你确定？” 　　“不，我是说，不错，我确定，我根本不想了解！” 　　“我知道要你去想会很困难，马特。但如果你能了解凶手的想法，将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比如说，你在创作一个像这样的凶手角色，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那个狗娘养的！”他声音撕裂，怒火中烧，“我不知道你干吗要问我。你们是警察！你们该去查！” 　　他突然又陷入沉默，好像唱针从唱片上被人提起。 　　好长一段时间，除了马里诺清喉咙和一把椅子被人拉动的声音，录音带上寂静无声。 　　然后，马里诺问贝克：“你车里还有没有多的磁带？” 　　是彼得森低声回答，我想他在哭泣。“在我卧室里有两卷。” 　　“嗯，”马里诺的声音很冷、很慢，“谢谢你，马特。” 　　二十分钟后，马特·彼得森开始讲他如何发现他太太的尸体。 　　只能听声音却看不见人实在糟糕。没有别的事来让你分心，我在他描述的景象与回忆里沉浮。他的话把我带入我不想进入的黑暗区域。 　　录音继续。 　　“唉！我很确定这点，我没有先打电话，从来不打。我只是离开，然后回家，从不留下来闲谈。就像我说过的，嗯，彩排一结束，场景和服装收好后，我就离开了夏洛茨维尔。我想那时接近十二点半。我急着赶回家。一整个星期我都没见到洛丽了。当我把车停在屋前时，已经接近凌晨两点，我第一个反应，是注意到灯没开，她一定已经上床睡觉。她的日程表排得非常紧凑。一次工作十二个小时，再休息一天，这不符合人体的生物钟，完全不符。她星期五做一整天，直到午夜，星期六，嗯，就是今天休息。明天她从午夜开始，做到星期一中午。星期二休息，星期三再从中午到午夜。一向是这样排的。我开了前门，打开客厅的灯。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正常。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没有理由去注意不寻常之处。我倒是记得走廊的灯关着。我之所以会注意，是因为她通常都为我开着。我每次都直接走进卧室。如果她不是太累，不过这种情形几乎不曾发生，我们会坐在床上喝点酒，谈天，嗯，熬夜到很晚才睡。我觉得很迷惑。嗯，有件事让我不能明白，就是卧室。起先我看不到是因为没有灯。但很快，我就觉得不对劲。几乎像是我还没看到，就已经感觉到了，像是野兽能感觉到有事发生。而且，我觉得闻到了一股气味，但不能确定，这更加让我不安。” 　　马里诺：“哪种气味？” 　　沉默。 　　“我在试着回忆。我只有模糊的意识，但已经让我觉得奇怪。那是一种很难闻的气味，好像很甜，但又腐烂了似的。很怪。” 　　“你的意思是人体发出来的一种气味？” 　　“很像，但又不完全一样。很甜，很难闻，很冲，还有汗味。” 　　贝克：“你以前闻过吗？” 　　他停了一下。“没有，我从没闻过类似的气味。肯定没有。气味很淡，但可能因为我一进卧室，看不到也听不到，所以才会注意。第一样让我感觉到的就是那股奇怪的气味，它在我心头掠过，很怪……说不定洛丽在床上吃东西，我不知道。像是，嗯……像是松饼，上面浇了糖浆。我想她可能生病了，可能乱吃吃坏了身体。呃，有时候她会拼命吃。当她压力太大、太焦虑时，会吃一大堆高油脂的食物。自从我开始往返夏洛茨维尔后，她胖了许多……” 　　他的声音现在颤抖得很厉害。 　　“嗯，那股气味像是有病，很不健康，仿佛她生病在床上待了一天。难怪所有的灯都关了，没等我回来。” 　　沉默。 　　马里诺：“然后呢，马特？” 　　“然后，我的眼睛开始适应黑暗，但我不能理解看到的东西。昏暗之中，我辨识出床来，但不明白床套为什么会垂在那里。而她，用那么奇怪的姿势朝天躺着，还一丝不挂。我还没明白，但我的心已经跳了出来。当我开了灯，我看到她……我在尖叫，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好像我在脑子里尖叫，又像我的脑子从头颅里飞了出来。我看到床单上的污痕，那红色……从她口鼻冒出来的血，她的脸。我认不出来那是她。那不是她，不像她，一定是别人，有人在开玩笑。一个恐怖的幻觉。那不会是她……” 　　“你接下来做了什么，马特？你有没有碰她，或是弄乱卧室的东西？” 　　停了好一会儿，只有彼得森浅促的呼气声。“不，我是说，是，我碰了她。她的肩膀，还是手臂，我不记得了。她还是温热的，但当我去摸她的脉搏时，却找不到她的手腕，因为她躺在上面，手却在背后，她被绑了起来。然后，我开始摸她的脖子，看到陷入她皮肉的电线。我想我试过去感觉她的心跳，或试着去听，但我不记得了。我知道，她死了。她那副样子一定是死了。我跑进厨房。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或甚至是拨过电话。但我知道我报了警，然后我走来走去，只是走来走去，我从卧室走进来走出去，我靠墙大哭，又对她说话。我一直对她说话，直到警察赶到。我告诉她这不会是真的。我不断向她走过去又退回来，求她不要让这成真。我在听是不是有人到了。我等了又等，时间像是永无止境……” 　　“你有没有动任何东西，那根电线之类的？你记得吗？” 　　“不，我是说就算动过我也不记得了。噢，但我想我没动过。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我。我本来想把她盖起来，但又停了下来，有种预感告诉我不要去碰。” 　　“你有没有刀？” 　　沉默。 　　“刀，马特。我们发现一把刀，野外求生刀，刀鞘上有磨刀石，刀柄上有指南针。” 　　他好像很迷惑。“噢，嗯，我几年前买的，只要五美元九十五美分就可以从邮购目录上买。噢，以前我去野外时常带着。刀柄里有鱼线和火柴。” 　　“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 　　“在桌上，它一直都放在桌上。我想洛丽用它来拆信，我不知道。它在桌上有几个月了。或许她觉得放在外面更安心。晚上家里只有她一人，又有这些事发生。我告诉她我们可以养只狗，但她对狗毛过敏。” 　　“如果我没听错，马特，你告诉我你最后一次看到那把刀时，它放在桌上。那会是什么时候？上星期六，星期天，你在家的时候，就是你换浴室纱窗的那个周末？” 　　没有任何反应。 　　“你知道你太太为什么会动那把刀子，像是把它塞进抽屉？她以前有没有这样做过？” 　　“我想没有。它一直在桌上，几个月来都在灯旁边。”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衣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在毛衣和一盒保险套之下找到这把刀？我猜那是你的衣柜抽屉。” 　　沉默。 　　“不，我无法解释。你在那里找到了它？” 　　“不错。” 　　“那些保险套。已经放在那里很久了。”空洞的笑声听起来就像在喘气，“在洛丽改服避孕药前买的。” 　　“你确定，关于保险套的部分？” 　　“我当然确定。我们结婚三个月左右后她开始吃药。我们在搬到这里不久前结的婚，不到两年。” 　　“听好，马特，我要问你几个私人问题，但我要你明白我不是找你麻烦，或要你好看。我有理由。有些事我们一定得知道，这是为你好，明白吗？” 　　沉默。 　　我可以听出马里诺点了一根烟。“那我就问了。那些保险套。除了你太太之外，你还和其他人有过性关系吗？” 　　“绝对没有。” 　　“你周一到周五不住在这里，如果是我，我可能会禁不住——” 　　“但我不是你。洛丽是我的一切。我没有和别人发生任何关系。” 　　“说不定和你一起演戏的？” 　　“没有。” 　　“可我们会做这种事，人类本性嘛。像你这样的帅哥，嘿，女人可能自己送上门来。谁会怪你呢？如果你另有情人，我们必须要知道，可能会与案情有关。” 　　他的声音低如蚊蚋：“不，我告诉过你，没有。除非你要指控我，不然怎么会有关。” 　　贝克：“没人要指控你，马特。” 　　有东西滑过桌面的声音，可能是烟灰缸。 　　然后马里诺问：“你跟你太太最后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沉默。 　　彼得森的声音在发抖。“上帝啊！” 　　“我知道这是你的隐私，但你必须告诉我们。我们有理由要知道。” 　　“星期天上午，上星期天。” 　　“你知道我们会检查，马特。检验室的专家会检查所有东西，所以我们会知道血型，会进行比较。我们需要你的血液样本，就像我们需要你的指纹一样。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她的，以及什么可能是凶手的——” 　　录音突然中断了。我眨眨眼，这几小时以来，我的眼神似乎第一次集中。 　　马里诸伸手去拿录音机，取出带子。 　　他作了结语：“之后我们带他去里士满医院，让他接受测验嫌疑人的那一套检测。贝蒂现在正在验他的血，看比较的结果。” 　　我点点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现在是中午，我觉得自己好像要生病。 　　“是很怪，嗯？”马里诺忍住不打哈欠，“你也看出来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家伙有问题。任何发现自己的太太那个样子，之后居然能够坐在那里以那种态度说话的人都有问题。大部分人都说不出什么。如果我让他说下去，他可以一直说到圣诞节，一大堆美丽的词句，诗情画意的。他这人很滑溜，照我看来，就是他，没错。他滑溜到让我毛骨悚然。” 　　我摘下眼镜，揉揉太阳穴。我的脑子发烧，脖子的肌肉在起火，检验罩袍下的丝质衬衫全湿了。我好像充电过度，一心只想把头枕在手臂上，就此沉沉睡去。 　　“文字是他的世界，马里诺，”我听到我的声音在说，“一个画家会为你画画，马特则用他的文字来画画。这是他生存的方式，也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像他这样的人，用语言来表现就等于在思考。”我重新戴上眼镜，看向马里诺。他一脸不解，肉嘟嘟、满布风霜的脸发红。 　　“嗯，那把刀呢？上面有他的指纹，他却说是他太太用了几个月。刀把上又有那种会发光的玩意儿。而且那把刀在他的衣柜抽屉里，像故意藏起来似的。这难道不会让你起疑？” 　　“我想这把刀可能曾经在洛丽的桌子上，但她很少用，而且如果只是偶尔用来拆信，她没有理由去碰刀刃。”我脑海里的景象逼真得像是确有其事。“我想可能凶手也看到了这把刀。说不定他把刀抽出来，甚至用了它……” 　　“为什么？” 　　“为什么不？” 　　他耸耸肩。 　　“他说不定用它来对付人，”我猜测，“变态，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天知道，我们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可能问起这把刀，用她的刀或她丈夫的刀来折磨她。如果她像我猜测的那样试着同他讲话，他可能由此得知这把刀是她丈夫的。他想：‘我要用它，然后放在抽屉里，警察一定会找到。’也可能他连想都没想，说不定只是觉得好用。换句话说，这把刀可能比他带来的要大，他注意到这把刀，然后用了它，但并不想带走，于是把刀子塞在抽屉里，希望我们不会发现他用过……就这样简单。” 　　“或者就是马特干的。”马里诺直截了当地说。 　　“马特？你想想看，一个做丈夫的会去捆绑、强奸自己的太太吗？他会打断她的肋骨和手指？他会慢慢勒死她？这是他爱的人，或者曾经爱过的人。他和她睡觉、吃饭、说话、生活。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陌生人，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发泄肉欲与暴力的物件。你又怎么把这个丈夫谋杀太太的案子与前三件勒杀案联系起来？” 　　他显然已经想过了。“前三件案子都在午夜后发生，在星期六凌晨，差不多正是马特从夏洛茨维尔回家的时间。说不定他太太因某种理由对他起疑，而他决定杀了她。说不定他模仿另三个案子的手法去杀她，让我们以为是那个连环杀手干的。说不定他本来就打算杀他太太，但他先杀了那三个，使他太太的惨死看起来像是同一个无名凶手干的。” 　　“你的说法很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情节。”我把椅子向后推，站了起来，“但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谋杀案通常非常简单。我相信这些案子其实并不曲折。没有隐藏的故事，就是那种随机的、不把人当人的谋杀案。凶手跟踪被害人，熟悉到某种程度后，知道什么时候是下手良机。” 　　马里诺也站了起来。“呃，在现实生活中，斯卡佩塔医生，尸体上不会有那种恐怖的荧光小点，更巧的是那个发现尸体又到处留下指印的死者丈夫手上正好有一样的小光点。在现实生活里，被害人也不会有帅哥演员做丈夫，那种写得出性与暴力、吃人与同性恋论文的怪胎。” 　　我平静地问他：“彼得森闻到的气味，你到达现场时是不是也闻到了？” 　　“没有，完全没闻到。如果他说的是真话，他闻到的说不定是精液。” 　　“我想他应该知道精液的气味。” 　　“但他并没想到会闻到，刚开始他没有理由想到。至于我，当我走进卧室时，并没有闻到他描述的气味。” 　　“你记得在其他案子里有奇怪的气味吗？” 　　“没有。这更加让我怀疑。这如果不是马特的想象，就是他编的，想使我们偏离正道。” 　　我忽然想起。“前三个案子中，一直到第二天，那些女人才被发现，那时她们已经死了不止十二个小时。” 　　马里诺在门口停住，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你是说马特回家时凶手刚刚离开，而且那凶手有股奇特的体味？” 　　“不是不可能。” 　　他的脸因愤怒而收紧。当他大步走开时，我听到他在低吼：“该死的女人……” 　　第五章 　　第六街的购物中心很像水湾商场，只是不在水边。它坐落在市中心金融区的北面，是那种披满钢化玻璃，开放又明亮的购物胜地。我很少外出吃午饭，今天下午更不能享受达等奢侈。一小时之内我还有约会，又要处理两起意外死亡和一桩自杀案，但我现在迫切需要放松。 　　我对马里诺很敏感。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医学院。 　　在霍普金斯，我们班只有四个女生。刚开始我太天真了，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每当教授叫我名字时，椅子砰砰作响、纸张噼啪翻动原来并非巧合。过去的试卷四处流传，但总没有我的份儿也不是偶然。当我有几次错过上课、必须借笔记时，那些借口——“你认不出我的字”或“我借给别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那个牢不可破的男人圈子里，我像只小昆虫，只有被陷害的份儿，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最残酷的惩罚是隔离。我从来不认为只因不是男人，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一个女同学后来退学了，另一个弄到神经崩溃。生还是我的希望，成功是我对他们的报复。 　　我以为那种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但马里诺又把它们带了回来。这次我比平常软弱，因为这几个案子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不想单独对付，但马里诺好像心意已定，不只是对马特·彼得森如此，对我也是。 　　中午的散步很有舒缓作用，明亮的阳光在前车窗上眨眼。购物中心的两扇玻璃大门一开，就吹进了春天的微风，而美食街不出所料地拥挤。我一边等着买色拉，一边闲望路人。一对对年轻人靠着小桌谈笑。我注意到有些满怀心事的职业女性，身着昂贵的套装，独自一人啜着低卡可乐，或是细嚼三明治。 　　可能就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猎物，一个大公共场合，那四个女人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在这类快餐摊收了她们点的菜单。 　　但有个很重要却让人不解的问题，是那四个被谋杀的女人并不在同一个区域工作或居住。她们出入同一家餐厅、银行的可能性不大。里士满很大，每个区都有主要的商业区域和兴盛的购物中心，人们一般很少跨区消费。像我一般都去西区的购物中心或餐馆，只有上班时例外。 　　那个收下我希腊色拉点菜单的女人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巡视，好像觉得我很面熟。我不悦地猜想她是否看过星期六晚报上的照片。再说每当弗吉尼亚中部发生耸人听闻的谋杀，本地的电视台就会立刻从档案里找出我曾在电视上露脸的录像或那种法庭素描，说不定她看过那些。 　　我一向不希望引入注目，只想完全隐藏在人群之中，但有几个原因令我不能如愿。全国的女性首席法医屈指可数，所以记者对抓拍我或从我口中挖消息特别热衷。我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我“容貌出众”、“金发闪耀”、“端庄”，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形容词。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那里有群人蓝眼睛淡肤色，与法国东南部萨瓦地区、瑞士、奥地利等地的人通婚。 　　斯卡佩塔传统上是个种族意识强烈的家族，到了美国仍只与意大利裔通婚，以保证血统纯正。我母亲告诉我无数次了，她最大的失败是没有生儿子，两个女儿又不足以传宗接代。多萝茜的女儿露西有一半拉丁血统，而以我的年纪与未婚的身份，眼看没有多少指望。 　　我母亲每次悲悼她的家族到此走上绝路时，常常忍不住哭泣。“那么优良的血统，”她呜咽着，特别是节庆前夕，她本该被一大群可爱的孙儿围绕，“多可惜，空有这么优良的血统！我们的祖先！建筑家，画家！凯，凯，就这样完了，实在太可惜了，就像那些在葡萄藤上没人摘的好葡萄。” 　　我们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罗纳，据我母亲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出了不少文艺大家，如但丁、皮萨诺、提香、贝里尼和保罗·卡利亚里。她坚信我们同这些名人是亲戚。但据我所知，贝里尼、皮萨诺和提香虽然对维罗纳画派有影响，但他们其实是威尼斯人；诗人但丁则是佛罗伦萨人，在教廷之争后遭到放逐，便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维罗纳不过是他去利维尼奥途中的歇脚处。老实说，我的直系祖先是铁路工人或农夫，两代之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卑微移民。 　　我手提一个白色袋子，再度愉快地拥抱这温暖的下午。人行道上满是去吃午餐或已酒足饭饱的路人。我在街角等待绿灯，看到街对面有两人从一家中国餐馆走出，那眼熟的金发使我自然地转过身去。是比尔，鲍尔斯，州检察官。他戴着一副墨镜，似乎正与州公共安全处处长诺曼·坦纳专注地讨论。刹那间，鲍尔斯直瞪着我，但并来回应我的挥手致意。也许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再挥手。之后，这两人就消失在拥挤的无名脸孔与匆匆步履中。 　　冗长的等待后，绿灯亮起。我过街走到一家电脑软件店时，立刻想到了露西。进店后我发现有一款软件她一定会喜欢，不是电脑游戏，而是历史入门，介绍艺术和音乐，还有问答。昨天我们在公园租了一条小脚踏船游湖。她把船驶进喷泉，让我来了个小小的淋浴，我也像小孩一样冲她泼水。我们喂鹅吃面包，吃葡萄刨冰，吸得舌头都变成冰蓝色。星期四早上她要飞回迈阿密，下次见面得等到圣诞节，如果今年我还有机会看到她。 　　我走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走廊时已是一点四十五分。本顿·韦斯利早来了十五分钟，正坐在沙发上看《华尔街日报》。 　　“希望你袋子里有好喝的。”他一面开玩笑，一面折好报纸，拿起公文包。 　　“红酒醋，包你喜欢。” 　　“天杀的，我不在乎。有时候真想来一杯，我还幻想门外冷饮机中装的其实是杜松子酒。” 　　“听起来像在浪费你的想象力。” 　　“那可不，只不过这是唯一我会在女士面前公布的幻想。” 　　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驻里士满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他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四处奔波，就是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讲授谋杀侦查课程，以及投诸心力在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和引导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这个计划最有创意的想法之一是建立区域小组，结合一个调查局的分析专家与一个经验丰富的凶杀组警探。里士满警察局在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就申请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支持。马里诺不仅是里士满的警探，也是韦斯利在本区队的同伴。 　　“我来早了，”韦斯利向我道歉，跟着我走进走廊，“我直接从牙医那里来。如果你在我们交谈时吃午餐，我不会在意。” 　　“嗯，可我会在意。”我说。 　　他好像突然想到这一点，一无表情的脸出现了一抹不好意思的微笑，“我忘了，你不是凯戈尼医生。你知道，他常在验尸间的桌上放些奶酪饼干，操刀半途会停下来吃点心，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里面有冰箱、冷饮机和咖啡机。 　　“算他走运，没得肝炎或艾滋。” 　　“艾滋？”韦斯利笑了起来，“那会是报应。” 　　像很多我认识的保守男人一样，凯戈尼是出名的同性恋恐惧狂。“只是些该死的怪物。”当某种人被送去验尸时，据说他常常这样嘟囔。 　　“艾滋……”我把色拉塞进冰箱，韦斯利还在对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他会怎么解释。” 　　我渐渐开始喜欢韦斯利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有几分保留。乍看之下，他正符合一般人对于刻板的认识，从头顶到脚上的弗罗生牌鞋子都是不折不扣的联邦调查局干员装扮。他脸上线条分明，一头早白的银发好像在宣告主人的个性转为温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精瘦结实，身着做工精致的卡其西装，打了条蓝丝印花领带，看起来像个出庭的律师。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没穿过未经浆熨的白衬衫。 　　他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在进入调查局前曾在达勒斯的一所高中当校长。他从调查员做起，参加过隐藏身份的地下活动，由此揭发黑手党的人马。但最后他又回到起点。人格分析专家是从事思考分析的学院派学者，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是魔术师。 　　我们拿着咖啡出来，然后向左转入会议室。马里诺坐在长桌边，正在看一份厚厚的卷宗。我有点惊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他会晚到。 　　我还来不及拉出一把椅子，便听到他简单地宣布：“我刚去过血清检验那里。我想你会对结果感兴趣。马特·彼得森是A型，是个非分泌者。” 　　韦斯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那个你提到的死者的丈夫？” 　　“嘿，一个非分泌者。跟搞死那些女人的家伙一祥。”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非分泌者。”我实事求是地说。 　　“没错，”马里诺说，“十分之二。” 　　“像里士满这样大小的城市，有四万四千人符合条件。如果只算男人，也有两万两千。”我再加一句。 　　马里诺点起一根香烟，从一次性打火机上方斜视我。“你知道吗？”他每发一个音，香烟就跟着抖动。“你越说越像个该死的辩护律师。” 　　半小时后我坐在桌首，他们分坐在我两边。我们面前是那四个受害女子的照片。 　　这是侦查过程中最困难且最花时间的部分——分析凶手、被害人，然后再分析凶手。 　　韦斯利在描述凶手，解读案子的情绪层面。若这些案子显现出来的情绪是冷酷的，算计好的愤怒，他往往异常准确，而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我打赌他是白人，”他说，“但我不能以名誉担保。塞西尔·泰勒是黑人，被害人有黑有白很不寻常，除非凶手寻求急切的心理补偿。”他拿起一张塞西尔·泰勒的照片，照中人深色皮肤，生前一定很可人，在北区的一家投资公司做接待员。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她被绑起来勒死，赤裸着躺在床上。 　　“但这种人越来越多，趋势如此。很多性残杀案中，凶手是黑人而死者是白人，但很少有相反的情况，像白种男人奸杀黑种女人。不过，如果女子是娼妓则例外。”他面无表情地扫视摆出来的照片，“这些女人显然不是妓女。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一些。” 　　“没错，但她们不是。”马里诺顶了一句。 　　韦斯利没有笑。“至少她们之间应该有所关联，彼得。凶手的选择，”他摇摇头，“非常奇怪。” 　　“弗特西斯怎么说？”马里诺问，他指的是研读这个案子的法庭心理学家。 　　“他没说多少，”韦斯利回答，“今天早上我才和他谈过。他不愿意表示明确的意见。我想这次的医生谋杀案让他重新考虑了几件事，但他仍觉得凶手是白人。” 　　梦里出现过的那张脸再度骚扰我的心灵。那张没有五官的白脸。 　　“他可能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韦斯利继续审视他的水晶球，“因为这些凶杀案并未发生在一个特定地区，他要有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卡车或旅行车。我猜他先把车停在一个不引入注意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他的车会是较老的车型，可能是美国车，颜色很暗或不起眼，像黄白色或黑色。换句话说，他可能开一辆便衣警察会开的那种车。” 　　他不是在说笑。这类凶手通常醉心干警察的工作，甚至模仿警察。这种变态凶手犯案后典型的行为是加入侦查。他想帮助警方，提供深入的想法与建议，帮助援救队去找寻被他丢弃在树林里的尸体。他会想也不想就去警察共济会的休息室，与下班的警察共饮啤酒。 　　有人推测全部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一拥有变态人格。由基因来看，这些人无所畏惧，而且善于利用人、操纵人。如果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或许能成为一流的间谍、战争英雄、五星上将、大公司的亿万富翁和詹姆斯·邦德。反之就成为大奸大恶，如暴君尼禄、希特勒、理查德·斯派克和特德·邦迪，虽然反社会，但在病理学上又算是正常的人。他们犯下惨案却毫无悔意，也不觉得应该负责。 　　“他是一个独行客，”韦斯利继续说，“虽然一般熟识的人可能觉得与他相处挺愉快，甚至认为他很迷人，但他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和任何人接近。他是那种会上酒吧钓女人，跟她做爱，事后觉得非常沮丧不满的人。” 　　“难道我会不知道？”马里诺打了个呵欠。 　　韦斯利详细解说。“他会从充斥暴力的色情片、侦探杂志、虐待与被虐上得到更多满足，而且早在开始作案前就沉迷在残暴的性幻想中。他一开始通过窗子偷窥独身女子，然后越陷越深。接着他强奸、强奸越变越凶残，最后终至谋杀。随着被害人增加，残暴的程度越来越高。强奸不再是他的动机，谋杀才是。谋杀再也不够，必须要加虐待。” 　　他伸开手臂，露出一截笔挺完美的白色袖口，拿起洛丽·彼得森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慢慢审视，表情平静。他轻轻把面前的照片推远一点，转向我。“很显然，在彼得森医生的案子中，凶手开始折磨被害人，对吗？” 　　“没错。”我回答。 　　“是什么？折断她的手指？”马里诺挑衅地问，“黑手党会干这种事，但强奸杀人犯通常不会。她拉小提琴，对不对？折断她的手指仿佛是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好像那家伙认得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地说：“她桌上放着外科参考书，还有那小提琴。凶手不必是天才就能发现这些与她相关的事。” 　　韦斯利想了想。“还有一种可能：她因自卫弄断了手指与肋骨。” 　　“不可能。”我很确定，“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显示她曾经抵抗。” 　　马里诺平板又带着敌意的眼睛转向我。“真的？我很好奇。自卫的伤痕是什么样子？根据你的报告，她身上有很多伤痕。” 　　“典型的自卫性伤痕，”我回瞪他，“是指甲断裂，如果被害人抵抗殴打，手或胳膊上会有擦伤。但她并没有这类伤痕。” 　　韦斯利下了结论：“所以我们都同意这次他比过去更残暴。” 　　“暴力是重点，”马里诺迅速接道，好像这是他最想提出的论点，“这是我一直在说的。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与其他的不同。” 　　我压下满腔怒火。前三个被害人被绑起来强奸杀死，难道那还不够残暴？非得把她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才算？ 　　韦斯利阴郁地预测：“如果再发生一起，会有更多的折磨虐待。他非杀人不可，用杀人来满足某种需求。他杀得越多，那种需要就越强烈，因而越感到挫败。他将变得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也更不容易满足。那种满足是暂时的。杀人后数天或数个星期，压力逐渐增加，直到他发现下一个目标。他跟踪她，然后再次犯案。两件谋杀案的间隔可能越来越短，他的压力可能不断升高，最后，他杀得不能住手，就像特德·邦迪一样。” 　　我在想时间顺序。第一个女人在四月十九日被杀，第二个在五月十日，第三个在五月三十一日，洛丽·彼得森在一个星期后被杀，时间是六月七日。韦斯利接下来说的话相当普通。 　　凶手出自问题家庭，可能曾被母亲施以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虐待。当他折磨被害人时，他发泄的愤怒与性欲纠缠不清。 　　他的智力在中等以上，有非去从事某种行为不可的倾向，生活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毫无理由的畏惧，或非要遵奉某种仪式，像是保持极度的整浩，或是只吃某一类食物。他做任何让他觉得能控制周围环境的事。 　　他有职业，可能只是干粗活——机工、修理工、建筑工，或其他这类工作。 　　我注意到马里诺的脸越变越红。他不耐烦地环顾四周。 　　“对他来说，”韦斯利道，“最引人人胜的是准备阶段，他幻想中的计划，激发他想象的环境因素。他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被害人的？” 　　我们不知道。即使她还活着，也不见得会知道。他们的交会可能就像她路过街旁一道几不可见的细微阴影。可能是在购物中心，或者她驾车等红灯时。 　　“什么吸引了他？”韦斯利继续，“为什么偏偏选上她？” 　　我们还是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每个女人都独住，或是像洛丽·彼得森，有人会以为她在独居，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到攻击。 　　“听起来像在形容标准的美国男人。”马里诺尖酸的评语让我们立刻打住。 　　他一弹烟灰，气势逼人地向前。“嘿，说起来好听，但我不吃这一套，懂吗？就说他是水管工好了，但特德·邦迪是法科学生，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有个强奸惯犯是牙医。天杀的，谁知道那个在逃的绿谷勒杀手会不会是个大家都认识的男童子军？” 　　马里诺兜了一圈转入正题，我一直在等他开始。 　　“谁说他不会是学生？说不定是演员，那种想象力误入歧途的文艺人士。除非那厮爱上了喝人血，或炭烤人肉，不然这些性谋杀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一个也不例外。如果你要问我，人就是人，不论医生、律师或印第安酋长，所有这类性谋杀的分析都大同小异。人类会想而且也真的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山顶洞人拖着女人的头发走路。” 　　韦斯利瞪着眼不看马里诺，然后又缓缓转向他，平静地问：“你想说什么，彼得？” 　　“我会告诉你我天杀的想法是什么！”他下巴突出，脖子上青筋毕现，“谁分析得对，谁分析得不对，这一套全是狗屁，听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家伙正在写该死的论文，里面在讲性、暴力、食人和同性恋。他手上有那种发亮的东西，看上去跟尸体上的没两样，不仅他老婆身上有他的指印，藏在他抽屉里的刀上也有，刀柄上更别提了。每周末他回家的时间正好符合那些女人被杀的时间。但，不，他不可能是凶手，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工的，他不够三流。” 　　韦斯利再度移开视线。我的目光则落到面前那些整幅的彩色照片上，那些女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让我把话挑明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没打算结束，“我们的帅哥马特并不像白雪般纯洁。我在楼上查血清时，去了范德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新消息。彼得森的指印在档案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冷冷地瞪着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范德查过了，他用那一大套仪器查出，这个帅哥六年前在新奥尔良被逮捕。那是他进大学前的夏天，在他遇见他的外科女士之前。她可能从来不知道。” 　　“知道什么？”韦斯利问。 　　“知道她的演员爱人曾因为强奸罪名被起诉，就是这个。”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 　　韦斯利缓缓地在桌上旋转他那只名贵的笔，下巴僵硬不动。马里诺没有按牌理出牌，没有通知我们最新消息。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仿佛韦斯利与我是他的对手，我们是法庭上对立的两方。 　　我终于回道：“如果彼得森确实曾以强奸罪被起诉，一定被判无罪开释，不然就是免予起诉。” 　　他瞪着我的眼睛就像两把枪。“你就知道了，哼？我还没有查过他的记录。”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马里诺警官，通常不收有犯罪记录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没错，”我同意，“如果他们知道。但如果他确实被起诉定罪，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查清楚。”这是韦斯利对这件事的唯一回应。 　　他一说完，马里诺立刻抽身离开。 　　我猜他去了洗手间。 　　韦斯利摆出一副对马里诺发脾气毫不见怪的样子，随口问道：“有没有从纽约来的消息，凯？检验室的结果如何？” 　　“DNA测验需要点时间，”我空洞地回答，“第二件案子发生后我们才送东西过去，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音。至于第二次送去的，塞西尔·泰勒和洛丽·彼得森的，最快下个月才会来。” 　　他还是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在这四个案子里，凶手都是非分泌者，对不对？” 　　“不错，就我们所知是这样。” 　　“我坚信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我也是。” 　　有一阵子我们都没开口。 　　我们僵硬地坐在那里等待马里诺回来。他愤怒的字眼仍在我们的耳朵里回荡。我在流汗，甚至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韦斯利一定从我的表情看出来，我不想再同马里诺打交道，我把他归入那种极难相处又不够专业的人，最好能永远摆脱掉。 　　“你必须去了解他，凯。” 　　“哼，我没兴趣。” 　　“他是个很好的警探。” 　　我不做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我的愤怒逐渐升级。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话还是像滚水一样冒了出来。“该死的，本顿！我们得为这些女人付出最大努力，如果办不到，还有别的人会遭殃。我不希望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有成见。” 　　“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接着他开始报出统计数字。十二年前，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的凶杀案都侦破结案，但现在不过百分之七十四，而且还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案子是陌生人干的，而不是熟人激愤之下的结果。我几乎没有听进一个字。 　　“老实说，我觉得马特·彼得森有问题，凯。” 　　这回我听进去了。 　　“他是个艺术家。人格变态的凶手是凶手中的伦勃朗。他是个演员，我们不知道在他的幻想里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把幻想变为真实，或者是否有作恶的天分，他太太的死也可能只是出于情况的需要。” 　　“情况的需要？”我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瞪着洛丽·彼得森在现场的照片。她的脸是张充满痛苦的面具，她两腿弯曲，电线像绷紧的琴弦般绑在背后，扭转上拉她的手臂，然后割入她的脖子。我看到这个魔鬼在她身上做的所有事。情况所需？我不相信这种话。 　　韦斯利解释道：“情况所需是指他可能非摆脱她不可，凯。比如说，发生了某件事，她怀疑是他杀了前三个女人，他可能恐慌起来，因而决定必须杀死她。他要怎么杀她才不会被抓到？可以用杀其他人的办法。” 　　“我已经听过这种说法了，”我平静地说，“从你的伙伴那里。” 　　他的话像节拍器的拍子一样缓慢而有节奏：“凯，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 　　“当然。只要马里诺也考虑所有的可能，不要因为定见而使他像戴了眼罩一般。” 　　韦斯利扫了开着的门一眼，用低到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彼得有偏见，我承认这一点。” 　　“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他的偏见是什么。” 　　“这样说吧，当调查局决定选用他参加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时，我们作过背景调查。我知道他在哪里长大，怎么长大。有些事你永远无法忘怀，它们会永远刺激你。这样的事总会发生。” 　　他说的这些我都想得到，马里诺出身贫寒，家世不足与外人道。他同某类人在一起时永远觉得举止失措。那种拉拉队队员、校花等美女从不多看他一眼，因为他不上台面，因为他父亲的指甲下有泥，因为他太“平凡”。 　　以前我听那些警察说这类故事足有一千遍了。他们唯一的优势是个子大，又是白人，他们借身上的枪与警徽让自己显得更大、更白。 　　“我们不应该替自己找借口，本顿。”我接口道，“因为我们不会因罪犯有破碎的童年就赦免他们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能用被赋予的权力，去惩罚那些提醒我们记起破碎童年的人。” 　　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完全了解马里诺的心情，对于他的愤怒我也很熟悉。上法庭面对被告时，我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不论收集的证据有多确凿，只要被告长相端正，穿着干净整齐，那么，十二个陪审员在心里就无法相信他有罪。 　　现在我什么都可以相信，但必须有证据。马里诺握有证据吗？他真的在找吗？ 　　韦斯利把椅子往后推，站起来伸展一下身躯。“彼得有他的本事，你会习惯的。我认识他多年了。” 　　他走出门，在走廊上左右张望。“见鬼，他到底去哪里了？掉进马桶了不成？” 　　韦斯利结束了与我们有关的丧气公务，消失于午后艳阳高照的人世间。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犯罪活动需要他的关注与时间。 　　我们决定不等马里诺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显然厕所之旅把他带离了这栋大楼。我也没时间闲猜。就在我把卷宗锁回桌子里时，罗丝抱着一堆卷宗走了进来。 　　她郑重其事地停下来，嘴角一派严肃。我一看就知道发生了我不想听的事情。 　　“斯卡佩塔医生，玛格丽特在找你，她要我一看你开完会就告诉你。” 　　我的不耐烦想都不想就显露了出来。楼下有尸体要验，有一堆电话要回，我要做的事足够半打人忙碌了，我不想再加上一件。 　　罗丝交给我一沓要签的信，像个威严的女校校长般从眼镜下瞧着我，加了一句：“她在她的办公室，我想这件事很紧急。” 　　罗丝不会直接告诉我。虽然我不能怪她，但我确实很恼怒。我想她知道整个州系统的所有哪怕芝麻大的小事，但她的行事风格是只指出消息来源，绝不直接奉告。换句话说，她尽量避免做一个传达坏消息的信差。她在我的前任凯戈尼医生手下效力了大半辈子，大概是很倒霉的经验，让她养成了这么一套明哲保身的办法。 　　玛格丽特的办公室在走廊中间，一个小房间，灰石墙同大楼其他部分一样漆成那种无精打采的淡薄荷色。不论地扫得多勤，深绿的瓷砖地板看起来永远灰蒙蒙的。在她办公桌和所有其他桌柜表面，都是印有数据的打印纸，柜子里塞满各式手册，打印机电线、备用带子和一盒盒磁带。完全看不出任何个人特色，没有照片、海报、装饰品，真不知道玛格丽特怎么能同这些毫无生气的东西一起过活。但话说回来，我还没看过有哪个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不是这副模样。 　　她背对着门，正瞪着电脑屏幕，膝盖上放着一本程序设计手册。我进来时她转过身把椅子转到一边。她脸色凝重，黑色短发乱七八糟，好像曾经用手指耙过，深色的眼睛显得心事重重。 　　“上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开会，”她开口了，“吃完午饭回来，就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 　　她交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若干要数据库找出数据的指令，我瞪着它，一时之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有人在找个案的名单，上半页列出项目，下面是几个简单的句子，要数据库找出某个案子。第一个要找的姓是彼得森，名是洛丽。下面是回答，“无此项资料”。第二个要找的是我们的数据库里所有姓彼得森的死者。 　　洛丽·彼得森的名字不在单子里面，因为她的档案还在我的桌子里。我还没有交给办事员。 　　“你什么意思，玛格丽特？你没有打入这些指令？” 　　“绝对没有，”她激动地说，“也没有别的办事员打进去。不可能。” 　　这下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起来了。 　　“星期五我离开时，”她接着解释，“和平常一样在下班前把电脑定在响应模式，所以你可以从家里打进来指令。一旦处在响应模式，没有人可以用我的电脑。除非你通过另一台电脑，经由调制解调器打进来。” 　　这种说法有道理。办公室的终端机与玛格丽特的电脑联机，我们称她的电脑为服务器。虽然局长一直催促我们与街对面卫生与社会服务局的主机联机，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些数据都非常敏感，很多案子还在侦查之中，所以我拒不从命，而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把所有数据输入与数十个其他机构合用的中央电脑，无疑是自找麻烦，会造成很大的安全漏洞。 　　“我没有从家里打进来。” 　　“我也不认为是你，”她说，“你没有理由打入这些指令，你最清楚洛丽·彼得森的档案还没输入。是别人干的，但不是前面的办事员，或其他医生。除了你的个人电脑与在验尸间的那一台，别的都只是终端机。” 　　她提醒我终端机只包括屏幕与键盘。我们办公室的终端机与玛格丽特办公室的服务器相连。如果服务器关闭或出现故障，而它在响应模式时是关闭的，那么终端机也是关闭的。换句话说，星期五晚上洛丽·彼得森遭谋杀之前，这些终端机就已经不能使用。 　　数据库是在周末或今天早上遭人侵入的。 　　有外人侵入。 　　这个人熟悉我们使用的相关数据库。我提醒自己，这种数据库很普遍，也不是很难学。打进电脑的号码是玛格丽特的分机号码，就列在部门电话簿上。如果你的电脑装有信息软件，又有兼容的调制解调器，而你也知道玛格丽特是我们的电脑分析师，然后以她的分机号码来试，是可以打进来的。但你只能到此为止，无法使用任何办公室的程序或数据，除非有用户名及个人密码。 　　玛格丽特透过她的有色眼镜瞪着电脑屏幕，眉头微皱，啃着拇指。 　　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怎么可能？用户名与密码，怎么可能有人知道？” 　　“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只有几个人知道，斯卡佩塔医生。你、我和其他医生，还有几个输入数据的打字员。而且我们的用户名与密码与我给市政府的不同。” 　　虽然我负责的每个市政府都有一个与这里相似的电脑网络，但他们只运用自己的数据，不能直接与中央办公室的数据联机。老实说，我不认为其他办公室的法医会做这种事。 　　我作了个蹩脚的猜测。 　　“说不定有人乱猜，但走运猜中了。” 　　她摇摇头。“几乎不可能。我很清楚，以前我就曾改过别人的个人密码，但忘记改成了什么，所以只好瞎猜，试了三次后电脑就不再给你机会，电话线自动切断。而且这个版本的数据库不喜欢有人非法入侵，如果你要找数据，但打进的讯息错误，数据库索性关门大吉。” 　　“密码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我问，“譬如说，别人能在电脑里找出来，又或者是个程序设计师？” 　　“不可能。”她很确定，“我一直都很小心。是有这么个系统名单列有用户名和密码，但你必须知道正确的路径才找得到。无论如何，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已不再使用，为的就是防止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没说什么。 　　她迟疑地看我的脸色，看我是否不高兴，眼睛里有没有透出怪她或生她气的意思。 　　“太糟了。”她脱口叫道，“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也不清楚到底是谁干的。而且数据库管理员也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数据库管理员代表一种授权，它可让特定的人，像玛格丽特或我，有权取得所有图表并自由运用数据库。如果它无法使用，就好像有人告诉我，我的大门钥匙不能再用来开门。“你说不能用了是什么意思？”我发觉要保持平静越来越不容易。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的密码失效，要取用任何图表，必须要重新设定才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她越来越沮丧，“说不定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重新设定，变更密码。” 　　“先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眼下只要不输入洛丽·彼得森的档案，那么不论入侵者是谁，至少他找不到想要的数据。” 　　“这一次是没有。” 　　我僵住了，瞪着她。 　　她的脸阵青阵白。“我不确定。万一以前发生过，我也不会知道。因为以前没有用回显。你看这些指令，”她一指那张纸，“是在别的电脑上打的指令，但出现在这部电脑上。我通常不用回显，所以当你从家里打入时，你的指令不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星期五我走得很匆忙，可能不小心没关掉回显，或把它开了。我不记得了，但它是开的。”她满面愁苦地加了一句，“我想这未尝不是好事。” 　　我们同时转过头。 　　罗丝站在门口。 　　她脸上的表情……噢，别又来了！ 　　她等我走出门口才说：“科罗尼高地的法医在一号线，一个阿什兰的警探在二号线。局长的秘书刚才打来——” 　　“什么？”我插嘴道，我只听到最后一句话，“埃伯格的秘书？” 　　她交给我几张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答道：“局长想见你。” 　　“真是的，他到底想干吗？”如果她再告诉我，我得自己去了解详情，我一定会发脾气。 　　“我不知道，”罗丝说，“他的秘书没说。” 　　第六章 　　我无法忍受只能呆坐在办公桌前。我必须找点事情来让自己分心，不然就会完全失去冷静。 　　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而埃伯格又要求在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之内见到我。他不可能只是邀请我去喝茶。 　　我到处查看证据收集的进展。通常我会去楼上各个检验室拿证据，有时只是去看看我的案子的进展——就像个尽责的医生巡视病人一样。但此时此刻，这次例行公事却像是一趟暗藏危机又绝望的旅程。 　　司法科学局像个蜂窝，一间间小房间里塞满了各种检验设备，和身穿白袍，戴着塑料护目镜的人。 　　当我经过他们敞开的门口时，有几个检验专家对我点头微笑，但大多数人都没抬头，他们太专注于手上的工作，对路过的人毫无所悉。而我在想艾比·特恩布尔和其他我不喜欢的记者。 　　是不是某个野心勃勃的记者侵入了我们的电脑盗取数据？ 　　这等事情发生多久了？ 　　黑色桌面上凌乱散布的量杯、试管和酒精灯将我拉回现实，我赫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转进了血清实验室。挤在玻璃橱里的是一袋袋证据与一瓶瓶化学药品。房间中央则是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从洛丽·彼得森床上剥下来的被套与床单。 　　“你来得正好。”贝蒂跟我打招呼，“如果你想得胃溃疡，现在正是时候。” 　　“不，谢了。” 　　“嗯，我早得了。”她加上一句，“你怎么可能免疫呢？” 　　贝蒂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快退休了，她五官轮廓鲜明，淡褐色的眼里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或许有些羞涩敏感，看你愿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她而定。我第一次遇见她就喜欢她。这位首席血清专家做事非常精细，洞察力敏锐得犹如手术刀。她私下里热衷赏鸟，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一直没结婚，也从没因此后悔过。她让我想起我在天主教会学校读书时最喜欢的玛莎修女。 　　她长袍的袖口高高卷到肘弯，双手戴了手套。她工作的桌面上有排装了棉花棒的试管、一个采证袋、里面装了显微镜玻片的硬纸档案夹，和收了洛丽-彼得森头发样本的信封。档案夹、信封与试管上面贴了由电脑打印的标签。这个程序是我最先想到用的，也是玛格丽特另一项程序设计的成果。 　　我模糊地记起最近一次在学术会议里听到的闲话。芝加哥市长突然死亡后的几个星期中，试图入侵法医部门电脑的事件居然多达九十起。很多人都认为侵入者是那些想追出验尸报告与毒物检验结果的记者。 　　谁？到底是谁侵入了我的电脑？为什么？ 　　“他进展得相当顺利。”贝蒂在说着什么。 　　“很抱歉……”我不好意思地微笑。 　　她又说了一遍：“我今早同格拉斯蒙医生谈过。他一直在检验前两个案子的样本，两三天后就会有结果。” 　　“后面两个的样本你送去了吗？” 　　“刚送去。”她旋开一个棕色的小瓶瓶盖，“柏·弗兰德亲自送去。” 　　“柏·弗兰德？”我插口问道。 　　“又叫友善警官，我们这里都这样叫他。他也是个荣誉童子军。让我看看，开车去纽约大概要六小时，他在傍晚时分应该会送到那里的检验室。我想他们是抽签决定的。” 　　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她：“抽签？” 　　埃伯格想做什么？或许他想了解DNA检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每个人都对这个感兴趣。 　　“那些警察，”贝蒂说，“会去纽约或别的地方。有些人从没去过。”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去一次就足够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等他们试过变换车道或找停车位，就会想回来了。” 　　但如果他对DNA检验或其他事有问题，他可以发电子邮件送个备忘录过来。通常埃伯格都会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嗯，不只如此，我们的柏从小生长在田纳西，不论去哪里，他都非得带着那玩意儿一起走。” 　　“希望他这次去纽约没有带。”我嘴上应付着，但其实心不在焉。 　　“嗯，”她继续道，“他的队长叫他不要带，告诉他北佬那儿有关枪支的法律和这里不一样。柏来拿样本时一睑微笑，一面笑，一面拍着他夹克下的手枪皮套。原来他带了把约翰·韦恩拿过的那种连发左轮手枪，枪管有六英寸长。这些家伙和他们的枪，多么奇怪，真是无聊……”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在新闻中出现的小孩，他们侵入大公司与银行的电脑。 　　我家书房办公桌的电话后有一台调制解调器，我借此从家里联到这里的电脑。我绝对禁止别人碰它。露西了解如果她尝试取得我办公室的资料，将会有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她什么都可以动。虽然我如此承诺，内心其实仍有些抗拒。由于独住的缘故，我不免对自己的东西有强烈的领地感。 　　我想起露西发现藏在沙发垫下的晚报，也记起她问我洛丽·彼得森谋杀案时脸上的神情，以及我桌子上的那块软木板钉了我属下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表，其中包括玛格丽特的分机号码。 　　我发现贝蒂有好一阵子没说话了。她奇怪地看着我。 　　“你还好吗？凯。” 　　“很抱歉。”我又说了一次，并叹了一口气。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同情地说：“还没找到嫌疑人，我也觉得很烦。” 　　“似乎很难不去想它。”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在过去一小时内我几乎没有想到它。我确实是该付出全副精力，我暗暗自责。 　　“嗯，我不想说这种话，不过除非我们手上有嫌犯，否则DNA检验根本不值一文。” 　　“除非我们到达更深入的阶段，所有基因数据都像指纹记录一样储存在一个中央数据库内。”我喃喃低语。 　　“只要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存在，这种数据库就建立不起来。” 　　今天有人说过一句令人振奋的话吗？我的头开始阵痛。 　　“奇怪。”她往一张白色滤纸的小圈上滴磷酸萘，“你想，总该有人看过他。他又不是隐形人，更不会一道光似的射入那些女人的屋子。他以前一定在哪里看到她们，认定目标之后又尾随她们回家。照我看，如果他在公园或购物中心之类的地方游荡，总该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有人看到，只是我们不知道，提供消息的人倒是很踊跃，”我加了一句，“听说警方公布的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断，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谈不上有什么进展。” 　　“只是白忙一场。” 　　“不错。”贝蒂一边说一边不停手地工作。这个阶段的检验相当简单。她从试管里拿出我送来检验的样本，用水润湿再以滤纸擦过。她一小堆一小堆地处理，先滴磷酸萘，然后再加一点称为快蓝B盐的化学物质，如果有精液存在，几秒钟之内擦拭过样本的滤纸就会变为紫色。 　　我望着那一排滤纸上的圈圈，几乎所有的都变成紫色。 　　“杂种。”我说。 　　“而且技术很差。”她开始描述我正在看的东西，“这是从她大腿背而取得的样本，”她用手指着，“立刻就显出紫色。从肛门与阴户取得的就没有这样快。不过这是自然的。她自己的体液会影响到检验。除此之外，在口腔也有同样的紫色反应。” 　　“这个杂种。”我再次小声咒骂。 　　“不过你从食道取得的样本并没有显出紫色。很显然，大部分精液都留在身体外面。这种状况与我在布兰达、佩蒂与塞西尔身上发现的几乎一致。” 　　布兰达是第一个被勒死的，佩蒂是第二个，塞西尔是第三个。当贝蒂提到那些被勒死的女人时，她的口气像在谈熟人，让我为之一惊，但很奇怪，她们确实已变成我们家庭的一分子。在她们生前我们从没有机会碰面，但现在我们对她们又太过熟悉。 　　贝蒂把滴管转回那个棕色小瓶，我走到桌旁的偏光显微镜前，眼睛对准接目镜，开始调整焦距。我看到一些多包的纤维，平的，像丝带般，每隔一段不规则的距离会有些卷曲。这些纤维既不是动物的毛，也不是人造丝。 　　“这是我从刀上收集来的吗？”我几乎不想提这问题。 　　“不错，是棉料。别被你看到的粉红，绿色和白色骗倒。染过的纤维通常由多种颜色组合而成，不是肉眼可以分辨的。” 　　从洛丽·彼得森身上割下来的睡袍是棉布做的，颜色是淡黄。 　　我调整焦距。“我想这不至于是从棉纸或类似的东西上来的吧。洛丽似乎用那把刀来拆信。” 　　“绝不可能，凯。我已经查过她睡袍的样本，它与你从刀锋上采来的纤维一致。” 　　这是鉴定证人的说话方式——这样是一致的，有充足理由相信那样。洛丽的睡袍被她丈夫的刀割开，就等马里诺看到检验室的报告吧，我暗想。该死的！ 　　贝蒂继续说：“我也可以就在这里告诉你，你现在看到的这种纤维与在她身上发现的，以及在警察认为凶手侵入的那扇窗上所发现的都不同。那些是深色——黑色，深蓝带点红，一种聚酯与棉的混纺。” 　　案发当晚我看到马特·彼得森穿了件白色衬衫。我想是棉织的，几乎不可能有黑色、红色或深蓝色的纤维。他还穿了件牛仔裤，而几乎所有牛仔布都是棉布。 　　他不可能留下贝蒂刚才提到的那种纤维，除非在警察到达之前，他换过衣服。 　　“没错，嘿，彼得森又不笨。”我几乎可以听到马里诸如此说，“自从韦恩·威廉斯的案子发生后，半个世界都知道纤维可以用来定罪。” 　　我迈出检验室，沿走廊来到尽头，左转进入工具痕迹与枪炮实验室，这里的台面上堆着满满的各式手枪，来复枪、弯刀、霰弹枪与乌兹冲锋枪，全被标为证据，等待上法庭的日子。手枪与霰弹枪的弹匣四处搁置，后面角落里有一个装满水的镀锌钢筒，专门用来试枪，水面上还悠闲地漂浮着一只橡皮鸭子。 　　从军法机构刑事调查处退伍的弗兰克一头白发，身形精瘦结实，正弯腰在看比测显微镜。我进来时他重新点上烟斗，他的话并没有任何我想听的。 　　从洛丽·彼得森家窗户割下的纱窗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窗网是合成质料，所以看不出来是哪种工具割的，甚至看不出切割的方向。我们无法确认纱窗是从屋内还是屋外被割开的，因为塑料与金属不一样，塑料不会有弯痕。 　　内外之分非常重要，这是我很想知道的事。如果纱窗是从屋内被人割开，那就不必再猜了，凶手并没有侵入房子，而是从房子里出来。在此情况下，马里诺对那个丈夫的怀疑很可能是正确的。 　　“我可以告诉你的，”弗兰克吐出一个个气味浓烈的烟圈，“是刀法干净，刀片之类很锐利的工具。” 　　“可能与割开她睡袍的工具一样吗？” 　　他漫不经心地摘下眼镜，拿出条手帕擦拭。“某种利器割开她的睡袍，但我不能说这与割纱窗的是同样的工具。我甚至不能给你特定的类别，凯。可能是锥子，也可能是军刀，或是一把剪刀。” 　　那条被割断的电线和野外求生刀则是另一回事。 　　根据显微镜检测的比较结果，弗兰克有充分理由相信是马特·彼得森的刀子割断了电线。刀刃切物后留下的工具痕迹与在电线被割断处的痕迹一致。我很不悦地又想到了马里诺。如果这把野外求生刀不是藏在马特·彼得森的衣柜抽屉里，而是放在外面，就在床边，这点间接证据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我仍坚信自己的假设。那个凶手看到洛丽桌上的这把刀，然后决定要用它。但他事后为什么要藏起来？而且如果这把刀割了洛丽的睡袍，又割了电线，那就同我设想的发生顺序不符。 　　我假设凶手进入洛丽的卧室时已经携带了凶器，也就是他用来割纱窗的刀或其他利器。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不用同一把刀来割她的睡袍或电线，怎么会用起那把野外求生刀？当他进入她的卧室时，是不是立刻就发现了那把刀？ 　　不可能。桌子并不在床边，而且他刚进去时卧室一片漆黑，他不可能看到那把刀。 　　直到开灯后他才可能看到，那时洛丽应该已经被制伏了，凶手的刀子就在她的咽喉上。为什么他还会去拿桌上的求生刀？实在很不合理。 　　除非有事打断了他。 　　发生了什么干扰他的事，因此改变了他杀人的一贯程序，或者有突发事件让他决定改变。 　　弗兰克与我进行着各种揣测。 　　“这是假设凶手不是她丈夫。”弗兰克说。 　　“不错，假设凶手是陌生人，他自有一套杀人程序和杀人动机。但他与洛丽在一起时，有事发生，搅了局。” 　　“她做了什么……” 　　“或说了什么。”我回答，然后提出我的想法，“她可能说了让他暂时停手的话。” 　　“说不定。”他一脸怀疑，“她是有可能使他停了一段时间，而且时间长得足以让他看见桌上的刀，甚至想到使用那把刀。但据我看，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她回家时，他早等在她屋子里，也已经发现了桌上的刀。” 　　“不，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不？” 　　“因为在她遇害前，她已经在家好一会儿了。” 　　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 　　洛丽从医院开车回家，打开前门进屋后再从里面锁住。她走进厨房，把背包放在桌上，然后吃了一些点心。从肠胃的检验结果来看，她遇害前不久吃过几片奶酪饼干，那些食物几乎还没开始消化。在她遭到攻击时，那种恐惧会全面关闭她的消化系统，这是身体自然的防御机制。消化系统关闭后，血液流向四肢，使人或野兽可以准备战斗或逃走。只是她不可能反击，也无处可逃。 　　吃完点心，她从厨房走到卧室。警方发现她习惯在睡前吃口服避孕药。星期五的药丸不在药盒里，她吃了药，之后可能刷牙、洗脸，然后换上睡衣，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椅子上。我认为不久后凶手攻击她时，她已经躺在床上了。他可能躲在树下暗处监视她的屋子，等到灯关了、她睡着之后才动手。或者他根据过去偷窥她的经验，知道她什么时间回家，什么时间睡觉。 　　我想起她的床罩。床罩已经掀开，似乎她曾在床上睡过，而且我们没有在房子里找到任何挣扎的证据。 　　我还想到另一件事。 　　马特·彼得森提到的气味，那种带着汗味又有些腥甜的气味。 　　如果凶手有特别浓重的体味，那么他所到之处必定会留下气味。如果他早早藏在屋子里，洛丽回家时，那股气味应该已经飘散在卧室中。 　　她是个医生。 　　气味常表示疾病或毒物。医学训练使我们对气味很敏感，我常从现场血液的气味就可以判定被害人在死前是否喝过酒。如果血或肠胃内食物的气味像杏仁，可能有氰化物存在。若病人呼出的气味像湿叶子，那他可能得了肺炎。 　　洛丽·彼得森是医生，就像我一样。 　　如果她一走进卧室就闻到那股异味，她一定不会脱下衣服或去做别的事，而是找出气味的来源。 　　凯戈尼不会像我这么焦虑。我与我的前任从未谋面，但有时我觉得他阴魂不散。他拥有我从来没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弱点。在一个缺乏骑士精神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没有骑士精神的骑士，他招摇他的地位就像在盔甲上戴了羽饰，人人都看得到他的威风。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暗暗羡慕他。 　　他的死很突然。当时他走过客厅地毯去开电视看足球决赛，就此倒地身亡。在一个星期一的清晨，他自己成了开刀的对象。除了检查他的病理学家外，验尸间严禁别人进入。足足有三个月，没有人敢动他的办公室，所有摆设就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我猜只有罗丝把雪茄烟的烟蒂倒出了烟灰缸。 　　我搬到里士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办公室拆得只剩个壳子，清除各种遗迹，包括拿下他那张悬挂在宽阔大桌后方墙上并打着灯光的肖像，画中的他身穿正式长袍，一副铁汉模样。他还有满满一书架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念物，那种一般人以为法庭病理学家一定会收集，但其实不然的东西。我把他的肖像与那些纪念品一股脑儿捐给了弗吉尼亚医学院。 　　他的办公室现在是我的了，经过一番整顿，如今光线明亮，地上铺着皇家蓝的地毯，墙上挂着英国的风景画与其他文明世界的画像。我只有几样纪念品，唯一一样带点悚栗风格的是一个遇害小男孩的陶脸塑像，他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我在他脖子下绑了件毛衣，高高地放在一个档案柜上。他在上方以那双塑料眼睛监视着门口，在悲哀的沉默中等待有人叫出他的姓名。 　　我在这里工作时一直保持低姿态，让人感觉舒服，但又公事公办。我善意保持一种无色单调的作风。虽然我带着几分傲意地认为，与其被视为传奇人物，不如坚持专业风范，但内心深处不免对这样的想法感到怀疑。 　　我仍旧可以感到凯戈尼的存在。 　　人们不断说起他的故事，而且时间越久，说得越神。他在验尸时几乎从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过他居然能边工作边吃午饭。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猎，和法官相约去烤肉，上一任局长又如何被他震住，对他如何毕恭毕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们还是会不断比较。我唯一受邀请的打猎与烤肉活动发生在法庭上与会议中，我是炮轰的对象，烧烤的火在我的脚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长第一年的行径可以作准，接下来的三年就会像地狱。他随意侵犯我的领域，监察我的工作。每个星期我都接到他语气傲慢的电子邮件，向我要统计资料，要我回答为什么其他罪案在减少，偏偏凶杀案不断增加，好像弗吉尼亚州杀人案件的发生是我的错。 　　但他以前从未召开临时会议。 　　以往他若有事要讨论，不是送个备忘录，就是派助手来。无疑，他绝对不会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的工作成绩。 　　我漫无目标地膘过桌上一沓沓的东西，想找些东西加强武装，例如带些卷宗、记事本、垫纸板之类的。不知为何，想到空手过去便会让我有种好像没穿衣服的感觉。我掏空了检验袍口袋里一天来收集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放进一包烟，也就是埃伯格所谓的“癌症棒子”，然后走进黄昏的余晖。 　　他统辖着街对面蒙诺大楼的第二十四层。除了鸽子偶尔飞上屋顶之外，没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楼层工作。我没有见过他的办公室，因为从未获得邀请。 　　电梯门开启后就是一间宽敞的接待室，一个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麦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后的接待小姐红发齐胸，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当她视线离开电脑，抬起头给我一个训练有素的热烈微笑时，我几乎期待她会问我是不是订了房间，要不要服务生来拿行李。 　　我告诉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认出我的样子。 　　“我同局长四点钟有约。”我加了一句。 　　她查过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说：“请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会接见你。” 　　我在乳白色的皮沙发椅上坐下，望向摆着杂志与丝花的锃亮咖啡桌。上面没有烟灰缸，一个也没有，不但如此，有两个地方还贴着“请勿吸烟”的标志。 　　时间一分一分慢慢爬过。 　　红发接待小姐用吸管啜着矿泉水，专心致志地打字。其间她想到问我要不要喝饮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跃着急速敲击键盘，电脑哔哔作响。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错，她叹了口气，好像她的会计师刚刚报告了坏消息。 　　我口袋里的香烟像个硬块，我很想找个洗手间去抽烟。 　　四点半时她的电话铃晌了。挂了电话后，她以那副空洞、愉悦的声调宣布：“你可以进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剥夺职权似的满腹不悦，听到“斯卡佩塔女士”后应声而起。 　　局长办公室门的铜锁轻轻一转就开启，立刻有三个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只预计会见到一个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还有诺曼·坦纳与比尔·鲍尔斯，当鲍尔斯和我握手时，我直瞪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尴尬地转移视线。 　　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也会来这里？为什么自从我们在洛丽·彼得森家照面之后，他没有再找我？ 　　埃伯格对我点了点头，其实倒比较像在表示他的不以为然。他加了一句“谢谢你来”，热烈的程度同一个无聊得半死的交通法官差不多。 　　他眼神闪烁，个子矮小，之前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任职。他在那里学了一套西海岸做派，掩饰了原来的北卡罗来纳州出身。他的父亲是农民，他对此显然并不引以为荣。他喜欢系一条有银夹子的窄领带，几乎永远搭配一件条纹西装，右手无名指则戴了一个偌大的银底镶蓝绿宝石戒指。他的眼睛呈朦胧的灰色，很像冰，头上骨头突出，活像要冲破薄薄的皮肤。他几乎完全秃了。 　　一把象牙色的椅子从墙边拖出，好像是留给我的，皮椅吱吱作响。埃伯格坐在他的桌后。他的桌子我闻名已久，只是从未见过。那是一张雕琢精美的超大型紫檀木桌子，非常古老，非常有中国味道。 　　他脑后的大片窗户提供了辽阔的市景，远处的詹姆斯河像闪烁的丝带，南区则像块缝满补丁的破布。他啪啦一声打开面前的一个黑色鸵鸟皮公文包，拿出一本黄色记事簿，上面密密麻麻地遍布他张牙舞爪的笔迹。他已经写好了今天打算讨论的事项。他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记事卡。 　　“我想你已经注意到大众对最近的勒杀案非常不安。”他对我说。 　　“我很了解。” 　　“比尔、诺曼与我昨天下午有个……怎么说呢，紧急高层会议。有好些事要讨论，不只是星期六晚报与星期天早报的内容，斯卡佩塔医生。你可能也知道，因为第四桩悲剧，那年轻的外科医生遭谋杀，有消息走漏给新闻界。” 　　我不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惊奇。 　　“不消说一定有很多人想采访你，”埃伯格平淡地继续说，“我们必须及早控制，不然肯定会有一场混战。这是我们三个人讨论的事情之一。” 　　“如果你可以控制谋杀案不发生，”我跟他一样平淡地说，“一定能得诺贝尔奖。” 　　“当然，这是第一优先要做的事。”鲍尔斯解开深色西装上衣，往后靠向椅背，说，“我们要警方不分昼夜全力侦查，凯。但我们都同意目前有件事必须先加以控制——防止消息泄露给新闻界。那些新闻只会把大众吓个半死，让凶手知道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再同意不过。”我的防卫心像拉起来的吊桥，而我立刻对自己接下来说的话感到后悔，“你可以放心，除了我们必须提供的资料如死因、死法之外，我的办公室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我在回答一个他们还没提出的控诉，我的法律本能立刻责怪我这种愚蠢的行为。如果他们要怪罪我言行不慎，我应该逼他们出牌，至少要逼埃伯格出手，要他提出这种过分的询问。但现在我先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好像是我有错，让他们有理由来逼迫我。 　　“嗯，”埃伯格不带一丝友善意味的灰色眼睛短暂地在我身上停留，他说，“你正好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审视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任何问题，”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必须声明，我只是提出一项事实。” 　　此时有人轻轻敲门，那个红发接待小姐端着咖啡进来，整个房间立即陷入无声状态。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凝重的静默，对我们细心招呼，唯恐不周，对鲍尔斯更是殷勤。他可能不是这城市有过的最好的州检察官，但绝对是最英俊的——他是那种少见的金发男子，岁月的流逝对他们异常宽容。他既没有掉头发，也没有失去原来的体型，只有眼角的细纹透露出他已年近四十。 　　她走了之后，鲍尔斯开始发言，但他的话不像有特定的对象：“我们都知道有时警察有口风不严的问题。诺曼与我都同警方谈过了，但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 　　我勉强压抑住怒气。他们在期待什么？某个警察把消息给了艾比·特恩布尔，然后这家伙出来自动认罪：“不错，很抱歉，是我说的。” 　　埃伯格翻了一页。“自从第一桩谋杀案后，报纸提到‘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共提了十七次，斯卡佩塔医生。我对此有点不放心。显然那些最耸动的细节，如勒死被害人的套索、强奸的证据、凶手如何进入、尸体在哪里被发现，和DNA测验正在进行中等都出于这个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他的眼珠翻上来看着我，“这些细节正确吗？” 　　“不完全是。有多处不尽相同。” 　　“譬如？” 　　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些案子。但如果他想，他有权要我提供数据。我是他的下属，他的地位仅次于州长。 　　“比如，”我回答，“第一个案子，新闻报道说布兰达·史代普的脖子被绑上黄褐色的布条，事实上，那是一双丝袜。” 　　埃伯格写了下来。“还有什么？” 　　“塞西尔·泰勒的案子，新闻报道说她的脸在流血，被单上也全是血，这至少是夸大其词。她没有伤口，没有那一类的伤。只有一点体液从口鼻处流出。这是检验时的自然现象。” 　　“这些细节，”埃伯格一边写一边问，“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都提到过吗？” 　　我必须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轮值法医只是把现场所见和警察告诉他的事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并不永远正确，因为现场通常一团混乱，而且也还没有验尸。此外，那些医生并不同于法庭病理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诊所，他们其实就像义工，只收了区区五十元，但可能得在半夜被迫起床，或因为车祸、自杀或凶杀的案子而使得周末泡汤。这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务，他们是义勇军，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验尸必要，记下所有的事，拍一大堆照片。就算我的一个法医错把一双丝袜当成布带，也算不了什么。我手下的法医不会向记者通风报信。 　　埃伯格再次追问：“关于那条黄褐色布带和带血的床单，我想知道到底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有没有提到？” 　　“如果你要问是否像新闻报道里描述的，”我肯定地回答，“答案是没有。” 　　坦纳开玩笑道：“我们都知道那些记者的行径，他们拿到一颗芥末籽，就有办法把它变成高山。” 　　“听着，”我环顾那三个男人，“如果你们以为我手下的法医走漏细节，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太离谱了，没这回事。我熟悉承办前两个案子的法医。他们在里士满工作多年，一向无懈可击。我自己去了第三与第四个案子。消息不是从我的办公室走漏的。任何在现场出现过的人都有可能泄露这些细节，比如那些急救人员。” 　　埃伯格换了个坐姿，皮椅轻轻地发出吱吱声。“我查过了。有三组急救人员去过，但没有一个到过所有现场。” 　　我平心静气地说：“匿名的来源通常是多种来源的混合。所谓的医学方面的来源可能出于一个医护人员，加上某个警察说的话，又加上记者无意间听到的话，或是在被害人居所外看到的事。” 　　“没错。”埃伯格点点头，“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是从法医那里走漏的消息，至少不是故意走漏……” 　　“故意？”我忍不住插进去，“你的意思是我的办公室有可能无意之中走漏消息？”我正打算反击说这样的说法有多无稽，但突然之间，我说不出话来。 　　我从脖子根开始红起，我想起来了。我办公室的数据库，有外人侵袭了我的数据库。难道这是埃伯格找我来的原因？但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埃伯格继续说下去，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人们都喜欢说话，职员喜欢说闲话，他们告诉家人、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任何恶意。但你永远不知道那些话会传到哪里——说不定到了一个记者的桌上。这种事常常发生。我们很客观地在调查这个情况，每种可能都得考虑。我们必须如此。你一定了解，某些走漏的消息可能对案子的调查造成严重伤害。” 　　坦纳直言不讳地说：“市长对这类新闻非常不悦。高凶杀率已经对里士满造成重大打击，像这种惊心动魄的连环杀人案是我们最不乐意见到的。那些新盖的旅馆需要有人来这里观光或开大型会议。人们不想到一个得担心身家性命的地方。” 　　“这是当然，”我冷冷地回答，“但也没有人想看到当局对这些谋杀案最关切之处是凶杀案会不会造成不便、引起困窘，或因此影响观光收益。” 　　“凯，”鲍尔斯平静地说道，“没有人有这种无稽的想法。” 　　“当然没有，”埃伯格很快加了一句，“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事其实暗潮汹涌。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恐怕将面临大爆发。” 　　“爆发？为了什么？”我警觉地问，不自禁地望向鲍尔斯。 　　他脸上肌肉紧绷，眼神极力压抑情绪，不情愿地说：“最后一桩谋杀案就像火药桶。人们还没有开始谈论某些关于洛丽·彼得森的事，谢天谢地，记者还不知道那些事。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人会发现。如果我们不在幕后及早妥善处置，目前的情形很可能引发风暴。” 　　坦纳接过话头，他的灯型长脸异常阴郁。“里士满政府可能会遭指控。”他看了埃伯格一眼，埃伯格对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继续。“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星期六清晨洛丽·彼得森从医院回家后显然报过警，我们从轮值的调度员那里得知，十二点四十九分，九一一接线生接到一个电话。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彼得森家的数据，但电话立刻挂断了。” 　　鲍尔斯对我说：“你可能还记得现场的情景，床旁有电话，电话线被人从墙上扯下。我们的猜测是，凶手进入房子时彼得森医生醒了过来，她抓起电话拨九一一，但随即遭到凶手制止。她家的地址已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但没说任何话就断线了。像这类的九一一电话都会转给巡警，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恶作剧，小孩子玩电话的结果。但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否打电话的人心脏病突发，或中风有生命危险。所以按规定接线生对这种情形应优先处理，然后调度员立刻通知在街上的警力，之后会有警察赶到那一家去，至少去查一下有没有发生问题。但那次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个接线生把彼得森的电话列为第四优先，现在他已被暂时停职。” 　　坦纳插进来：“那天晚上街上出了很多事，无线电通讯非常频繁。电话多，个别案子的优先级必然降得比平常低。问题是，一旦优先级决定了，就不会再改变。调度员根据他屏幕上的号码行事，除非开始着手处理，否则他不会知道案子的性质。如果已经积压了很多第一、第二、第三优先的案子，他会先处理这些，而列入第四优先的案子可就有得等了。” 　　“无疑，那个接线生搞砸了，”埃伯格淡淡地说，“但我想这种情形可以理解。” 　　我坐着僵硬到不能呼吸。 　　鲍尔斯继续用同样单调的声音说：“大约四十五分钟后，终于有辆巡逻车经过彼得森家。那个警察说他用探照灯照房子的正面，里面一片漆黑，根据他的说法，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接到一个处理家庭纠纷的呼叫，就开车离开了。不久，彼得森先生回到家，发现了他太太的尸体。” 　　他们还在说话、解释。他们说到在豪尔海滩和布鲁克林发生的凶杀案，由于警方没有及时赶到而造成死亡。 　　“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法庭都裁决过政府没有义务为未能防范罪案发生而负责。” 　　“不论警察是否采取了行动，都不能改变结果。” 　　“但这不重要。就算我们被指控后打赢了官司，传出这样的恶名，我们还是输了。”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听进去，恐怖的景象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飞驰而过。那个被切断的九一一电话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急诊室下班后，洛丽·彼得森疲惫不堪，加上丈夫告诉她会比平常晚回家，所以就先上床睡觉。她可能只打算睡一会儿，等他回家再起床——就像以前我当住院医生时，常常等东尼从乔治城法学院回家一样。她听到房子里有声音而醒来，可能是凶手蹑手蹑脚从走廊走过来的声音。她觉得很奇怪，就叫丈夫的名字。 　　没人回答。 　　在那黑暗静默的片刻，时间似乎无限漫长，她发现有人在房里，但不是马特。 　　她惊恐起来，连忙打开床边的灯，拨打电话。 　　她只拨了九一一，甚至还来不及呼喊救命，凶手便猛扑过来，把电话线从墙上扯下。 　　说不定他从她手里抢下电话听筒，或者对她大吼，而她在恳求他。他被打断，暂时忘了提防。 　　他陷入暴怒，可能出手打她，或许就在这时打断了她的肋骨。正当她痛苦得颤抖之际，他发狂般环顾四周，电灯还亮着，他可以看到卧室里的每件东西，包括她桌上的求生刀。 　　这起谋杀原本能因外力介入而消弭。 　　如果她的电话能列为第一优先，如果调度员立刻广播，警察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抵达。他会注意到卧室的灯还是亮的……凶手很难在黑暗里切断电线，捆绑被害人。那个警察可能下车，甚至会听到声音。别的不说，如果他有时间照亮房子的后面，一定会注意到被人拿下的纱窗，野餐凳和打开的窗户。凶手杀人进行的那套“仪式”需要点时间，在他杀死她之前，警察或许能及时撞进屋子。 　　我口干舌燥，喝了几口咖啡才开口说道：“有多少人知道？” 　　鲍尔斯回答：“没有人在讲这个，凯。甚至马里诺警官也不知道，至少他不像知道。分派这个案子时他没在执勤。有个警察到了现场后，他才在家中接到消息。这件事已经在警局里传开了，但知道这件事的警察都奉命不许同其他人讨论。” 　　我明白他的意思。谁若多嘴就会被派去管交通，或留在办公室里坐冷板凳。 　　“我们告诉你这个不幸消息的唯一理由，”埃伯格小心翼翼地找寻适当的字眼，“是你必须有充分的背景资料，相信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非得采取下面的步骤。” 　　我僵直地坐着，一眼不眨地紧盯着他。他终于要摊牌、说出重点了。 　　“昨晚我与斯皮罗·弗特西斯医生谈过，这位法庭心理学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心得。我也同联邦调查局内对这类凶手的人格有特别研究的专家讨论过，他们指出，新闻报道会使局势恶化。这类凶手容易受到新闻的刺激，看到有关自己的新闻报道就会变得更加亢奋，促使他采取更多行动。” 　　“我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我直率地提醒他，“我们不能控制记者报道的内容。” 　　“我们可以。”埃伯格望向窗外，“如果我们少提供一些消息，他们就没什么可写。不幸的是我们提供了太多。”他停了一下。“至少有人提供了太多。” 　　我不确定埃伯格的目的是什么，但他攻击的目标绝对直指向我。 　　他继续道：“我们讨论过的骇人听闻的细节——那些走漏的消息，都变成了巨细靡遗的新闻报道，成为巨幅标题。根据专家弗特西斯医生的意见，这些渲染的报道令凶手兴奋，带给他极大的压力，很可能因此促使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度下手。谋杀的欲望再度上升，激发他再去找一个被害人，不然无法舒解这种压力。你知道，塞西尔·泰勒的被杀与洛丽·彼得森之间只不过隔了一个星期——” 　　“你同本顿·韦斯利讨论过这个吗？”我插了一句。 　　“没这必要。我与他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的同事舒斯林谈过了，他在这方面很有名，出版过很多着作。” 　　谢天谢地。如果几小时前我就知道这件事，却没告诉坐在我会议室里的韦斯利，那我一定感到不安。我想他会像我一样愤怒。局长自行插足调查，绕过我、韦斯利和马里诺，把这些案子抓在自己手里。 　　“这些经由闲话或走漏消息造成的耸动新闻，”埃伯格继续说，“以及由于九一一处置不当，市政府要负法律责任的可能性，都使得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斯卡佩塔医生。从现在开始，与警方有关的消息，将经过诺曼或比尔发布，你的办公室不能发表任何新闻，除非是由我来发布。我这样说够清楚了吧？” 　　我的办公室从没惹过任何麻烦，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从未招惹媒体注意，我发布新闻时一向非常小心。 　　如果记者得知原来应由我的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如今将由局长来处理，他们会怎么想？其他人又会怎么想？在弗吉尼亚州四十二年的法医体制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我闭口会让别人以为我不值得信任，所以不再有权责。 　　我环顾四周，但没有人直视我。鲍尔斯紧闭嘴唇，视若无睹地研究他的咖啡杯。他拒绝给我一个安慰性的微笑。 　　埃伯格再度参阅他的笔记。“最糟糕的是艾比·特恩布尔，这不是第一次了。她不是因为闲坐在那里而得奖的。”他转向我，“你们认识吗？” 　　“她很少越过我秘书那一关。” 　　“嗯。”他随手翻到另一页。 　　“她很危险，”坦纳自行发言，“《时报》是全国最大的连锁报之一，他们有自己的通讯网。” 　　“嗯，无疑，特恩布尔小姐对我们伤害最大。其他记者只是重复她的发现，在广播中把旧闻踢来踢去。”鲍尔斯缓慢地说出意见，“我们要找的，是她从哪里搜到那些消息。除你之外，凯，还有哪些人能碰那些档案？” 　　“档案副本会送给检察官和警方。”我平铺直叙地说——他与坦纳就是检察官和警方。 　　“被害人的家属呢？” 　　“目前他们的家属并未要求看档案，如果他们要求，我会把他们转到你的办公室。” 　　“保险公司呢？” 　　“如果他们提出要求。但从第二个案子开始，我要我的办事员除了你的办公室和警方之外，少送资料出去。这些报告是临时性的。我尽量拖延，不让它们流传出去。” 　　坦纳问：“还有别人吗？制作人口动态统计的？你必须把所有初步验尸记录和解剖数据送给他们，他们通常会往主机上存入这些数据，对不对？” 　　我吓了一跳，没有立刻回答。坦纳事先绝对做过功课，他没有理由会知道这种日常内部作业程序。 　　“我们办公电脑化后，就不再送书面报告给人口动态统计。”我说，“他们还是会拿到我们的资料，那是当他们开始写年度报告时——” 　　坦纳打断了我，他接下来说的话就像一把对准我的枪。 　　“嗯，那就要看你的电脑了。”他开始随手旋转杯里的咖啡，“我猜你严格限制了对数据库的取用。” 　　“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埃伯格低声说道。 　　时机坏得不能再坏。 　　我真希望玛格丽特没有告诉我有人侵入了我的电脑。 　　我陷入恐慌，搜肠刮肚地想该说些什么。如果这些数据没有走漏，凶手也许能早一点就擒，这个有天分的年轻医生可能还会留在人间吗？这无名的“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会不会不是活人，而是我办公室的电脑？ 　　我想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堪的时刻。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非常小心，看起来仍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数据库。今天我们发现有人在查洛丽·彼得森案子的证据，但并未成功，因为她的数据还没输入电脑。” 　　好一阵子没有人发言。 　　我点起一根烟。埃伯格愤怒地瞪着它，然后说：“但前三个案子已经在里面了。” 　　“是。” 　　“你确定不是你的属下，或是你某个市区的副手查的数据？” 　　“我有足够理由相信不是。” 　　再度沉默。然后他问：“不论是谁侵入的，他可不可能已经干过了？” 　　“我不能确定是否发生过。我们常常把电脑设在响应模式，所以玛格丽特与我可以在家打入。我们不知道外人如何得知我们的密码。” 　　“你怎么发现有人侵入的？”坦纳看起来很迷惑，“你今天才发现。如果以前发生过，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我的电脑专家之所以会发现是因为刚巧电脑设在回显，屏幕上有指令。不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伯格眼光一闪，睑变成愤怒的红色。他随手拿起一把景泰蓝裁纸刀，拇指沿着不利的刀锋抹过，似乎抹了很久。“好，”他决定，“我想我们最好去看看你的电脑，弄清楚入侵者可能看过什么样的数据。这不一定就与报纸上的有关，我确定我们会有这样的发现。斯卡佩塔医生，我也想多了解这四件勒杀案。我常被问到很多问题，我需要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 　　我无助地坐在那里，束手无策。埃伯格在侵犯我的权力范围，把我办公室敏感隐私的业务公开给官僚细察。一想到他一件件研读这些案子，想到他瞪着那些被害女子的相片，我就愤怒得发抖。 　　“你可以过街去看这些案子，但不可以复印，或是把数据带出我的办公室。”我冷冷地说，“当然，这是为了安全着想。” 　　“我们现在就去。”他环视两侧，“比尔、诺曼？” 　　这三个男人站起身，我们鱼贯而出。埃伯格告诉那个接待小姐，今天他不会再回办公室，她的视线若有所盼地跟着鲍尔斯出了门。 　　第七章 　　我们站在灿烂的阳光下，等待着在交通高峰时刻抢个空隙过街。没有人说话，我走在他们之前好几步，领他们走到大楼背面。前门现在已经用链条锁上了。 　　我把他们留在会议室，转身在我桌子一个上锁的抽屉中拿档案。罗丝在隔壁整理文件。已经过了五点，但她还留在那里，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她留下来是因为她意识到我居然被叫到埃伯格的办公室去，想必没好事。 　　当我回到会议室时，那三个男人已将椅子拉在一起。我坐在他们对面，静静地吸烟，沉默着挑衅埃伯格，看他是否胆敢要我离开。他不敢，我就坐着。 　　一小时过去了。 　　室内只有纸张翻页的声音，他们低声讨论，交换心得。照片像扑克牌般呈扇形排开。埃伯格忙着以他那拘谨的字体写笔记。有一次好几个案子的卷宗从鲍尔斯的膝盖上滑落，哗啦掉在地毯上。 　　“我来捡。”坦纳的语气很不热心，他把椅子移到一边。 　　“我拿到了。”鲍尔斯好像很厌烦似的去捡散落在桌下的纸张。他与坦纳很周到地把所有数据根据案子的号码分类，而我只麻木地旁观。埃伯格则继续忙着记笔记，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只能度日如年地坐着。 　　偶尔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自顾自讨论，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六点半时我们走进玛格丽特的办公室。我坐在电脑前面先取消了响应模式，出现了可以查档案的屏幕，那片怡人的橘色与蓝色是玛格丽特的设计。埃伯格看了一眼笔记，念出第一个被害人布兰达·史代普的号码。 　　我打进去，按下查案键，她的档案立刻出现了。 　　这个案子还包括半打以上彼此相连的图表。他们开始迅速浏览橘色框里的数据，只有当他们要我移到下一页时，才会转过头来看我。 　　两页之后，我们全都注意到了。 　　在一项名为“衣物、个人用品等”的栏目之下，描述了与布兰达·史代普的尸体同时运来的物品，包括杀人的套索，斗大的黑字写着“绕在脖子上的黄褐色布带”。 　　埃伯格向我靠过来，无声地伸出手指划过屏幕。 　　我打开布兰达·史代普的卷宗，指出这点与我验尸时的口述和之后打下的书面报告不同，那上面的记录是“一双肉色的丝袜绕在她的脖子上”。 　　“嗯，”埃伯格要我再回想，“去看看急救人员的报告，上面列的是一条黄褐色的布带，对不对？” 　　我很快找到急救人员的资料。他是对的。那个医护人员在描述见到的情景时，提到被害人的手腕和脚踝被电线绑住，“一条黄褐色像布带的东西”缠绕在她的脖子上。 　　鲍尔斯好像想帮忙解释：“可能你的办事员在打字时曾看到这项记录，所以错把布带打了进去……换句话说，她没有注意到这与你口述的验尸报告不一致。” 　　“很不可能。”我不同意，“我的办事员知道应只从验尸报告、检验报告与死亡证明上摘取资料。” 　　“但不是全无可能，”埃伯格说，“因为有人提起这条布带，而它也在记录上。” 　　“当然不无可能。” 　　“那么说不定，”坦纳下了结论，“报上所提到的布带出自你的电脑。可能有记者侵入你的数据库，或是找高手帮忙。他的报告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他看了你办公室里不正确的数据。” 　　“他也可能从记录这条布带的医护人员那里得到了消息。”我反击道。 　　埃伯格离开电脑，冷冷地说：“我想你会采取行动确保你办公室数据的安全。叫那管电脑的更改密码，或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斯卡佩塔医生。至于这件事，我等着你的书面报告。” 　　他走向门口，步子只慢到够吩咐我：“副本送到各有关部门，然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需要采取下一步骤。” 　　他说完就离开了，坦纳跟在后面。 　　当所有办法都无法振奋精神时，我会开始做菜。 　　有些人在一天不顺利后会去打网球，或慢跑到关节都成为碎片。我有一个住在珊瑚角的朋友，她不顺心时会带着折椅逃到海边，用阳光和略带色情、与她专业形象不符的爱情小说来消除压力——她是一个地区法官。我认识的很多警察则在他们同业聚集的酒吧里借啤酒浇愁。 　　我一向不善运动，附近也没有很好的海滩，而喝醉酒从来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大多数时候我没有时间享受烹饪的乐趣，虽然不是独独钟爱意大利菜，但烧意大利菜我最为拿手。 　　“用刨子最细的那一面。”我在哗啦的流水声中对露西说。 　　“但它好硬。”她很受挫地抱怨。 　　“这种陈年的意大利帕梅森奶酪是很硬。小心手指关节，知道吗？” 　　我洗好青椒、蘑菇和洋葱，沥干水放在砧板上。炉上炖的是去年夏天用汉诺瓦番茄、罗勒、牛至和几瓣压碎的大蒜等做成的酱汁。我总是在冷冻库里存放好多，就是为了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上用场。卢甘尼佳香肠在纸巾上沥油，旁边同样在沥油的是炒过的碎牛肉。高筋面团在料理台上的一块湿布下发酵，碗里装的则是纽约制的全脂莫索里拉奶酪，已经掰成小块，仍泡在原来的盐水里，这是从西大道我喜欢的一家小食店买的。室温下的奶酪同奶油一样软，融化后则滑滑的，口感极佳。 　　“妈总是买盒装的，然后加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露西喘不过气来，“或是买那种超市做好的。” 　　“太糟了！”我回道，我是认真的。“她怎么可以买那种东西？”我开始切菜，“你外婆宁可让我们饿死也不会给我们吃那些。” 　　我妹妹一向不喜欢做菜，我从来不了解为什么。我们成长过程中一些最快乐的时刻是在饭桌旁度过的。父亲还没生病时，总是坐在饭桌上座，郑重其事地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大团冒着蒸气的面条，星期五则是特别的菜肉煎饼。不论我们有多穷，家里总有很多食物与酒。当我放学回家时，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和烧菜的声音，总让我非常快乐。 　　露西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真是悲哀，多么违反我们家的传统！我相信她放学后，大多数时候会回到一所安静的、没人照顾的房子，不到最后一分钟，麻烦得要命的晚饭绝不会上臬。我妹妹不应做母亲，也不该是意大利人。 　　我双手涂了橄榄油，开始擀面，用力地擀，直到手臂发酸。 　　“你能像电视上那样旋转面团吗？”露西停下手边的事，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表演给她看。 　　“哇！” 　　“并没有那样难。”面团逐渐在我的拳头上变薄变大，“秘诀是你的手指要收起来，不然就会戳破。” 　　“让我来做嘛。” 　　“你还没有把那些奶酪刨成细丝。”我假装很严肃地说。 　　“拜托嘛……” 　　她跳下小凳子，走向我。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浸满橄榄油，然后握成拳头。我惊讶地发现她的手几乎同我的一样大。当年她还是婴儿时，手不过胡桃大小。我记得当我去看他们时，她伸出手来碰我，抓住我的食指对我微笑，一种奇怪但温暖开心的感觉从我的胸口扩散开来。我把面团挂在露西的拳头上，笨手笨脚地帮她转动。 　　“越来越大了，”她叫道，“好棒啊！” 　　“面团会变大是因为离心力的缘故……这跟以前人做玻璃的方法相似。就是那种里面有波浪的老玻璃，看过吗？” 　　她点头。 　　“玻璃可慢慢旋转成一个大而扁的平面——” 　　车道的小石子路在轮胎的辗压下发出细碎的声响，我们同时抬起头，一辆白色奥迪开了进来，露西的心情立刻低落。 　　“噢，”她不高兴地说，“他来了。” 　　比尔·鲍尔斯从乘客座上拿起两瓶酒，开了车门走出来。 　　“你会很喜欢他的。”我熟练地把面团放进一个深烤盘，“他很想见你，露西。” 　　“他是你的男朋友？” 　　我洗手。“只是一块玩玩，而且我们在一起做事。” 　　“他没结婚？”她看着他通过走道走向前门。 　　“他太太去年死了。” 　　“噢。”她停了片刻，“怎么死的？” 　　我亲了亲她的头顶，走出厨房去开门。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确定露西会如何反应。 　　“你复原了吗？”比尔微笑着轻轻吻我。 　　我关起门。“稍微好了点。” 　　“等你喝了几杯这种灵液后保证全好了。”他提起那两瓶酒，好像它们是珍奇的猎物，“这是我的珍藏，你会喜欢的。” 　　我碰碰他的手臂，他跟我走进厨房。 　　露西站在小凳上，再度刨起奶酪，背对着我们。我们走进来时，她甚至没有转头看一眼。 　　“露西。” 　　她还在磨。 　　“露西，”我带着比尔走向她，“这是鲍尔斯先生。比尔，这是我的外甥女。” 　　她很不情愿地停下来直视我。“我擦到手指关节了，姨妈。你看。”她抬起左手，一个关节有点出血。 　　“噢，来，我去拿绷带……” 　　“有些血在奶酪里。”她说下去，忽然间好像要哭出来。 　　“我想我们需要叫辆救护车。”比尔宣布。他大出露西意料之外地一把将她从小凳上抱起，手臂挽着她的大腿。“丁零……丁零……”他一边抱着她走到水槽边，一边大叫，好像在发警报。“三一六，有紧急情况……有个可爱的小女孩关节在流血。”他似乎在同一个调度员说话，“请斯卡佩塔医生准备好绷带……” 　　露西咯咯发笑，乐不可支，一时间忘记了关节，一脸爱慕地看着比尔打开酒瓶的软木塞。 　　“你要让它呼吸一下，”他温和地解释给她听，“唔，一个小时后喝就会比较顺口。酒像人生其他事情一样，随着时间流逝越变越温醇。” 　　“我可以喝一点吗？” 　　“嗯，”他故意很严肃地说，“只要你姨妈说好，我就没问题。不过我们不希望你喝醉了。” 　　我静静地做比萨，先在面饼上涂汁，然后放上肉、蔬菜和帕梅森奶酪，最上层是莫索里拉奶酪碎块。我把比萨滑进烤箱，不一会儿厨房里就弥漫着浓郁的蒜香。我忙着做色拉，摆刀叉，露西与比尔在一旁谈笑。 　　我们很晚才吃饭，露西喝了那杯酒反倒是件好事。等我收拾桌子时，她的眼睛已经快要闭起来。虽然她不愿意对比尔说晚安，但她是该上床睡觉了。比尔完全赢得了她的心。 　　“实在令人意外。”送她上床后，我对比尔说，我们坐在厨房的桌边闲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原先我很担心她的反应……” 　　“你以为她会把我当对手。”他笑了笑。 　　“我们这样说吧，她妈妈来来去去的男朋友不知有多少。” 　　“所以她没有多少时间给女儿。”他在我们的杯子里再添了酒。 　　“这样说还算好听的了。” 　　“太不幸了。她很特别，聪明得不得了。”他慢慢啜酒，又加了一句，“你上班的时候她整天在家做什么？” 　　“柏莎在这里。大部分时间露西在我的书房里玩电脑。” 　　“玩游戏？” 　　“很少。我想她对电脑比我懂的更多。我上次同她谈电脑时，她在用Basic写程序，重组我的数据库。” 　　他开始审视酒杯，然后问道：“你家里的电脑能联机到办公室吗？” 　　“不要乱猜。” 　　“嗯，”他看着我，“如果是这样，对你反而好。或许这是我心里的期望。” 　　“露西不会做这种事，”我有点激动地说，“如果是真的，又对我有什么好处？” 　　“与其是记者，不如是你十岁大的外甥女。埃伯格会放过你的。” 　　“他绝不会。”我尖锐地说。 　　“不错，”他面无表情地说，“他早上爬起床的理由就是要找你麻烦。” 　　“老实说，我也开始这么想了。” 　　埃伯格接获任命时，正好碰到里士满的黑人社团公开抗议警方只关心白人遇害的凶杀案。不久，一个黑人市议员在自己的车内被杀。我猜，埃伯格与市长认为第二天不事先宣布就出现在停尸间是一个开展公关的大好机会。 　　如果埃伯格看我验尸时问我问题，或索性闭口不乱说话，就不会闹得这么难看。但他那医生与政客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我办公室大楼外对等待的记者很肯定地表示，那名市议员胸部“伤口散布的情形”表明“有霰弹枪在近距离射击”。稍后当记者问我时，我以最婉转的方式说明，所谓的散布的伤口，其实是急救人员在锁骨下的血管里插进大针去输血的结果，市议员的致命伤是一把小口径手枪射人后脑造成的。 　　埃伯格的漏洞让记者鸡飞狗跳地兴奋了一天。 　　“问题是他的本行是医生，”我对比尔说，“他只知其一，却觉得自己够格当法医了，而且比我更在行。事实上，他常说些屁话。” 　　“但你不该指出来。” 　　“那我该怎么办？同意他的话，让别人以为我和他一样无能？” 　　“简单地说，这是出于工作上的忌妒，”他耸耸肩，“经常发生。” 　　“我不知道原因到底出在哪里。你要如何解释这些事？人的感觉和所做的事大半都没什么道理。谁知道，说不定他看到我就想到他母亲。” 　　我的怒火不断攀升，从他睑上的表情，我发觉自己正怒目瞪他。 　　“嗨，”他举手抗议，“不要怪我，我又没做什么事。” 　　“今天下午你在那里，对不对？” 　　“你期望什么？我应该告诉埃伯格与坦纳我不能去开会，因为我们在一起？” 　　“当然你不能告诉他们这个，”我悲哀地说，“但说不定我希望你能这么说，或许我还希望你打扁埃伯格，或诸如此类的。” 　　“这主意不错，但我不觉得这对我下次竞选会有任何帮助，何况你可能会让我在监狱里待得发烂，也不保我出来。” 　　“那就看保释金要多少了。” 　　“屁。”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你们要开会。昨天你一定就知道了，说不定更早。”我说，“所以你周末才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尽力控制住自己，目光炯炯地逼视他。 　　他又开始研究酒杯，停了一会儿后才说：“我看不出告诉你有任何好处，只会让你更担忧，而且我的印象是这个会议只是做个样子，徒具形式。” 　　“徒具形式？”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埃伯格差点没掐死我，他花了大半个下午颠覆我的办公室，这还叫徒具形式？” 　　“我想他这么做是因为你告诉他有人侵入你的电脑，凯。昨天我并不知道这回事。见鬼，昨天你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我冷冷地说，“我不说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 　　沉默。 　　“你什么意思？” 　　“这种巧合未免太惊人了，就在他找我去的几个小时前，我们发现电脑被人侵入。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说不定他知道……” 　　“说不定他是知道。” 　　“你这样说可真有安慰作用。” 　　“这不过是猜测。”他从容地继续。“就算你去埃伯格办公室时，他已经知道电脑出了问题，又如何？说不定有人说出来了——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然后那些话飘上了二十四层楼。”他耸耸肩，“只是让他多一件烦心事，对吗？你并没有摔个跟头，因为你够聪明，你并没有掩饰。” 　　“我一向说真话。” 　　“那可不一定，”他顽皮地说，“你对别人假装我们俩之间没什么——你从来不提。” 　　“所以他说不定知道，”我打断他，“我只想听你说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郑重地看着我，“我发誓。如果我听到了，我一定会先警告你，凯，我会跑到最近的电话亭……” 　　“然后像超人一样飞出来。” 　　“见你的鬼，”他喃喃地说，“你在取笑我。” 　　他像个受伤的小男孩。比尔身兼多种角色，而他扮演每个角色时演技都很精湛。有时候我很难相信他会这般迷恋我。难道这也是他扮演的角色之一？ 　　我想他是城里半数女人梦中的主角，而他的竞选总干事很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比尔的照片贴在餐馆店面上，每条街的电话亭也无不钉上一张。谁会不迷上那张脸？他英俊得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头发像一根根金黄色的稻草，皮肤也晒成古铜色，那是他每个星期花好多小时在网球俱乐部打球的结果。要不瞪着他欣赏实在很难。 　　“我不是在开你的玩笑，”我疲倦地说，“真的，比尔，我们不要再争了。” 　　“我没问题。” 　　“我只是很烦，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显然，他已经想到这点。他说：“如果你能查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那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停了一下补充道：“如果你能证明会更好。” 　　“证明？”我警觉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你有个嫌疑人？” 　　“我没有事实根据。” 　　“谁？”我燃起一根烟。 　　他的注意力移到厨房。“在我的单子上，艾比·特恩布尔名列第一。” 　　“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一个我没想到的人。” 　　“我说真的，凯。” 　　“不错，她是个很有野心的记者。”我被惹毛了，“老实说，我听得有些烦了，她并不像人家说的那样厉害。” 　　比尔砰的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见鬼了她才不厉害，”他瞪着我，断然反驳，“那女人是蛇蝎！我知道她是很有野心的记者，但她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坏。她阴险狠毒，善于利用人，极度危险。那母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这样激烈把我吓得无话可说。他平时不会这样尖刻地形客人，特别是对那些我认为跟他不熟的人。 　　“记不记得大约一个月前，她写了篇有关我的专访？” 　　不久前，《时报》终于刊出了惯例会登的新任州检察官专访。那篇专访篇幅相当长，刊登在星期天的报纸上。我不记得艾比·特恩布尔到底写了些什么，只记得以她的风格而论，那篇稿子毫无特色。 　　于是我说：“就我记忆所及，那篇专访软绵绵的，既没有造成伤害，也没有什么好处。” 　　“那是有理由的，”他反击道，“我猜她并不想写那一篇。” 　　他不是在暗示那次访问很无聊，而是有别的事发生。我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糟透了。她花了一整天跟着我，坐在我的车上，跟着我去一个接一个的会议，见鬼，甚至跟我一起去了干洗店。你知道那些记者的德行。如果你不反对，他们会跟着你去厕所。嗯，这样说好了，到了晚上，出现了非常不幸的情况。” 　　他暂停下来，看我明不明白他的含意。 　　我太明白了。 　　他看我一眼，脸上肌肉僵硬。“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我们从最后一个会议出来时大约八点，她坚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你知道，报社请客，而且她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们一出餐厅停车场，她就说她不舒服，喝了太多酒什么的，要我送她回家，而不是回报社，因为她的车停在报社。我就照做了。当我在她家门口停下来时，她整个人都贴了过来，糟透了。” 　　“然后呢？”我以不在乎的口吻问道。 　　“我显然没有处置得当。虽然是无意的，但我猜还是羞辱了她。从此以后，她就一直找我麻烦。” 　　“比如？她打电话给你，给你威胁信？”我并不很认真，但没想到他接下来会说出那样的话。 　　“她写了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你的电脑被人侵入，说出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我觉得这些都出自她的个人动机——” 　　“走漏的消息？你的意思是她侵入我的电脑，写那些恐怖的细节，都是为了要找你麻烦？” 　　“如果这些案子在法庭上出了问题，是谁遭殃？” 　　我没有回话，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是我，我会出庭起诉这些案子。报上登出太多细节会搞砸这些恶性的重大案件。没有人会送花给我，感谢我。她知道得再清楚不过，凯。她在整我，这就是她在做的事。” 　　“比尔，”我降低声音，“身为一个称职的记者，她的责任是要锲而不舍地挖掘消息然后写出来。更重要的，是假设你唯一有的证据是凶手的证词，然后辩护律师让他改变主意，推翻以前讲的话，那么这案子在法庭上才会出问题。现在埃伯格那些人认为，凶手是精神病人，他从报纸上看到各种谋杀的细节，并想象自己犯了那些案子。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杀死那些女人的恶魔并不打算要自首或认罪。” 　　他一口喝干，再次倒满。“说不定警方注意到他，把他当成嫌犯，然后诱他认罪。也许情况就是这样。说不定那是唯一的证据。目前还没有一丝可用的实物证据……” 　　“没有一丝实物证据？”我插口。我一定没有听对，还是他醉迷糊了？“他留下一大堆精液。如果他被抓到，DNA的证据可以把他钉死——” 　　“噢，不错，当然会。在弗吉尼贬州，DNA证据在法庭被用过两次，先例极少。以全国来看，也只有几次因此而定罪，而且每个案子都在上诉中。你试试对里士满的陪审员解释，这家伙因为DNA证据而有罪。如果我能找到会拼DNA的陪审员，就算走运了。任何智商超过四十的陪审员、辩护律师总是会找个借口不用它，这是我天天在忍受的……” 　　“比尔……” 　　“见鬼！”他开始在厨房走来走去，“就算有五十个人亲眼看到被告扣扳机，要定罪都不容易。辩护律师会拖来一群鉴定证人蹚浑水，把所有的事搞得混杂不清。你比谁都清楚DNA证据可以有多复杂。” 　　“比尔，过去我也曾对陪审团解释过同样复杂的证据。” 　　他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又开始瞪着厨房，喝了一大口酒。 　　沉默持续着。如果DNA证据是影响案子结果的关键，那我将成为检察官最重要的证人。过去我有很多类似经验，但不记得比尔曾经担心过。 　　这次不太一样。 　　“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强迫自己去问，“你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安？担心有人会发现，然后说我们在专业上也同床……指控我操纵结果来配合检方？” 　　他看着我，满脸通红。“我没这样想。不错，我们是在一起，那又怎样？我们出去吃过饭，看过几场戏……” 　　他不需要说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通常他到我家来，或是我们到远点的地方去，像成廉斯堡或华盛顿特区。在那里我们被人认出的几率很低。我似乎比他更在乎公众的意见。 　　或是他意有所指，还有更惊人的事？ 　　我们不是情人，不完全是，这在我们之间造成一种潜藏不安的张力。 　　我想我们都感觉得到那股强烈的吸引力，但一直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几星期前有个案子到晚间才结束，他随口邀请我去喝酒，我们走到法院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两杯威士忌下肚后我们往我家赶去。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像青春期一样激烈。我们欲望炙热，更因不该发生而愈加狂放。当我们身处客厅的黑暗中时，我突然感到恐慌。 　　他的饥渴从身上猛然爆发出来。当他把我压倒在沙发上时，根本不是在抚摸我，而是在侵犯我。就在此时，我忽然清晰地记起他死去的妻子。她像个真人大小的可爱娃娃，压着淡蓝色的枕头，躺在床上，白色家居服的前面沾满深红色的血迹，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就在她垂下的右手边。 　　我去自杀现场时，只知道一个州检察官候选人的妻子自杀了，那时我还不认识比尔。我检查了他的太太。那些景象在好几个月后我黑暗的客厅里一一浮现眼前。 　　我抽身离开他。虽然我从没告诉他真正的理由，他对我的追求却更为热烈。我们彼此间的吸引力仍然存在，但中间竖起了一堵墙。我想推倒，但似乎做不到。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我看不出来你怎么可能操纵DNA结果，除非负责测验的是私人检验室，半个法庭部门都与你合作……” 　　“什么？”我问，惊住了，“操纵DNA结果？” 　　“你没听我说话。”他不耐烦地脱口而出。 　　“嗯，我是有些分心，没错。” 　　“我说没有入能指控操纵任何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们的关系和我在想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好吧。” 　　“只是……”他说不下去。 　　“只是什么？”我问。他又喝完一杯，我加了一句：“比尔，你还得开车……” 　　他挥挥手不理会。 　　“到底是什么？”我再次追问，“是什么？” 　　他抿嘴不肯看我，慢慢地说出来：“只是我不确定，到那时候从陪审员的立场来看，你的处境会如何。” 　　就算他出手打我，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惊讶。 　　“上帝……你知道了什么？是什么？那畜生在打什么主意？他想利用那该死的电脑入侵事件赶我走，他是不是告诉你这个？” 　　“埃伯格？他没耍诡计。妈的，他没这个必要。如果走漏消息的事怪罪在你办公室头上，或者大众相信由于这些渲染的新闻，刺激了凶手加速出手，你的头会在砧板上。人们需要有个怪罪的对象，但我可不能让我的明星证人有信用或人气的问题。” 　　“午饭后你同坦纳是不是在讨论这个？”我几乎要哭出来，“我在人行道上看到你，从北京楼出来……” 　　他沉默了许久。他也看到我了，但假装没看到。为什么？因为他大概正在和坦纳谈论我。 　　“我们正在讨论这些案子，”他不予正面回答，“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我既愤怒又深受挫折，决定最好不开口。 　　“你听我说，”他疲倦地解开领带和衬衫的第一个纽扣，“这件事的发展很不顺，我并不希望变成现在这样，我发誓。现在你很难过，我也不好受。我很抱歉。” 　　我沉默如石。 　　他深吸一日气。“只是我们确实有事需要担心，而且还应该通力合作。我只是在作最坏的打算，先有心理准备。” 　　“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以便保持声音的平静。 　　“做任何事之前先想五遍，就像打网球一样。当你输了一盘或是心情不对时，更应该特别小心。集中注意力在你的每一招，眼睛紧盯，一秒钟也不放过迎面而来的球。” 　　他的网球比喻有时会惹恼我，就像现在一样。“我一向步步为营，”我不悦地说，“你不需要告诉我如何行事。我并没有失手的记录。” 　　“现在这时刻特别重要。艾比·特恩布尔有如毒药。我觉得她在陷害我们——我们两个。她躲在幕后，用你的电脑来害我，也不管是不是会造成法网不张，只要那些案子搞砸了，你和我也跟着丢官。就是这样简单。” 　　说不定他是对的，但我很难相信艾比·特恩布尔会这样邪恶。只要她的血管里有一滴人血，她一定会希望那凶手遭到惩罚。就算她复仇心切，也不至于利用那四个惨死的女人作为复仇的棋子，何况我不相信她有如此强烈的报复欲望。 　　我正想告诉他，他太夸张了，他们两人间的不愉快经历让他一时判断错误。但我停住了。 　　我不想再讨论下去，我害怕再继续。 　　有个想法在我心里缠绕不去。他等到现在才说出来，为什么？他和她碰面是几个星期前的事。如果她要设计害我们，如果她对我们俩真那么危险，为什么他以前不告诉我？ 　　“你需要好好睡一觉，”我平静地说，“我想我们最好把今天的谈话，至少是部分的谈话摆在一边，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从桌边移开。“你说得对。我受够了，你也是。上帝，我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他又说了一遍，“我原本是来这里给你打气的。真是抱歉……” 　　我们走过走廊，他还在道歉。我还来不及开门，他就吻住我。我感觉到他呼吸里的酒味，以及他的热气。我的身体立刻起了反应，颤动的欲望与恐惧像电流般穿过。我勉强推开他，喃喃道：“晚安。” 　　他在黑暗中如同影子般走向他的车，打开车门钻进去，车内灯照亮了他的侧面。红色的后车灯划过空旷的街道，消失在树后，我仍呆呆地站在门廊，久久未去。 　　第八章 　　马里诺的银色克莱斯勒厢型车内的脏乱程度果不出我所料——如果我会花点时间去想象的话。 　　后座地板上有装过烤鸡晚餐的纸盒、捏皱的纸巾、好几个汉堡王的纸袋，和几个有咖啡渍的杯子。烟灰缸已经塞满并溢了出来，从后视镜上垂下一个松树形状的空气清香剂，就跟在垃圾场里洒了点除臭剂的效果差不多。灰尘、绒毛、面包屑到处都是，挡风玻璃已经被烟雾熏得不透明。 　　“你从没把它冲洗一下？”我系好安全带，顺口问道。 　　“我不再干这种事了。不错，这部车是分配给我，但不是我的。他们不让我下班后或周末时开回家。假设我把车外壳打蜡打到发光，再用去半瓶清洁剂清理车内，结果会怎样？我不上班时，其他人会用，等我再用时又变成这副模样。每次都这样。过了一阵，为了省得大家麻烦，我自己带头乱丢。” 　　车内的扫描仪从一台转到另一台，警方通讯频道轻轻地发出噼啪之声。他从我的大楼停车场内开出。自从他星期一突然离开会议室后，我就没再听到他的任何消息。现在是星期三下午，不久前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门口，宣布要带我去“观光一下”。 　　我们的观光行程其实是重游各犯罪现场，我猜目的是要我把这些地点牢记在脑子里。我不能表示反对，这是个好主意，但没料到他会这样做。除非他别无选择，不然怎么会邀我一同办案？ 　　“我有几件事该让你知道。”他调整车侧的后视镜，说。 　　“我明白了。如果我不同意去观光，你可能永远不会告诉我那几件我该知道的事？” 　　“随便你怎么说。” 　　我耐心等待。他把车上的点火器插回去，安顿妥当，可以舒舒服服开车了。 　　“你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他开始了，“我们昨天给彼得森作了测谎检验，那浑小子通过了。这下可好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洗清嫌疑。如果你是那种说谎如呼吸的疯子，你就可能通过。他是个演员，说不定还有办法硬说自己是上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呢。他的手不但一滴汗也没流，脉搏跳动得比我们在教堂时还要稳定。” 　　“这真不寻常，”我说，“要打败测谎仪很难，几乎是不可能，不管你是谁。” 　　“以前也发生过。这就是为什么测谎结果不能在法庭上当证据的原因。” 　　“的确，我不会说它绝对不会出错。” 　　“问题是，”他继续，“我们没有理由拘留他，或不准他离开这城市。所以我派人监视他，看他在工作后做些什么。像晚上在干吗，会不会跳上车到处兜风，找女人睡觉。” 　　“他还没回到夏洛茨维尔？” 　　马里诺将烟灰弹出窗口。“还要待上一阵，说他太难过了不能回去。他搬家了，搬到费蒙特大道的公寓，说他太太死后他无法再走进那栋房子。我想他会把房子卖掉，倒不是因为需要钱。”他看了我一眼，一时间我看着映在他墨镜上变了形的我。“原来他太太有一大笔保险金，彼得森可以拿到二十万。看来他可以专心写剧本了，不需要担心生计。” 　　我没说什么。 　　“关于他在高中毕业后的夏天被控强奸的那档子事，我猜是找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了。” 　　“你去查过了？”我知道他查过了，不然他根本不会提。 　　“原来是他在新奥尔良演戏时和一个女戏迷纠缠不清。我同办这个案子的警察谈过。据他说，彼得森是某出戏的主角，有个女孩对他很着迷，每天晚上都去看他、写信给他之类的。有一天她去后台，结果他们到法语区酒吧喝酒。然后呢？清晨四点她打电话报警，歇斯底里地说她被强奸了。他有问题，因为她经检验有过性交，精子属于非分泌型，而他正是非分泌型。” 　　“案子有没有上法庭？” 　　“预审的陪审团判定证据不足。彼得森坦承同她在她的公寓里做爱，但说是两厢情愿，而且是她主动。那女孩被打得很凶，脖子上还有伤痕。但没人能证明那是不是新伤，是不是彼得森干的。你看，陪审团只消看他一眼就被说服了。他们考虑到他在演戏，又是女孩先采取行动。彼得森还拿出他在戏院更衣室里收到的信。很显然，那女孩对他很着迷。何况作证时，他说得人情入理。他说她原本就有伤，她告诉他，那是几天前她打算同一个家伙分手时，两人发生争执所致。没有人想办彼得森。那女孩的道德水平跟条小鱼差不多。她不是个烂货，就是犯了愚蠢的错误，白白让人糟蹋。” 　　“那类案子，”我平静地说，“几乎没办法证明。” 　　“嗯，你永远不会知道真相。还有一个巧合，”他好像碰巧想起来似的说出一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话，“本顿昨天打电话给我，匡提科的主机在找是谁杀了这些里士满女人的数据时，找到了一个新线索。” 　　“在哪里？” 　　“沃尔瑟姆，马萨诸塞州。”他看我一眼，答道，“两年前，彼得森在哈佛念四年级时发生的。哈佛在沃尔瑟姆东边二十英里。四月与五月之间，有两个女人在她们的公寓里被强奸并勒死。两人都独自住在公寓一楼，被皮带和电线绑起来。凶手很明显经由没上锁的窗户进入，两次都发生在周末。那两件案子与在这里发生的几乎一模一样。” 　　“彼得森毕业并搬判这里后，那种谋杀停止了没有？” 　　“不完全是。那个夏天后来又发生了一起，不可能是彼得森干的，因为他已经住在这里，他太太开始去弗吉尼亚医学院。但第三个案子与前两案有很多不同。被害人只有十几岁，住在离前两件凶杀案的现场大约十五英里的地方。她不是独住，和一个当时不在的家伙住在一起。警方怀疑此案是另有其人模仿……有个畜生在报上看到前两个案子，由此得了灵感。大概一星期后她才被发现，尸体已腐烂到相当程度，根本找不到个洞去查精液。去查凶手的血型或体液都不可能。” 　　“前两个案子呢？” 　　“非分泌型。”他缓缓地说，直视前方。 　　沉默。我提醒自己全国有几百万个男人是非分泌型，而几乎在每个主要城市，每年都会发生性残杀案。但这几个案子的相似程度实在引人关注。 　　我们转进一条两旁有树的狭窄街道，这是一个新近才开发的小区，那些农场风格的房子大同小异，看得出里面空间拥挤且建材粗糙。房地产公司的标志到处可见，还有一些房子正在兴建。大部分草皮刚铺上，小棵的山茱萸和果树散布其间。 　　两条街后左转是布兰达·史代普的灰色小屋。她在约两个月前被谋杀，她的房子还没有租出或卖掉。大部分人对这种曾有人在此被虐杀的房子毫无兴趣，就连两旁的邻居也挂出了“售屋”的广告。 　　我们停在房前，安静地坐在那里，把车窗摇了下来。我注意到路上没有几盏街灯，晚上这里想必非常黑。如果凶手很小心，又穿了深色衣服，没人会看到他。 　　马里诺说：“他是从后面厨房的窗户进去的。看起来她在九点至九点半之间回家。我们在客厅发现一个购物袋，收据上有电脑印出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五十分。她回家烧了顿晚饭。那个周末很温暖，我猜她开了窗，让厨房通通气。她炒了碎牛肉与洋葱。” 　　我点点头，记起布兰达·史代普肠胃中的内容。 　　“煎汉堡与洋葱通常会起油烟熏臭厨房，至少在我该死的家是如此。水槽下方的垃圾筒里有碎牛肉的包装纸、意大利面酱汁的空罐子和洋葱皮，还有个油腻腻的炒锅泡在那里。”他停了一下，想了想，说，“一想到她选择晚饭吃什么，竟然可能是导致她被谋杀的原因，就让人觉得很那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她吃个烤碎鲔鱼或是三明治之类的，就不会要开窗。” 　　这是侦查凶杀案的人最喜欢反复思考的问题——假如……假如当初没进那间强盗抓了店员当人质的便利店买烟，结果会如何？要不是刚好走出房子去清理猫屎盒，他会那么凑巧遇上屋旁的逃犯吗？如果没和情人吵架，一气之下开车出去，就不会和一个醉酒驾驶者迎面对撞了吗？ 　　马里诺问：“你注意到高速公路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吗？” 　　“不错。在你开进这个小区前，有家超市在路角，”我回忆，“如果他是走着来的，他可以把车停在那里。” 　　他莫测高深地回答：“嗯，那家超市深夜并不开门。” 　　我点了根烟，想到一句谚语：一个好警探必须能设想罪犯如何犯案。 　　“你会怎么做？”我问，“如果是你。” 　　“如果我是什么？” 　　“如果你是凶手。” 　　“要看我是那个艺术家杀手马特·彼得森，还是那种迷上了跟踪女人，然后勒杀她们的普通精神病人。” 　　“后面那种，”我平和地说，“我们假设是后面那一种。” 　　他毫不客气地对我发出嘲弄的大笑：“你错了，大夫。你不该问有什么不同，因为不会有什么不同。我要说的，是不论我属于哪一类型，基本上都会做相同的事——不论我正常时候的身份和职业是什么，当我要去杀人时，所做的事和其他凶手没什么两样。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全会做同样的事。” 　　“继续说。” 　　“首先，我看到她，在某处和她有某种接触。说不定我去她家，卖东西或送花。当她来应门时，那个在我脑子里的小声音说‘就是她’。说不定我在她家附近做工，看到她独自来去就选上她。我可能花整个星期跟踪她，熟悉她的习惯，对她了解得越多越好，像哪盏灯亮表示她起床，哪盏灯熄表示她睡觉，她的车是什么样子等等。” 　　“为什么选她？”我问，“为什么在全世界的女人里偏偏选上她？” 　　他想了一下。“她引发了我某种情绪。” 　　“因为长相？” 　　他仍在想。“说不定，也可能是她的态度。她是职业妇女，有不错的房子，这表示她足够聪明，能有不错的收入。有些职业妇女很傲慢，搞不好我不喜欢她对待我的方式，或者她侮辱了我的男性尊严，像是我配不上她。” 　　“所有被害人都是职业女性，”我加了一句，“但大部分独住的女人都有份工作。” 　　“没错。而且我知道她独住，因为我会确认这一点，或以为我确定。我要去整她，让她知道谁才是老大。周末到了，我想好好干一票，所以过了半夜我上了车。我已经查过那个区域，全部计划好了。嘿，我可以把车放在超市的停车场，问题是那时超市已经关门，停车场空荡荡的，我的车放在那里太醒目了。跟超市同一个角落刚好有家加油站，我大概会把车放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个加油站十点关门后，还有待修的车停在那里，没有人会多想，就是警察也不会生疑，他们才是我该担心的人。要不然有些巡逻的警察看到有辆车放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可能会去查车主是谁。” 　　他描述作案行动中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他身穿深色衣服，走入街道的阴影处。他走到目的地时开始亢奋起来。他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能确定她在家。她的车停在车道上。除了门廊的灯，所有的灯都熄了，她在睡觉。 　　他并不急于动手，而是先躲在外面观察四周的情势，确定没有人看到他，然后才走到屋后。来到这里他开始感到有信心了。从街道上看不到他，下一条街的房子在一英亩之外，所有的灯都熄了，没有任何动静。房子后面一片黑暗。 　　他悄悄走向窗子，立刻注意到有一扇开着。只要拿刀戳破纱窗，很轻松就可以打开里而的栓子。几秒钟后，纱窗掉在草地上。他打开窗，把自己撑起来，一眼看到黑暗中厨房用具的形状。 　　“进屋后，”马里诺说，“我静静站在那里注意听，确定没有任何声音之后，我满意了。我找到走廊，开始找她睡的房间。这么小的房子，”他耸了耸肩，“不会有多少可能性。我立刻发现她的卧室，并听出她在里面睡觉。现在我把脸蒙了起来，比如说，用滑雪的面罩……” 　　“为什么多此一举？”我问，“她不可能活到指证你的时候。” 　　“头发。嗨，我又不笨。说不定我就是拿法理科学书当成床头读物，也还记得警察如何采集证据。我才不会让人有机会在她身上、身旁找到我的头发。” 　　“如果你这么聪明，”现在换我嘲弄了，“为什么不担心DNA证据？难道你不看报？” 　　“哼，我才不会戴那鬼套子。而且我太聪明了，不会蠢得让你锁定我为嫌犯。不是嫌犯就不能作比较，而你那一套DNA说法根本不值一毛钱。头发更有个人特质。你知道，我可不想让你发现我是白是黑，金发还是红发。” 　　“指纹呢？” 　　他微笑。“手套，宝贝。就像你检查我的被害人时戴的一样。” 　　“马特·彼得森没戴手套。如果他戴了，就不会在他太太身上留下指纹。” 　　马里诺轻易地回答：“如果马特是凶手，他不需要担心在自己的房子里留下指纹。无论如何，他的指纹到处都是。”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他是凶手。实际情况是我们在找个畜生，而马特就是。事实上，他还不是唯一的……每个树丛后都有一个。老实说，我实在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太太。” 　　我又看到在梦中出现的脸，没有五官的白脸，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的阳光暖洋洋的，但我似乎暖不过来。 　　他在继续：“接下来的事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我不会去惊吓她，我会轻轻走到她床边，一手盖住她的嘴，刀尖对着她喉咙。她醒了过来。我大概不会带枪，因为她如果挣扎夺枪，我可能会被打中，或者我还没机会干她，她就先把我解决了。照事先的计划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然会非常不顺，而且我可不愿意冒有人听到枪声后去报警的风险。” 　　“你会不会对她说话？”我清了清喉咙，问。 　　“我会低声说话，告诉她如果她喊叫，我会立刻杀死她。我会一遍又一遍这样告诉她。” 　　“还有没有别的？你还会对她说什么？” 　　“可能没了。” 　　他换挡掉转车头。我最后看了那房子一眼，屋里曾发生他刚才描述的事，或者说我几乎相信曾发生像他描述的事。当他叙述的时候，我好像亲眼目睹。这不像是猜测，反倒像证人在作证，一种不动情感，没有一丝反悔的证词。 　　我对马里诺的想法改变了。他的反应并不慢，更不笨。我想我越来越不喜欢他。 　　我们往东开去。阳光洒落在树叶上，此刻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陷在车流中如蜗牛般前行，无名的男男女女坐在车里赶着下班回家。我看着那些过往的脸，心中涌起一种和我全不相关的感觉，好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在想着晚饭，可能在想烤架上的牛排、他们的孩子，即将见到的爱人，或是白天发生过的事。 　　马里诺清点单子，细数各种可能。 　　“她被谋杀的两个星期前快递公司送过一个邮包。已经查过送包裹的人，没问题。”他说，“不久前有人去修水管，也没问题，至少我们查不出来。到目前为止，这四个案子里没有任何做工或送信的是同样的人，没有任何交集。以被害人的职业来说，也没有任何相关或相似之处。” 　　布兰达·史代普在昆顿小学教五年级，学校离她家并不远。她在五年前搬到里士满，最近与学校的足球教练解除了婚约。她高高大大，一头红发，聪慧且脾气好。根据她朋友和前未婚夫的说法，她每天慢跑很长距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我对她的生活可能比她在佐治亚州的家人还要清楚。她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每周日都去教堂，每周三则参加教会的晚餐。她弹吉他，在青年灵修会领唱诗歌。她在大学主修英文，在学校也教英文。除了慢跑，她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阅读，那天晚上关灯前，显然她在看多萝茜·贝蒂丝的书。 　　“有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事，”马里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她与洛丽·彼得森可能有一样相关之处。布兰达·史代普大约在六个星期前去过弗吉尼亚医院的急诊室。” 　　“为什么？”我惊奇地问。 　　“有个小交通事故。一天晚上她倒车出车道时被撞到了，没什么大不了。她自己报的警，说她撞得有点头昏。不久后来了辆救护车送她到急诊室。她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接受观察、照X光，结果没事。” 　　“她接受检查时，洛丽·彼得森在值班吗？”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线索。我问过医院，洛丽·彼得森那天在值班。我查过所有那天可能在的人，医护人员，大夫，你想得到的都查了。但没查出什么鸟，只是感到怪瘆人的，那两个女人可能碰过面，她们绝不会想到此刻你我会在这里讨论她们的谋杀案。” 　　这个想法像低伏特的电击般穿过我。“马特·彼得森呢？他那晚有没有去医院看他太太？” 　　“他说他在夏洛茨维尔。那天是星期三，大约在晚上九点半至十点。” 　　我想医院当然有可能就是那个交集点。任何在那里工作的人，或有机会看到记录的人，都有可能认识洛丽·彼得森，或者看到布兰达·史代普，她的地址会列在急诊卡上。 　　我建议马里诺彻查所有那晚在弗吉尼亚医院工作的人。 　　“这只需要去查五千个人，”他回答，“何况，杀她的那厮可能那晚也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所以我也往那方向查。目前看来并不乐观。那个时段一半的病人是女人，另一半不是心脏病发作的老家伙，就是撞了车的两个小伙子，不是没活过来，就是还昏睡不醒。很多人进进出出，老实说，那地方的记录差劲透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在那里，也不会知道有哪些人从街上逛了进来。可能有些人像秃鹫似的进出医院，寻找被害人——护士、医生、有小问题的年轻女人。”他耸耸肩，“他可能是送花的，常常进出医院。” 　　“你提过两次了，”我说，“关于送花那一点。” 　　他又一次耸肩。“嘿，我做警察前曾经送过一阵花。大部分的花都送给女人。如果我四处闲逛想找女人干，就会去送花。” 　　我真不该问。 　　“事实上，我就是在送花时遇上我太太的。替一个跟她约会的家伙送她一把甜心花束，红白两色的康乃馨和两枝甜心玫瑰。结果我比花更让她印象深刻，她男朋友的心意完全白费了。那是在新泽西州，两年后我搬到纽约当了警察。” 　　我郑重考虑以后再也不接受送来的花束。 　　“这是题外话，只是突然想到而已。不论凶手是谁，他一定在做些什么，他所做的事让他有机会遇见这些女人。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我们开车经过东区购物中心，然后右转。 　　不久，车辆逐渐稀少，我们开过布鲁克区高地，此处一般就称为高地。那个小区所在之处的高地几乎像个山坡。它是城中较老的小区，但过去十年间陆续有年轻的专业人士搬入。街的两侧是一排排同样的房子，有些还荒废着，有些用木板钉起来，但大多数已经修复翻新，阳台有繁复花样的铁栏杆，墙上是彩色玻璃窗，相当美丽。高地往北只几条街光景就差了很多，路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过几条街是联邦补助兴建的住宅。 　　“有些房子卖到十万以上，”马里诺将车减速，像在爬行，“但就算你送我，我也不要。我曾进去看过几家，好极了，可是我决不会住到这种地方。好多单身女人住在这里。简直是疯狂。” 　　我在看里程表。佩蒂·刘易斯的房子离布兰达·史代普的正好六点七英里。这两个小区差异之大、距离之远，令我无法想象地点会是一个相关因素。这里也有人在盖房子，就像布兰达家附近一样，但建筑公司与工人不太可能相同。 　　佩蒂·刘易斯的家夹在两户人家之间，是一栋优美的石材房子。红色的前门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石板屋顶，前面的门廓围着刚漆过的锻铁栏杆，后面是围墙和种满了大玉兰花的庭院。 　　我看过警方的照片。当你看着这栋建于世纪初的优雅古屋时，很难相信有恐怖的事会在里面发生，她家世代富有，住在谢南多厄山谷区。我猜这是她能住进这里的缘故。她从事自由写作，经过多年埋头创作，如今终于受到肯定，退稿信早已成为历史。上个春天《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一篇她的短篇小说，今年秋天—部小说即将出版。现在只能算遗作了。 　　马里诺提醒我，凶手还是从窗子爬进去的。这扇窗对着后院，通到她的卧室。 　　“在二楼那边的尽头。”他说。 　　“你的推论是他爬上最靠近屋子的玉兰树，攀爬上阳台屋顶，然后穿越窗户？” 　　“这不只是推论，”他反驳道，“我确信如此。除非有梯子，不然他不可能用其他办法进去。爬上树，跳进阳台去开窗并不很困难。我知道，我试过，看有没有可能做到，结果一点问题也没有。只要那家伙的上肢有点力气，就可以从那根很低的粗树枝抓住屋顶边缘，”他指了指位置，“然后撑起来爬进去。” 　　房子的天花板上装了风扇，但没装空调。根据佩蒂的一个不住在这里、但每年来访几次的朋友说，她常常开窗睡觉。简单地说，这是个舒适与安全间的选择，她选了前者。 　　马里诺慢吞吞地做U形转弯，我们继续往东北方前进。 　　塞西尔·泰勒住在津特园，这是里士满最古老的住宅区。那里有宽广的维多利亚式三层楼房，房外四周的阳台宽大到可以在上面溜冰，还有角楼，屋檐上有齿状花纹。院子里种满了玉兰、橡树和大杜鹃，阳台柱子和后院花架上爬着葡萄藤。我仿佛能看到窗后昏暗的客厅、褪色的东方地毯、雕琢的家具与壁饰，还有满坑满谷的各式小摆设。我不会选择住在这里。这个地方让我联想起挂在别的树上的藤蔓植物，使我感到遭禁闭的恐惧。 　　她的房子是两层砖楼，与她邻居的比起来并不起眼。这里离佩蒂·刘易斯的家有五点八英里。在黯淡的阳光下，石板屋顶像铅板一样闪着光。木窗和门都是光裸的，还等着塞西尔来漆上新漆，如果她能活得够久。 　　凶手从屋子北边树丛后的地下室窗口进入。那里的锁坏了，就和其他东西一样等待修理。 　　她是个美丽的黑人女子，刚与一个住在泰德沃特的牙医离婚不久。她在一家投资公司当接待小姐，晚上去大学上课，修商科学位。她最后被看见还活着是一个星期前的星期五，大约在晚上十点钟，我估计是她死前三个小时。她同一个女友在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然后径直回家。 　　次日即星期六下午她的尸体被人发现。原来塞西尔约好要和朋友去购物，她的朋友看见她的车停在车道上，却等不到她回电话或开门，于是开始担心，便从卧室窗帘微微分开的缝隙往里看。塞西尔被绑的赤裸身体横在混乱的床上，那景象一定使她的朋友难以忘怀。 　　“芭比，”马里诺说，“她是白人，你知道。” 　　“塞西尔的朋友？”我忘了她的名字。 　　“嗯，芭比，就是那个发现塞西尔尸体的有钱朋友。她们两个总是在一起。芭比开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是个艳丽的金发模特儿。她老是待在塞西尔的家，有时候到清晨才回去。如果你问我，我看她们是对小情人。我想不通。为什么？两个都美得让人眼珠子掉下来。你会以为一堆男人无时无刻不追着她们跑——” 　　“说不定这就是你的答案。”他实在惹人厌烦。“如果你对她们的疑心有道理。” 　　马里诺狡狯地一笑。他又在嘲弄人了。 　　“嗯，”他继续道，“说不定凶手在附近开车兜风，一天晚上看到芭比钻进她红色的保时捷跑车，就以为她住在这里。也可能有天他跟踪她，结果跟到了塞西尔的家。” 　　“然后他误杀了塞西尔？因为他以为芭比住在这里？” 　　“我只是猜想。像我所说，芭比是白人，其他被害人也是白人。”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片刻，瞪着那房子。 　　被害人不同的族裔也让我不解。三个白种女人，一个黑种女人。为什么？ 　　“我还有个想法，”马里诺道，“我在想：对于每个案子，凶手是不是都有好几个候选人？像从菜单上选菜一样，结果他要了可以负担的那一道。说来奇怪，每次他去杀人，被杀的女人就刚好有扇窗不是没上锁，就是已经打开或坏了。我觉得，他要不是随便兜风寻找看上去独居，房子又不安全的女人，就是他心里有很多女人，也有她们的地址，然后他一处处查看，一个晚上去很多地方，看哪个比较容易下手。” 　　我不喜欢他的想法。“我想他跟踪每个女人，”我说，“她们是特别选出的目标。我想他可能在案发之前就去过她们的家，但结果不是她们不在家，就是锁上了窗。凶手可能习惯性地会去那些被害人住的地方，时机一到就下手。” 　　他耸耸肩，考虑着我的说法。“佩蒂·刘易斯在布兰达·史代普死后几个星期被谋杀。她死前一个星期曾出城去看一个朋友。所以他可能去找她，她却不在。当然，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谁会知道？三个星期后他杀了塞西尔·泰勒，但又一个星期后他再次出动，谋杀了洛丽·彼得森——谁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说不定他立刻就中了头奖。洛丽的丈夫忘了锁上窗户。凶手可能在谋杀洛丽·彼得森的几天前才同她接触。如果她的窗子上周末上了锁，他只有在这周末再试试运气。” 　　“周末，”我说，“好像对他很重要。他总是在星期五深夜或星期六凌晨一点左右动手。” 　　马里诺点点头。“唔，他算计过了。要是问我，我猜他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工作，所以选在周末动手，干过后有时间冷静下来。但也可能他另有理由，用这个来恐吓我们——星期五到了。他知道整个城市的人，像我和你，就好像误闯到高速公路中央的猫那般紧张。” 　　我犹豫片刻，但还是提了出来。“你觉得他对暴力的需要越来越高了吗？这些谋杀的间隔越来越短，是因为他受了新闻的撩拨，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他没有立刻回答，但开口的时候很严肃。“他对暴力上了瘾，大夫，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手。” 　　“你说那些新闻与他作案的形态没有关系？” 　　“不，”他回答，“我没那样说。他的模式是采取低姿态，闭嘴不引人注意，如果媒体不迭样渲染，他反而会忍不住吹嘘几句。那些耸动的新闻像是给他的礼物，他不需要多说，那些记者自然会奖赏他，而且是免费赠送。如果现在记者都不写他了，他会很受挫，可能更大胆。过一段时间，说不定他会开始送信、打电话想引记者再写他。他可能会出纰漏。” 　　我们静坐了一会儿。 　　然后马里诺再次让我大吃一惊。 　　“听起来你和弗特西斯谈过。” 　　“什么意思？” 　　“你说了那套新闻让他受不住，让他更快诉诸暴力之类的话。” 　　“他这样告诉你的吗？” 　　他顺手摘下太阳镜，放在仪表盘上。他看我时，眼睛里隐含着愤怒。“没有，但他告诉了两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鲍尔斯，另一个是坦纳。” 　　“你怎么知道？” 　　“我在局里的耳目同我在街上的一样多。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及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嗯，可能的结果。” 　　我们沉默地坐着。夕阳已经降到屋顶下，阴影笼罩了草坪和街道。马里诺刚才的举动像开了一扇门，把我们引入互相信任的坦途。他知道，而且他在告诉我他知道。我不知道我敢不敢把这扇门开得更大。 　　“鲍尔斯，坦纳，这些权力人士对消息走漏非常恼怒。”我小心地说。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弄得精神崩溃。这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当你同亲爱的艾比住在同一个城市。” 　　我只能苦笑。多合适。你对亲爱的艾比·特恩布尔说出心中的秘密，然后她把每个字都印在报纸上。 　　“她是个大问题，”他继续说，“简直就像有内线直接通到局里的中心。就连局长哼一声，她也会知道。” 　　“谁告诉了她？” 　　“这样说好了，我有怀疑目标，但没证据，明白吗？” 　　“你知道，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好像在说一件尽人皆知的事。 　　他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几天前有入侵入，想找洛丽·彼得森的档案。我们运气好发现了——我的电脑分析师偶然没照惯常的步骤操作，结果我们发现了侵入者留在屏幕上的指令。” 　　“你是说可能有人侵入几个月了，但你一点也不知道？” 　　“不错。” 　　他安静下来，脸色凝重。 　　我逼问一句。“你改变疑心的对象了吗？” 　　“嗯。”他只哼了一声。 　　“就这样？”我被激怒了，“没有别的话好说？” 　　“没。只有一句，最近你一定火烧屁股。埃伯格知道吗？” 　　“他知道。” 　　“我猜坦纳也知道。” 　　“不错。” 　　“哼，这可以解释好几件事。” 　　“比如？”我立刻惊慌起来，马里诺显然也看了出来。“比如什么？” 　　他没有回答。 　　“到底什么事？”我追问道。 　　他缓缓打量了我一会儿。“你真想知道？” 　　“我最好知道。”我平稳的声音掩饰了焦虑，那种焦虑正升级为恐慌。 　　“嗯，我这样说吧。如果坦纳知道今天下午你和我像这样一起开车出来谈话，他可能会把我撤职。” 　　我难以置信地瞪着他。“你说什么？” 　　“唔，今早我在总部碰到他，他把我叫到—边，对我说他和另一些高层人士要防堵消息走漏，要我保证绝口不谈这些案子。这种事哪需要他告诉我。他还说了些当时听不出有什么道理的话。重要的是我被禁止再告诉你的办公室——意思是你——任何办案进展。” 　　“什么——” 　　“像调查怎么进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等，都不该知会你。坦纳的命令是我们从你那里拿验尸报告，但即便你问现在是几点钟我们都无可奉告。他说有太多消息到处乱传，唯一制止的办法，是除了我们这些没有资料不能办事的人之外，不能将信息告诉任何人。” 　　“没错，”我抢白道，“也包括我。这些案子在我的工作权限范围之内，是否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一点？” 　　“嗨，”他平静地说，瞪着我，“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谈吗？” 　　“对，”我平静了点。“是。” 　　“我？我不在乎坦纳说什么。说不定他只是被你的电脑纰漏惹火了，不希望警方把敏感的消息给法医的走漏新闻专线。” 　　“请你……” 　　“说不定还有其他理由。”他自顾自喃喃低语。 　　不论是什么，他并没打算告诉我。 　　他粗鲁地换挡开车，我们驶向河边，往南去柏克莱低地。 　　接下来的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我没注意时间——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在难堪的沉默中静坐，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逝。我似乎成了残酷笑话的取笑对象，又好像有个除我之外尽人皆知的故事在流传。那种被隔离的感觉令我难以忍受，而深刻的恐惧动摇了我的判断力、敏锐度和理性。我不再有信心。 　　只不过几天前我还前途光明，现在却一片阴霾。消息走漏的罪名归到我的办公室头上。我企图将办公室现代化的结果是损坏了我一向维持的高度私密性。 　　就连比尔也不再确定我的可信度，现在警察又奉命不再给我消息，看样子他们不把我坐实成所有凶杀案的代罪羔羊绝不罢休。埃伯格即便不直截了当地炒我鱿鱼，也会慢慢将我踢开。他别无选择。 　　马里诺在看我。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停了下来。 　　“离那里有多远？”我问。 　　“哪里？” 　　“离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塞西尔的家。” 　　“七点四英里。”他看都没看里程表就脱口回答。 　　在目前的光线下，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洛丽·彼得森的房子。 　　她的家看起来空荡荡的，没人住，也没人照顾。阴影下的白色墙面有些脏，灰蓝色的木板窗一片阴沉。前面窗户下的百合花被践踏在地，可能是警察在那里仔细搜查每寸土地寻找证据的结果。门口还留有一圈围住犯罪现场的黄色警戒线，过长的草地里有一个啤酒罐，可能是有人随手把它丢出了车外。 　　她的房子是那种整齐、普通的标准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在每一个小城或小区都有。人们买第一栋房子时常会选择这样的，然后搬走，晚年时又回到原点。住在这里的人多为年轻的上班族、年轻夫妇，和那些子女长大离家、退休后搬回来的老人。 　　她的房子几乎与我在巴尔的摩念医学院时租的那栋白色墙面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当时也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对居住的环境毫不关心。我一早就出门，通常要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我的生活局限在书、实验室、考试与轮值中，并为如何保持体力与精神以熬过这种日子而伤脑筋。我永远不会想到，就像洛丽不会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决定取走我的生命。 　　“嗨……” 　　我忽然警醒到马里诺在对我说话。 　　他好奇地问道：“你还好吧，大夫？” 　　“很抱歉。我没注意你说了什么。” 　　“我刚才问你在想什么。你知道，现在你脑子里有一张地图。你觉得怎样？” 　　我不经意地回答：“我想她们的死与她们住的地方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不置可否，接着拿起对讲机，告诉警察局调度员他要下班了。我们的观光到此结束。 　　“十，四，七，十，”那傲慢的声音传回来。“十八，四十，五小时，注意你眼里的阳光，明天同样时间他们将要播放我们的歌……” 　　我猜他指的是警笛、枪火和人们撞成一团。 　　马里诺闷哼一声。“我刚出道时，局里顶多给你声招呼，哪有现在这一套。” 　　我微微闭眼，按摩着太阳穴。 　　第九章 　　我开车回家时，一轮明月挂在树梢。 　　茂密的枝叶在路边投射出移动的黑影，掺杂云母碎石的路面在我的车前灯下反射出点点光芒。空气清新且温暖宜人，是打开车顶或车窗的最好时候。但我的车门却上了锁，车窗紧闭，空调调在微风。 　　以往这样的夜晚会令我觉得很迷人，但现在只让我不安。 　　白天看到的景象如月光般还在我的眼前。它们跟定我，不让我走。我看遍那四幢在不同区域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不起眼。他怎么选的？为什么？我确信这绝不是随机发生的，这些案子一定有相关之处。我不断思索那些存在于尸体上的发亮物质。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坚信那些发光的物质联结起了他与被害人。 　　我的直觉到此为止，再试着往下想，脑子就一片空白。那些发光的物质会引导我们找到他住的地方吗？这会与他的职业或喜欢的休闲娱乐有关，使他得以接触他的猎物？或者会更奇怪，遗留下来的物质其实是从那些女人身上来的？ 　　说不定这是每个被害人家里都有的东西，甚至来自她们身上或工作场所，也可能来自每个女人向他购买的东西。天知道到底来自何方。我们不能检验房子中、办公室里或被害人常去地方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 　　我将车转进自家车道。 　　车还没停稳，柏莎便打开了前门。她站在门前刺眼的灯光下，手搭在臀部，手腕上钩着皮包。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急着要走。我不敢想象露西今天的表现。 　　“嗯？”我进门就问。 　　柏莎开始摇头。“很槽，凯医生。那小孩。噢！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今天很坏。” 　　我精疲力竭，无以为继，而露西的情形也是每况愈下。总之，这是我的错，我没处理好，或者说，我根本不该那样对待她。 　　我对待成人可以粗率直接，无所顾忌，但我不习惯这样对小孩。我没有问她电脑遭入侵的问题，连提都没提。星期一晚上比尔离开我家后，我便把调制解调器收起来，藏到楼上衣橱里。 　　我的想法是露西会以为我拿去修理了，说不定她根本不会发现。昨天晚上她完全没有提到调制解调器不见了，但我注意到她没看我放的录像带，她在看我，眼睛流露出受伤的神情。 　　我做的事完全合乎逻辑。如果侵入我办公室电脑的人居然是露西，我把调制解调器拿走后她就不可能再做，而我也不需要当面指出来，弄得很难堪，给这次来访留下不美好的回忆。反过来说，如果侵入的情形再次发生，那就可以证明不是露西干的。 　　话虽如此，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理性为基础，就像玫瑰不是用辩论来灌溉。我知道，隐藏在知识与理性之下的，是一颗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心。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其实笨到极点。 　　我记起了童年。母亲坐在我床边回答有关父亲的问题，我多痛恨她和我玩这种游戏：首先因为有只“虫子”进入他的“血液”，所以他常常生病；或他必须忍受“某些有色人种”或“古巴人”带着疾病到他的杂货店；或“他工作太累，所以累垮了”。全部都是谎言。 　　我父亲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我上小学之前就已确诊。但一直到我十二岁，他的病情到了第三阶段的贫血时，我才知道他快死了。 　　我们欺骗小孩，虽然我们在他们的年纪时就已经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谎言，但我们还是照骗不误。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露西，她像成人一样敏锐。 　　八点半时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她拿着调羹搅奶昔，我在喝一杯我亟需的威士忌。她的态度完全变了，这让我觉得不安，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她连和我吵架的兴致都没了，我不在家所引发的愤怒与不满也消失无踪。我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即使告诉她比尔可能有时间过来跟她说声晚安也毫无效果。她兴致全无，一动不动，完全没有反应。她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好像病了。”她终于低声说。 　　“你怎么知道？我回家后你还没看过我一眼。” 　　“你就是看起来生病了。” 　　“噢，我没有生病，”我告诉她，“只是非常疲倦。” 　　“妈妈累的时候，看起来并不像在生病。”她好像在控诉我，“只有当她跟罗夫吵架时才会像生病。我恨罗夫，他是个笨瓜。他来家里的时候，我要他折纸，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他是个蠢蛋、屎头。” 　　我没因为她说脏话而责备她，我一句话也没说。 　　“所以，”她追问道，“你和罗夫吵架了？” 　　“我不认识什么罗夫。” 　　“噢。”她皱皱眉，“我敢打睹鲍尔斯先生在生你的气。” 　　“我不觉得。” 　　“我打赌一定是。他生气是因为我在这里——” 　　“露西！别胡说。比尔很喜欢你。” 　　“哈！他生气了，因为我在这里，他就不能做那件事。” 　　“露西……”我发出警告声。 　　“我说得没错。哈！因为他无法脱裤子。” 　　“露西！”我严厉地说，“立刻停止！” 　　她终于正视我，她眼睛里的愤怒让我震惊。“我就知道！”她恶毒地笑，“而且你也希望我不在这里，免得碍着你们。哼，我才不在乎。妈妈和她的男友还不是照睡他们的觉，我才懒得理。” 　　“我不是你妈！” 　　她的下唇颤抖着，好像我打了她。“我从来没说你是，也不想要你当我妈！我恨你！” 　　我们两人都僵坐不动。 　　我一时惊住了，我不记得有人说他恨我，即便他真的恨我。 　　“露西，”我艰难地开口，胃像拳头般揪成一团，我觉得自己快病倒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不像你母亲，明白吗？我们非常不同，一向都没什么相同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关心你。” 　　她没有反应。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恨我。” 　　她仍像石头一样沉默。 　　我呆呆地起身再去倒酒。她当然不恨我。小孩常常说那样的话，但他们并不是当真的。我试着回想，我从来没有告诉母亲我恨她，但我想我是偷偷恨她，至少小时候如此，因为那些谎言。在我失去父亲的同时，我也失去了她。她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垂死和疾病上，多萝茜与我没有得到她的关爱。 　　我欺骗了露西。我也心有所属，只不过不是为了垂死的人，而是那些已死去的人。每一天我都为公理而战，但对一个觉得没人疼爱的小女孩来说，公理在哪里？上帝，露西并不恨我，但如果她真恨我，或许我也不能怪她。我回到桌边，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本不想碰的话题。 　　“我想我看起来很忧虑的原因是我确实在担忧。露西，你看，有人侵入了我的电脑。” 　　她安静地等待。 　　我啜了口酒。“我不确定那个人是否看到了任何重要资料，但如果我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做的，我会放心很多。” 　　她还是没说什么。 　　我只有再逼一步。 　　“如果不能彻查出来，我可能会有麻烦。” 　　这句话似乎引起了她的警觉。 　　“因为，”我平静地解释，“我办公室的资料很敏感，市政府与州政府里的大官对部分资料流落到报社那里十分关切。有些人担心那些资料可能是从我办公室的电脑泄露出去的。” 　　“噢。” 　　“如果有记者侵入，比如说——” 　　“什么资料？”她问。 　　“最近的案子。” 　　“那个被杀的女医生？” 　　我点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阴郁地说：“所以调制解调器才会不见了，对不对，姨妈？你拿走了，因为你认为我做了坏事。” 　　“我不认为你会做坏事，露西。如果你进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知道你不是要做坏事。我不会因为你的好奇而怪你。” 　　她抬头看我，眼里蓄满了泪水。“你拿走了调制解调器，表示你不再信任我。” 　　我不知道应如何反应。我不能骗她，但如果说真话，就等于承认我不完全信任她。 　　露西没心情再喝奶昔。她咬住下唇，静坐不动，眼睛向下瞪着桌面。 　　“我是拿走了调制解调器，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我决定实话实说，“是我不对，我应该直接问你。但也许我感到伤心，因为你可能破坏了我们间的信任。” 　　她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很奇怪，她似乎因此而心情好转，她几乎很快乐地问：“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做了坏事，你会伤心？”好像这样给了她某种她渴求的权利。 　　“是的。因为我很爱你，露西。”我说，我想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白地告诉她，“我不想伤害你，就像你也不想伤害我。我很抱歉。” 　　“没关系。” 　　她搅动奶昔，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她高兴地宣称：“我知道你藏起来了。你瞒不过我，姨妈，我看到在你的衣柜里。柏莎做午饭时我找到了。它跟你的点三八口径的枪放在衣柜同一层。” 　　“你怎么知道那是把点三八？”我脱口而出。 　　“因为安迪也有一把。他是罗夫之前那一个。安迪的点三八挂在腰带上，就在这里。”她指指腰部，“他有间当铺，所以总是带把枪。他给我看他的枪，还告诉我怎么用。不过他先拿走所有的子弹，然后让我打电视。砰！砰！好神噢！砰！砰！”她的手指射向冰箱，“我比较喜欢他，但妈妈大概对他厌倦了。” 　　我明天要把她送回这样的家？我开始教她有关手枪的常识，告诉她手枪不是玩具，会伤人的。此时电话铃响了。 　　“噢，啊，”我起身时露西想起些什么，“你回家前外婆打过电话，打了两次。” 　　现在她是我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不论我多么善于隐藏情绪，她总是能立刻道破，而且紧逼不放。 　　“你好像很沮丧。”我们还没说两句，她就这样说。 　　“我只是很累。”我又用了这一招。 　　我仿佛看到她就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样坐在床上，背后垫了好几个枕头，电视开在低声。我的发色遗传自父亲，我母亲却是深黑发，现已变白的头发柔和地衬托出她的圆脸，厚厚的眼镜遮住了一双棕色的大眼睛。 　　“你当然累了。”她开始了，“你整天都在工作。那些里士满的恐怖案子，昨天也上了<先驱报》，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惊奇过。今天马蒂耐斯太太带报纸来的时候我才看到。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订星期天的报纸了，那么多的夹页、优惠券和广告，厚厚的一大叠，太烦人。报上有你的照片，所以马蒂耐斯太太才带给我看。” 　　我闷哼了一声。 　　“也不能算是认出你来，因为是在晚上，照得不清楚，但下面有你的名字，所以当然是你。也没戴顶帽子，凯。看起来当时在下雨，湿漉漉的天气真差，而你连顶帽子也不戴。枉费我替你织了那么多帽子，我可是怕你得肺炎才帮你织帽子，你却根本懒得戴——” 　　“妈……” 　　她继续。 　　“妈！” 　　我无法忍受，今天更不成。即使我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般干练，我妈还是把我当成五岁小孩，呆头呆脑地不知道如何应付雨天。 　　接下来是一连串问话，看我有没有好好吃，睡眠充不充分。 　　我突然打断她。“多萝茜好不好？” 　　她迟疑了一下。“嗯，我就是为这个打电话给你。” 　　我急忙找张椅子坐下。我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她告诉我多萝茜飞到内华达州去结婚。 　　“为什么要去内华达州？”我愚蠢地问。 　　“你说，为什么你唯一的妹妹碰到这个只在电话里交谈过的作家，就突然在机场打电话给她母亲，说她要去内华达州结婚？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真让人以为她的脑子都是糨糊……” 　　“哪种作家？”我看了露西一眼，她正看着我，脸色苍白。 　　“我不知道。她说他是画画的，我猜他替她的书画插画，几天前他们在迈阿密开会，当面讨论她正在写的书。别问我。他叫贾克柏·布兰克，犹太人，我知道他是，虽然多萝茜不肯说。为什么她会告诉她母亲，她要跟一个我从来没见过、年纪又大她一倍，画小孩图画的犹太人结婚？” 　　我可没有问她。 　　在又一次家庭危机中送露西回家是不可能的。每当多萝茜非得出城去参加编辑会议，从事资料收集，或去参加那些她一去就流连忘返的演讲时，露西就得延后回她母亲那里。她不得不留在外祖母家，直到那游荡的作家终于回家。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容忍了她这种行为，所以她越来越不负责任，或许连露西也接受了。但私奔？上帝！ 　　“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我背对着露西，压低声音问。 　　“什么？”我母亲大声说道，“这像什么话？她居然敢告诉她妈妈这种事！噢！她的老毛病又来了，凯！他的年纪是她的两倍！阿曼也差不多大，你看发生了什么事！露西还没大到可以骑脚踏车，他就在游泳池边死了。” 　　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使她平静下来。我挂上电话，准备面对残局。 　　我想不出要怎么说会听起来好一点。“你妈妈要离开一阵子，露西。她刚和布兰克先生结婚，他是着她的书画插画的……” 　　她仍旧像尊雕像动也不动。我伸出手臂抱住她。 　　“他们目前在内华达……” 　　椅子往后一翻，跌落在墙边。她挣开我，奔进她的房间。 　　我妹妹怎么可以对露西做出这种事？这次我一定不会原谅她。她嫁给阿曼已经够糟了，当时她刚满十八岁。我们警告她，想尽办法劝她。他只能算勉强会说英语，老到可以做她父亲，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财富、奔驰车、劳力士金表与海边的别墅都很可疑。像很多神秘出现在迈阿密的人一样，他的奢华做派没有合理的解释。 　　该死的多萝茜。她熟悉我的工作，知道我工作的压力有多大。由于这些案子，我对露西来我这里很迟疑，这点她也很清楚！只不过计划早已确定，而且多萝茜很迷人地说服了我。 　　“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凯，你可以送她回来，我们再作打算。”她甜甜地说，“真的，她好希望去啊！最近她开口闭口都在说这个。她好喜欢你，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英雄崇拜。” 　　露西僵硬地坐在床边，瞪着地板。 　　我帮她换睡衣时，“我希望他们的飞机掉下来”是她唯一说的话。 　　“你不是这个意思，露西。”我拉平她下巴下印着雏菊的衣领，“你可以留下来同我住一段时间。这不是很好吗？” 　　她双目紧闭，脸孔转向墙壁。 　　我的舌头好像打了结，没有任何话可以减轻她的痛苦。我无助地坐在那里看了她一会儿，接着我迟疑地走近她并抚摸她的背，她的痛苦逐渐舒缓，终于开始发出睡眠时正常的呼吸声。我亲亲她的头顶，悄悄关上门。还没走回厨房，我就听到比尔开车进来的声音。 　　没等他按门铃我便打开了门。 　　“露西睡了。”我轻轻说。 　　“噢，”他顽皮地轻声回道，“真是太不幸了，看来我不值得她等待——” 　　他随着我惊恐的目光转向街道。一辆汽车的大灯照亮了前门，但随即关掉。这辆陌生的车先是突然停住，现在又加速后退，低吼的引擎声划破寂静。 　　车子在树后转头，飞快离去，辗得路上的砂石噼啪作响。 　　“有人要来？”比尔瞪着黑暗，低声问。 　　我慢慢摇头。 　　他看了手表一眼，轻轻推着我进入走廊。 　　马里诺不论什么时候来法医办公室，总不忘找温格麻烦。温格是我见过最好的解剖技师，但也是最脆弱的一个。 　　“……嗨，这就是所谓的福特车近距离接触……”马里诺大声喧哗。 　　正当马里诺捧腹大笑时，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州警到了。 　　温格满脸通红，愤愤地把电锯的插头戳进垂挂在钢桌边缘的黄色线圈。 　　我手腕上都是血，忍住气低声说：“别理他，温格。” 　　马里诺看着州警，我等着他继续那无聊的笑话。 　　温格太敏感了，我有时会为他担心。他对被害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碰到异常残忍的案子时，他常忍不住哭泣。 　　今早的案子显示了人生残酷的讽刺。昨晚有个年轻女人去了邻县的一个乡下酒吧，凌晨两点左右步行回家，一辆车撞上了她，之后继续向前行驶。州警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发现她的钱包里有张幸运签，上面预告着：“将发生会改变你一生境遇的事。” 　　“说不定她在寻找引擎盖先生……” 　　我正要对马里诺大发脾气，他的声音便被电锯的巨响掩盖。温格开始切开那死去女人的头骨，一团骨头粉末扰人地散布在空中，马里诺与那个州警立即撤到房间的另一头，在那里，里士满最新枪杀案的被害人正由法医解剖着。 　　电锯声戛然而止，温格将头盖骨拿走，我停下来迅速检查了她的脑子。没有脑溢血…… 　　“有什么好笑，”温格开始他愤怒的控诉，“一点也不好笑！怎么有人会觉得这种事好笑……” 　　那女人的头骨破了，仅此而已。她的死因是多重骨盆挫伤，她的骨盆受到剧烈伤害，她皮肤上可以看到那部车子散热器护栅的痕迹。撞她的不是跑车那类底盘很低的车子，很可能是辆卡车。 　　“她留着幸运签，因为那张签对她有某种意义，带给她希望。说不定这就是她昨晚去酒吧的原因。她在寻找能携手共度一生的人，或等待改变她一生的事发生。结果却是有人酒醉驾车撞上她，将她拖了五十英尺到沟里。” 　　“温格，”我一面开始照相，一面疲倦地说，“你最好不要乱想。” 　　“我忍不住……” 　　“你必须学着去控制。” 　　他受伤的眼神转向马里诺，马里诺不撩拨他绝不罢手。可怜的温格。那些在粗暴环境中讨生活的警察大都受不了他。他从不觉得他们的笑话有什么好笑，对他们的辉煌战绩也不感兴趣，更明白地说，他与众不同。 　　温格的身体线条柔软，黑发贴在脑袋两侧，顶端头发有如凤凰鹦鹉的羽毛，末端则有一截发尾卷在脖颈处。整体而言，他精致英俊，看起来像是那种穿着名牌服饰、脚着欧式软皮皮鞋的模特儿，就连他自己购买、亲自动手清洗的深蓝罩袍也很有风格。他不和女人调笑，也不在乎女人指挥他做事，更不像对我检验袍或套装下的身材有任何兴趣，有几次我在更衣室换衣服，他不巧走了进来，我却依然很自在，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如果几个月前他来求职时，我对他的性倾向有一点好奇，说不定我不会雇用他。这点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 　　我在这地方看遍了各种极为恶劣的例子，因此太容易有刻板印象。譬如身披假乳义臀的人妖，因忌妒的怒火而谋杀情人的同性恋者，在公园、游戏厅游荡，结果却遭厌恶同性恋的老粗举刀猛劈的年轻男妓，那种身上有下流刺青，在监狱里奸淫遍了所有两腿动物的囚犯，以及那种在同性恋浴室和酒吧荒淫纵欲，也不管谁会染上艾滋病的人。 　　温格不像那些人。温格只是温格。 　　“你可以从这里接手吗？”他愤怒地冲洗他戴着手套、血淋淋的双手。 　　“我会做完它。”我随口答道，开始重新测量肠系膜上的一个大洞。 　　他走向柜子，拿出一瓶瓶消毒剂、破布和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戴上耳机，打开挂在罩袍腰际的录音机，立刻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 　　十五分钟后他开始清理一个小冰箱，里面储藏着周末放在解剖室的证据。我模糊地注意到他拿出一样东西，看了良久。 　　他走到我的桌旁来时，耳机像衣领一般挂在脖子上，一脸迷惑不安。他手上拿着装着证据的硬纸夹。 　　“嗯，斯卡佩塔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这一定是个错误。 　　“在深处，最下一层。”他迟疑着加了一句，“嗯，没有人签。我是说你没有签字。”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当然没有签字，”我尖锐地说，“她的案子我只收集了一套证据，温格。”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疑云却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我试着回忆。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上帝！”我闷哼一声。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她撕开一包消毒棉花棒，拿出一根，用水蘸湿，轻轻将棉花棒滚过玻璃片上的样本，接着以相同的方法依次采样——一共有三片。之后她用采好样的棉花棒去擦白色滤纸上的小圆圈。 　　她拿出滴管，开始熟练地在滤纸上滴磷酸萘，再滴快蓝B盐。我们瞪着滤纸，等待它们变成紫色。 　　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洼湿湿的小痕迹在折磨着我。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反应，但我还是继续瞪着，好像我可以凭意志力让它们起反应，以证实有精子的存在。我真希望相信这是多出来的一组样本，而我的确采集了两组洛丽的证据，只是不记得了。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外，我愿意相信任何事。 　　这些玻片上的样本不是洛丽·彼得森的。不可能。 　　贝蒂面无表情的脸告诉我她也在担忧，只是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摇摇头。 　　她被迫下结论。“那么，这些不像是从洛丽的案子来的。”她停了一下，“当然，我会尽力去分类，看有没有别的因素。” 　　“拜托你了。”我深吸一口气。 　　她再度试着安慰我。“我从凶手体液中分离出来的液体与洛丽的血液样本一致。你不需要担心。我一点也不怀疑第一次送来的证据……”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律师会乐歪嘴。上帝！他们一定高兴死了。他们会激起陪审团的疑心，让他们怀疑所有样本，甚至怀疑试管里装的是不是洛丽的血液。他们会质疑所有送到纽约作DNA检验的样本。谁能保证那不是从其他尸体上采来的？ 　　我以几近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我们那天有六个案子，贝蒂。其中三个需要采证，都可能是强奸。” 　　“全是女人？”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星期三晚上，比尔在神经紧绷、舌头又被酒精麻痹时所说的话深深烙在我心上。如果我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将对案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只是洛丽的案子会受影响，所有案子都会。我无法假装这个夹子不存在，而它的存在让我不能在法庭坦然发誓所有的证据都一致。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贝蒂跟我同时望向门口，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麻木地瞪着他。 　　“让我带这组证据到范德那里去。说不定是你把它留在冰箱，但也许不是你。” 　　在我会意之前，一种可能有事发生的感觉流遍全身。 　　“什么？”我问，好像他疯了，“别人？” 　　他耸耸肩。“我只是建议你考虑所有可能性。” 　　“谁？” 　　“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这人必须进入解剖室，还得用到冰箱。而且这档案上有标签……” 　　那标签！我想起来了。洛丽经解剖后，有些标签没用到，剩下的标签归在她案子的卷宗里。除了我，还有埃伯格、坦纳与比尔曾经看过她的档案。 　　那三个男人星期一晚上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前门已经用链条锁了起来。他们三人都是从停尸间出去的。埃伯格与坦纳先走，比尔稍晚离开。 　　解剖室锁起来了，但冷冻室并没有。我们必须让它开着，以便下班后，殡仪馆与急救人员可以把尸体送来。冷冻室有两扇门，一扇对着走廊，一扇可以进入解剖室。他们之间有人从冷冻室进入了解剖室？在第一张桌子旁的架子上有一堆采证袋，温格总是把它放满，供应齐全。 　　我打电话给罗丝，要她开启我桌子的抽屉，打开洛丽·彼得森的卷宗。 　　“里面应该有些证据标签。”我告诉罗丝。 　　在她检查的时候，我试着回忆。应该有六个或七个剩下来的标签。这并不表示我没有采集很多样本，而是我采了太多……比平常几乎多出一倍。我用电脑印出了两份标签。剩下的标签应该是标示心、肺、肾脏和其他内脏，另外还多了一个可以贴在采证袋的外面。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回来了，“标签还在。” 　　“有多少？” 　　“我看看。五个。” 　　“贴什么的？” 　　“心、肺、脾、胆与肝。” 　　“就只这些？” 　　“是的。” 　　“你确定没有一个是贴在采证袋外面的？” 　　她停了一会儿。“我确定，只有五个。” 　　马里诺说：“你在这个采证袋上贴标签，那么你的指纹应该就在上面，对不对？” 　　“如果她戴了手套就不会有指纹。”贝蒂说，她一脸愁容地旁观。 　　“我贴标签时通常并不戴手套。”我喃喃道，“手套上都是血，通常是这样。” 　　马里诺平板地继续：“哦，所以你并没有戴手套，而文蛤……” 　　“温格，”我恼怒地说，“他的名字是温格！” 　　“管他叫什么。”马里诺转身就走，“我是说你的手碰了采证袋，所以你的指纹会在上面。”他从走廊加了一句，“但其他人的指纹说不定不该在上面。” 　　第十章 　　没有人碰过。硬纸夹上唯一可以辨识的指纹是我的。 　　上面有一些污渍——此外还有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我惊讶到完全忘记我来找范德的理由。 　　他用激光翻来覆去地照那个夹子，硬纸发亮，有如夜空中的小星星。 　　“太不可思议！”这是他第三次表示惊讶。 　　“那些东西一定是从我手上来的。”我难以置信地说，“温格戴了手套，贝蒂也是。” 　　范德打开头上的灯，然后大摇其头：“如果你是男人，我会建议警察把你带回去问话。” 　　“我也不能怪你。” 　　他脸色凝重。“重新想一想你今早做了些什么，凯。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残留的物质是从你那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对那些勒杀案和发光物质所作的假设——” 　　“不，”我插口道，“不可能是我把那些物质留在尸体上，尼尔斯。我在验尸时一直戴着手套。当温格发现采证袋时，我脱了手套，我是光着手碰那个硬纸夹。” 　　他坚持道：“你用的发胶、化妆品呢？任何你常用的东西？” 　　“不可能。”我又说了一遍，“我们检查其他尸体时，并没有发现这种残余物。它只出现在这些勒杀案中。” 　　“有道理。” 　　我们想了一会儿。 　　“处理这些档案时，温格和贝蒂他们戴了手套？”他要百分之百确定。 　　“是，他们戴了，所以没有他们的指纹。” 　　“因此这些残余物不该是来自他们手上？” 　　“一定是从我这里。除非有其他人碰过。” 　　“有人把它放在冷冻室，你还在想这种可能性。”范德一脸怀疑，“这上面只有你的指纹，凯。” 　　“但那些污渍，尼尔斯。任何人都可能留下污渍。” 　　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我知道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问：“你上楼前在做什么？” 　　“检验一个撞死人后逃逸的案子。” 　　“然后呢？” 　　“然后温格拿着那个夹子过来，我立刻拿去给贝蒂。” 　　他轻描淡写地看了我满是血迹的罩袍一眼。“你在验尸时戴了手套。” 　　“当然，温格拿夹子过来时我才脱掉的，我已经解释过了……” 　　“手套里有一层滑石粉。” 　　“我不认为是滑石粉造成的。” 　　“可能不是，但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 　　我下楼去解剖室拿来一副同类的橡胶手套。几分钟后，范德撕开封袋，把手套内层翻出来，然后用激光去照。 　　一点光也没有。滑石粉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不认为它会。过去我们从那些被杀女人的现场找了多种爽身粉，希望能找出那种发光的物质。那些以滑石粉做基底的爽身粉并没有任何反应。 　　范德再次将灯打开，我一边吸烟一边思考，重想从温格给我看那档案夹到我去范德办公室的每一个步骤。温格拿着采证袋进来时，我正埋首于心脏血管中。我放下手术刀，脱去手套，打开档案夹看里面的玻片样本。我走到水槽边，匆匆洗了手，用纸巾擦干。接下来我上楼去看贝蒂，我有没有碰到她检验室里的东西？我不记得我碰了。 　　只有一样东西值得注意。“我在楼下曾用肥皂洗手，会不会是那肥皂？” 　　“不太可能。”范德立刻接口，“特别是你已经冲掉了。如果你平常用那种肥皂洗手之后，还会有发光反应，那么我们每天碰过的尸体与衣服上应该到处都有那种发亮的物质。我很确定那种残余物是粉状，某种粉末。你在楼下用的是消毒剂，液体的，对不对？” 　　没错，但不是我那次用的；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没有到更衣室去用水槽边的粉红色消毒剂。我去了最近的水槽，就在解剖室，那里有一个金属容器，里面放着整栋大楼通用的粗粒灰色肥皂粉。它很便宜，州政府一次买一大堆。我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既没有味道也不易溶解或起泡沫，用起来好像湿沙一样。 　　走廊的尽头有间女盥洗室，我去那里抓了一把灰色粉末。关灯后范德再次开启激光。 　　肥皂发出的光宛如耀眼的白色霓虹。 　　“见鬼了……” 　　范德非常兴奋。我的感觉与他并不完全相同。我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在这些尸体上发现的残余物来自何方。但我从未想到，就是在我最无稽的幻想里，也没有想到这种物质在办公大楼的每间盥洗室里都能找到。 　　我还是不相信。这些残余物真是从我手上来的吗？如果不是呢？ 　　我们着手做各种实验。 　　火药专家经常进行一连串检查以确定开枪的距离与弹道。范德与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洗手测验。我们想知道到底要冲洗到什么程度，那种残余物才不会在激光下显现。 　　他拿那种肥皂粉用力搓手、冲洗，然后小心地用纸巾擦干。他的手在激光下只发光了一两次。我试着重新洗手，与我在楼下的洗法完全一样。结果在台面和范德罩袍的袖子上，任何我碰到的东西上都有一些闪光。显然，我碰到的东西越多，我手上的闪光越少。 　　我回到女盥洗室，拿来一整咖啡杯肥皂粉，我们洗了又洗，一次又一次开灯、关灯、激光照射，最后，整个水槽区域就像入夜后从空中看到的里士满景观。 　　一个饶有意味的情况变得很明显：我们洗手又擦干的次数越多，闪光就越亮。我们的指甲下、手腕上、袖口上，最后我们的衣服上也有，就连我们的头发、面部，脖子，任何我们碰过的地方都有。经过四十五分钟数十次的洗手实验，范德与我在普通光下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在激光下，我们身上好像撒满了圣诞节的小亮片。 　　“狗屎！”他在黑暗中大叫一声，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脏话。“你看看这玩意儿，那家伙一定有洁癖。他能留下那么多残余物，一定每天洗手洗上二十次。” 　　“如果这种肥皂粉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提醒他。 　　“当然，当然。” 　　我希望楼上的检验专家能够神奇地找出答案。但我想即使是他们或任何人，都无法确定档案夹上的残余物原先来自哪里，以及那个夹子怎么会进入冷冻室。 　　有个焦虑的声音在心中啃噬着我。 　　你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犯了错误。我责备自己不能面对事实：你在那采证袋上贴错了标签，而那些残余物来自你的双手。 　　但如果不是呢？如果这中间有险恶的隐情呢？我静静地和自己辩论。如果有人出于恶意把那采证袋放进冷冻室，如果那些发光的物质来自那个人的手，而不是我的手呢？这样的脑中对答很古怪，好像我的想象力发了狂。 　　到目前为止，那四个女人的尸体上都发现了相似的残余物。 　　我知道温格、贝蒂、范德与我都曾经碰过那个夹子。其他可能碰过的人是坦纳、埃伯格与比尔。 　　他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星期一下午发生的事缓缓在我的记忆里回放，我觉得很不对劲而且毛骨悚然。在我们与埃伯格、坦纳开会时，比尔似乎很遥远。他无法正视我，就连之后他们在我的会议室看那些档案时，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卷宗从比尔膝上滑落，乱七八糟地跌落在地板上。坦纳很快表示要帮忙，他的善意是不经思考的反应。不过比尔捡了起来，而里面有那些剩下的标签。他与坦纳把所有文件照案子分类。要撕开一张标签滑进口袋简直太容易了…… 　　后来埃伯格与坦纳一起离开，但比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在玛格丽特的办公室里谈了十到十五分钟。他深情地说，只要几杯酒和共度一个晚上，就会舒缓我的神经。 　　我回家前他早走了。他离开大楼时孤身一人，没有人看见他。 　　我把那样的景象赶出脑子，拒绝再想。这太过分了，我一定疯了，比尔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何必做这种事？我想不出如果他出手破坏会有什么好处。贴错标签的样本对他上庭起诉只会有坏处，他这样做不只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简直就像在自杀。 　　你想怪在别人身上，因为你还是不承认可能是你坏了事。 　　这些勒杀案是我工作以来最困难的案子，我满心恐惧，怕自己太过投入。或许我已经无法理性而有条理地办事，说不定我出了纰漏而不自知。 　　范德说：“我们必须查出这玩意儿是由什么合成的。” 　　我们像谨慎的顾客，需要有一盒肥皂粉并仔细阅读它的成分。 　　“我去女盥洗室。” 　　“我去男的。” 　　没想到得来不易。 　　我在整座大楼的女盥洗室进进出出都找不到后，终于学聪明了，去找温格。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装停尸间的肥皂瓶。他指点我到一楼门房的柜子里去找，那地方与我的办公室只隔几扇门。就在最上一层，一叠抹布旁边有一个灰色的大盒子，上面印着“硼砂洗手肥皂”。 　　主要成分就是硼砂。 　　我迅速查阅化学参考书，终于发现了这种肥皂粉会像节庆灯火般辉煌闪亮的原因。硼砂是硼化合物，一种结晶物质，高温时会像金属般导电。它的工业用途为制陶、特殊玻璃、洗洁剂、消毒剂、研磨剂，甚至火箭燃料。 　　讽刺的是全世界大部分硼砂均产自死谷。 　　星期五来了又去，马里诺并没有打电话来。 　　第二天七点钟，我在大楼后面停好车，开始不安地检查有谁已经到了停尸间。 　　其实毋庸多想，我就该知道。如果出事，我会是最早接到通知的人之一。所有签到的人都在我意料之中，但那种寂静好像是不祥之兆。 　　我驱除不了那种凶杀案再度发生、又有个女人在等我验尸的感觉。我一直在等待马里诺报恶讯的电话。 　　七点半范德从家中来电。 　　“有没有事？”他问。 　　“如果有，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 　　“我会守在电话边。” 　　激光放在他楼上实验室的推车上，必要时可以随时推进X光间。我预定了第一个解剖桌。昨天傍晚温格把桌子擦洗得有如镜子般发亮。旁边有两个推车，上面放好了所有可能用到的手术器具，以及采集证据的盒子与装备。桌子与推车都还没人用过。 　　我的案子不多。有个人在费德瑞克斯过量使用可卡因致死，还有人在詹姆斯敦意外溺死。 　　接近中午时只有温格与我在一起，我们一步步结束今天上午的工作。 　　他的球鞋在湿瓷砖上发出叽嘎之声。他把拖把靠墙放好，对我说：“据说昨晚有上百名警察加班巡夜。” 　　我继续填写死亡证明。“希望这样能生效。” 　　“如果我是那家伙，就有效。”他开始冲洗血淋淋的解剖桌，“除非他疯了才会露面。有个警察告诉我，他们在街上拦下所有的人。他们看你深夜还在外面游荡就会盘查你。假如看到你的车深夜还停在外面，就记下车牌号码。” 　　“哪个警察？”我抬头看他。今天我们没有里士满的案子，也没有里士满的警察来这里。“哪个警察告诉你的？” 　　“和溺死的那个一块来的警察。” 　　“从詹姆斯敦来的？他怎么知道昨晚里士满发生了什么？” 　　温格好奇地看着我。“他的兄弟是这里的警察。” 　　我转过头去，不想让他看到我在生气。太多的人在讲东讲西。有个警察的兄弟刚好是里士满的警察，然后他就自自然然地告诉温格这个陌生人这些？他们还说了些什么？闲话太多了，多得数不清，就连很普通的谈话我也会听出另一番意思，接着得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开始疑神疑鬼。 　　温格接着说：“我觉得那家伙躲起来了。他暂时不干，等事情平静下来。”他停住，水声像敲鼓似的落在桌面。“要不然他昨晚还是杀人了，只是还没被人发现。” 　　我没有说话，恼怒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谁知道？”他的声音被水声淹没，“很难相信他居然还会试。照我看，太危险了。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理论，这类凶手过了一段时间后越变越大胆。他们喜欢向人挑衅，但其实他们希望被人逮到。他们似乎无法控制自己，于是祈求别人阻止……” 　　“温格……”我发出警告声。 　　他好像没听到，又继续说：“一定是有毛病，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确定这一点。也许他希望有人能够拯救他——” 　　“温格！”我提高音调，猛然旋转椅子面对他。他关水的动作晚了一步，我话已出口，在那空洞静止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不希望被抓！” 　　他的嘴唇惊讶地张开，我尖锐的反应把他吓了一跳。“嗯。我不是有意惹你生气，斯卡佩塔医生……” 　　“我没有生气，”我回应道，“但那类杂种并不想被人抓到，嗯？他有反社会倾向，而且很邪恶，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想做，对吗？” 　　安静的室内只听见他的鞋子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缓缓从水槽里拿出海绵，开始擦拭桌子侧面，不再看我一眼。 　　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无比受挫。 　　他只顾清洗，不再理我。 　　我觉得很难过。“温格？”我稍微让椅子后移，再次叫他，“温格？”他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我轻碰他的手臂，说道：“对不起。我没有理由对你发脾气。” 　　“没关系。”他眼里的不安让我紧张起来。“我知道你很不好过。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都快让我发疯了，你知道。我坐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可以帮上什么忙。你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只是希望我能帮上忙……” 　　原来是这样！我不仅伤害了他的感情，还让他更加担忧。他在为我担心，他知道我最近像变了一个人，紧张的神经几乎要绷裂。说不定其他人也都看出来了。消息的走漏，电脑的侵入、贴错标签的玻片标本……也许哪天我被指为无能时，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惊讶。 　　“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人们会说，“她崩溃了。” 　　别的不说，我睡不着。即使试着放松，心神仍像关不掉的机器。它不断搅动，直到我的脑子过热，神经像高压电线般嗡嗡作响。 　　为了振奋露西的心情，昨晚我带她出去吃晚饭，看电影。在餐馆和戏院，我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传呼器发出呼啸，又不断检查电池有没有电。我就是无法相信会平安无事。 　　下午三点我口述了两个验尸报告，又解决了一叠报告。正当我要进电梯时，电话铃响了。我奔回办公室，一把抓起听筒。 　　是比尔。 　　“我们还是照原计划见面吗？” 　　我不能说不。“我希望能看到你，”我用言不由衷的热烈语气答道，“不过我不确定我们在一起的事还值不值得你写信回家报告。” 　　“我不提就是了。” 　　我离开了办公室。 　　又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只是更炎热，大楼周围的草地好像要烤干了。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听广播说，如果再不下雨，将会损害西红柿的收成。今年春天的气候变化很大，同往年不同，一连多日风大且阳光普照。忽然之间，一大片乌云像大军压境般从天边掩杀过来，阵阵闪电把城里各处的电源切断，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就像对一个焦渴的人迎面泼下一桶水——水流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喝上一口。 　　有时我会惊叹于天气与人生际遇的相似。我与比尔间的关系仿佛就像天气的变化。他的强势进军不是没有某种力量之美，但我想要的是温存的雨水，静静滋润我寂寞的心。我期盼今晚能看到他，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见他。 　　他如常在五点整开车到来。 　　“是好事，但又是坏事。”我们在后院的阳台点火烤肉时，他说。 　　“坏事？”我问，“我不相信你当真的，比尔。” 　　太阳已西斜，气温还是很高，云层从夕阳前飘过，使得大地时暗时亮。风开始加速，空气里隐含着变化。 　　他用袖子擦抹额头，眨眼看我。一阵大风将枝叶吹得乱颤，一张纸巾随风在阳台上乱窜。“我说坏事的意思，凯，是他可能已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离开闷烧着的炭火，啜起啤酒。我不能忍受凶手已经离开这一可能性，他得待在这里。至少我们熟悉他所做的事。我担心万一他到其他城市去作案，那里的警探与法医并没有我们的经验。而以往几次区域联合侦查的案例到最后都搞砸了。警察有强烈的地盘观念，每个调查员都想由自己来拘捕要犯，而且自认为比其他人都强。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某个案子是属于他的。 　　我想我也免不了会有这种占有欲。那些被害人成了我的责任，她们对司法的唯一期望就是将凶手缉捕归案，起诉判刑。如果凶手在其他地方被捕，就可能不在这里受审。我不能忍受那种可能性。这些在里士满惨遭杀害的女人结果只算凶手的习作、他的热身运动，她们的死一无价值，而我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 　　比尔在炭上浇了更多助燃剂，然后离开火，看着我。他的脸热得发红。“你的电脑怎么样？”他问，“有没有进展？” 　　我迟疑了一下。我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必要。比尔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遵照埃伯格的指示改变密码，或采取任何处置来“保卫”我的资料。上星期一比尔就站在我旁边，看我将电脑设定在响应模式又开了回显，好像在邀请那个侵入者再度光临。我的意图也正是如此。 　　“不像有人进去过，如果你是问这个。” 　　“有意思，”他在深思，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不过却没道理。你不是认为这个人是想获得洛丽·彼得森的资料吗？” 　　“不在电脑里面。”我提醒他，“这些案子还在侦查期间，我们不会输入新的数据。” 　　“所以这个案子不在电脑里。但除非她去查，否则她怎么会知道？” 　　“她？” 　　“她，他……不论是谁。” 　　“她——他——不论是谁第一次去查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洛丽的资料。” 　　“但仍旧没道理，凯。”他坚持，“其实说起来，那个人上次去查就很奇怪。任何对电脑的数据输入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那样做。他会想到星期六刚刚验尸，数据不会在星期一就已输入办公室的电脑。” 　　“不去试，不会有结果。”我喃喃地说。 　　比尔在一旁显得很焦躁。夜色怡人，但我就是不能放松。 　　足足有一英寸厚的牛排在厨房里腌着，桌面上有瓶红酒在等着。露西正动手做色拉。她母亲及其插画家丈夫不知跑去了哪里，音信全无，但露西的心情很不错，好像十分满意。在她的幻想里，她开始相信她永远不需要离开这里，并且表示如果鲍尔斯先生与我结婚，那该有多好。她的想法让我很不安。 　　迟早我得戳破她的美梦，逼迫她回到冰冷的现实：她母亲回到迈阿密后她就得回家，而比尔与我永远不会结婚。 　　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行径，像我们初识时一般。他正在沉思，两眼瞪着炭火，双手不经心地握住啤酒罐，手臂和腿上的汗毛像阳光下的花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热气与烟雾，这情形仿佛是我们渐行渐远的象征。 　　为什么他太太用他的枪自杀？只是因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或是她想借此惩罚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 　　他太太坐在床上，一枪射进自己的胸膛。那个星期一早上，他们做过爱，但就在几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后，她扣了扳机。她的采样里测出精子。我在现场检查她时，还可以在她身上闻到那股气味。比尔离家工作时，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凯……” 　　我涣散的眼神逐渐集中。比尔在瞪着我。“你的心去了哪里？”他问，一条手臂围住我的腰，他的呼气喷上我的脸颊，“我也可以去吗？” 　　“我只是在思考。” 　　“想什么？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想办公室……” 　　我说了出来。“比尔，那天你、坦纳与埃伯格在看的那些档案里，有个案子少了些文件……” 　　他抚摸我后背的手停了下来。我可以感到他的手指在愤怒地加压。“什么文件？” 　　“我并不确定。”我紧张地回答。我不敢说得太清楚，不敢提在洛丽·彼得森的卷宗里丢了些采证时用的标签。“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刚好注意到有人无意间捡到——” 　　他突然抽手，抱怨脱口而出：“哼，今晚你就不能不去想那些该死的案子吗？” 　　“比尔……” 　　“够了，可以吗？”他将双手插进短裤口袋，不看我，“上帝！凯，你要逼得我发疯。她们死了，那些女人死了，死透了，但你和我还活着。人生得继续向前，至少理论上如此，如果你还继续日日夜夜放不开这些案子，迟早会遭殃，我们都会有事。” 　　但整个晚上，当比尔与露西在饭桌上闲谈时，我的耳朵一直专注在电话上面。我期待它会响，我等着马里诺打来。 　　清晨，铃声响起时，大雨敲打着房子。我睡得很不安稳，断断续续的梦充满焦虑。 　　我摸索着拿起听筒。 　　没人应答。 　　“喂？”我打开灯，又问了一遍。 　　有电视在那一端低声播放。我可以听到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我心头一紧，憎厌地摔下电话。 　　星期一午后时分，我看到了楼上法庭检验专家的初步报告。 　　他们将这些勒杀案列为优先处理级，其他案子的检验，像量血液酒精浓度、毒品、镇静剂等都排在后面。我派了四个高手专门检查那些发亮物质的成分——在城里公厕到处可见的廉价肥皂粉。 　　初步检查并没有令人特别兴奋之处。目前为止，我们甚至不能对手上已有的样本，即大楼里用的硼砂肥皂得出任何定论。它含有约百分之二十五不起化学反应的研磨剂，其他百分之七十五则是硼酸盐。这些是工厂的化学专家告诉我们的。硼酸盐、碳酸盐和硝酸盐在电子显微镜下只是盐，分不出有何不同。那种发光物质也是如此，它看起来是盐。这种结果就等于是说某种东西含有铅一样，说了也是白说，因为铅无所不在。我们在测枪火残余物时从不测定铅，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任何事。 　　换句话说，那些发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硼砂。 　　我们在那些死去的女人身上发现的东西可能是其他物质，或许是用来制造肥料、火药的硝酸盐，或者是用来冲洗照片的碳酸结晶。从理论上说，那个凶手可能在暗房、温室、农场工作。有多少物质包含盐？只有上帝知道。 　　范德在用激光测试一些盐类，看它们会不会发光，这样我们可以很快排除不发光的物质。 　　同时，我自有想法。我想知道除了我们的部门，在里士满大都会区还有谁购买硼砂肥皂。于是我打电话去找新泽西州的代理商。秘书把我转给推销员，推销员把我转给会计师，再转给数据处理，再转给公关，又转回会计。 　　他们有一番套话要说。 　　“我们的顾客名单是机密，我不能公开。你是作哪种检查的？” 　　“法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噢。你有医生执照，那么——” 　　“不，我们是检验死因的。” 　　停了一会儿。“你是验尸官？” 　　再多加解释也无益。不，我不是验尸官。验尸官是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通常不是法庭病理学家。在某些州，即使是加油站的管理员一样可以被选为验尸官。不加解释的结果反而更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有人觉得硼砂肥皂会致命？不可能。据我所知，它没有毒性，绝对没有。我们从来没有那类问题。有人误吃了吗？我请我们的老板和你说话……” 　　我解释道，在硼砂肥皂里可能含有一种在几个谋杀案中出现的物质，但这种清洁剂与那些死亡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肥皂可能的毒性完全不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可以拿到法庭的强制令要他们提供资料，但那只是浪费他和我的时间。我听到他走向电脑时钥匙摇动的声音。 　　“我想你会希望我把单子送过去。这里共有七十五个名字，里士满的顾客。” 　　“嗯，如果你可以尽快把名单送来，我会非常感谢。但如果可能，请你就在电话里念给我听。” 　　他老大不情愿地做了。除了车辆管理局、中央供应中心和我们部门，大多数公司我都不知道。整体而言，他们包括一万余名雇员，从法官、公共辩护人、检察官到全部警察局、州与市政府管车辆的技师。在这么多人之中，有一个有洁癖的无名先生。 　　三点多时，我手拿一杯咖啡走回我的办公桌。罗丝按铃叫我，她转了电话过来。 　　“她死了好一阵了。”马里诺说。 　　我抓过公文包夺门而出。 　　第十一章 　　根据马里诺的调查，被害人的邻居没有一个曾在周末看到她。她的同事在星期五与星期六打电话来也没人接。星期一下午一点钟，该上课了，她仍没出现，她的朋友打电话报警。警察赶到现场，走到屋后，看到三楼有扇窗豁然敞开。看来被害人的室友出城去了。 　　她住的地方离城中心不到一英里，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区边缘。该校校区建筑分散，有多达两万名以上的学生。很多学院坐落在沿西大街翻新的维多利亚式老屋与砖石房子中。夏季班正在上课，学生在街上漫步、骑自行车。他们流连于餐馆外的小桌间，胳膊肘边放着一叠叠书，他们与朋友交谈，尽情享受七月温暖阳光下迷人的午后。 　　马里诺告诉我，汉娜·耶伯勒约三十一岁，在大学的广播学院教新闻学，去年秋天才从北卡州搬来。她已死了好几天，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警察和记者挤满了现场。 　　车流缓缓驶过那幢三层暗红砖房，入口有一面蓝绿两色的手制旗帜在飘扬，红色和白色的天竺葵让窗外的花坛显得格外耀眼，蓝色的铁皮屋顶上有新艺术派的浅黄花样。 　　那条街挤得水泄不通，我只得将车停在半条街外。一路上我注意到那些记者比以往更静默，我经过时他们几乎没有动静，也没有把照相机或话筒推到我脸前。他们的举止几乎有点像军人——僵硬、安静，但很不自然——好像他们已猜到又是一个。这已经是第五个了，五个像他们自己，或像他们太太或情人的女子被人残暴地杀死了。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老旧的石阶上，提起拦住前门的警戒带。我进入一个昏暗的门厅，走上三层木楼梯。在顶层的走廊我看到警察局长、几个高级警官和一群警察。比尔也在那里，紧临敞开的门口往里看。他的眼神短暂地与我接触，脸色灰白。 　　我几乎没有注意他。我站在门口往内看，那间小小的卧室充满了腐尸特有的恶臭。马里诺背对着我，蹲下来打开衣柜抽屉，熟练地翻检整整齐齐叠好的衣服。 　　衣柜上面疏落放着些香水与面霜、一把梳子、一套烫发卷。衣柜左方靠墙有张桌子，桌面上的电动打字机像是一片纸海书洋里的小岛。头顶的架子上和木头地板上堆了更多书籍。衣橱间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没有开灯。地上没有地毯，房间里没有摆设，墙上没有照片或图画——好像没有人长住在这间卧室，或者她只是暂时借住。 　　我右边较远的地方有一张单人床。从远处我看到纷乱的被单和一团纠结的深色头发。我注意着脚下走过的地方，慢慢靠近她。 　　她的脸正朝着我，但已经浮肿腐化到不可辨识，我只能看出她是白种人，有深棕色头发，除此之外看不出她生前的相貌。她裸身侧卧，双腿上提，双手被绑在背面。看起来凶手用了百叶窗的绳子，那种绳结和杀人的模式熟悉得可怕。一条深蓝色的被单丢在她的大腿处，从被单丢弃的样子看得出凶手的冷酷和轻蔑。床脚的地上有件短睡衣，上衣扣了纽扣，从衣领到下摆被割开，睡裤则从侧面被割开。 　　马里诺慢慢穿过卧室，走到我旁边。“他爬梯子上来的。”他说。 　　“什么梯子？” 　　那里有两扇窗户。他瞪着的那一扇开着，就在床边。“在外面，靠着砖墙。”他解释给我听，“那里有个老旧的铁消防梯，他就从那里进来。梯子生了锈，有些锈片掉落在窗台，可能是从他的鞋底掉下来的。” 　　“他也是从那里出去的。”我大声说出假设。 　　“不一定，但很有可能。楼下的门上了锁，我们得撞进来。但外面，”他再朝窗户看了一眼，“梯子下方的草很高，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星期六雨下得很大，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 　　“这里有空调吗？”我在起鸡皮疙瘩，房间内的空气不流通，又湿又热，并且弥漫着腐烂的气息。 　　“没有，也没有风扇。一个也没有。”他伸手去擦他发红的脸。他的头发像灰绳子似的黏在潮湿的前额上，眼睛布满血丝，眼眶一团乌黑。他看上去有一个星期没睡觉、没换衣服了。 　　“那扇窗是锁着的吗？”我问。 　　“两扇都没有……”他一脸诧异，我们同时转向门口。“见什么鬼……” 　　有个女人在楼下门厅里尖叫。杂乱的脚步声和男人的说话声随即传来。 　　“滚出我的家！噢，上帝……滚出我的房子，你这狗娘养的！”那个女人尖叫道。 　　马里诺突然越过我，大步流星地冲下楼梯。我听到他在和人说话，尖叫立刻停止，喧闹转为低语。 　　我开始检查尸体的外部。 　　她身体的温度同室温一样，死后的僵硬已经发生过又停止。她死后不久，身体僵硬变冷，后来外面的温度上升，尸体的温度也跟着上升，最后尸体不再僵硬，好像刚死的震撼已随时间消逝。 　　我不需要拉开全部被单就知道下面的情景。一时间，我无法呼吸，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轻轻把被单放回去，脱下手套。这里没有什么可检查了。没有。 　　听到马里诺再次上楼，我转过头，想告诉他，要他确定尸体送到停尸间时，必须包在被单里。但那些话哽在喉咙，我诧异得无法开口。 　　马里诺与艾比·特恩布尔就站在门口。马里诺在想什么？他疯了吗？艾比·特恩布尔，王牌记者，和她比起来，大白鲨只能算是金鱼。我注意到她穿着凉鞋、牛仔裤，上衣是白色棉布衫，没有塞进长裤。她没化妆，也没带录音机或笔记本，只有一个帆布包。她直勾勾地望向床上，脸因恐惧而变形。 　　“上帝！不，不！”她伸手捂住张开的嘴。 　　“那么是她了。”马里诺低声说。 　　她靠近一点，双目圆睁。“上帝！汉娜！噢！上帝……” 　　“这是她的房间？” 　　“是的，是的！噢！上帝！上帝……” 　　马里诺一偏头，示意一旁的警察送艾比·特恩布尔出去。我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和她的低泣声逐渐远去。 　　我轻轻地问马里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嘿。我永远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是她在尖叫。”我麻木地接下去，“对警察尖叫？” 　　“不。鲍尔斯刚好下楼。她对他尖叫。” 　　“鲍尔斯？”我不能思考。 　　“倒也不能怪她。”他径直道，“这是她的房子。难怪她不想看到我们在这该死的地方到处爬，但偏不准她进来。” 　　“鲍尔斯？”我像呆子似的又问了一遍，“鲍尔斯告诉她，她不能进来？” 　　“还有其他几个家伙。”他耸耸肩，“找她谈话可能很有意思，完全不可思议。”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床上的尸体，他的眼睛里有某种想法闪过。“这位女士是她的妹妹。” 　　二楼的客厅满是阳光与盆栽，最近刚花费不菲地整修过。发亮的硬木地板几乎完全被一块白底有淡蓝绿几何图案的印度地毯盖住，白色的沙发上放着有棱有角的浅色小靠垫，白色的墙上挂着很多惹人艳羡的里士满画家奎格卡波的作品。房间的布置没有考虑实际功能，我猜艾比完全依自己的喜好而设计。她那冷色调的小窝令人印象深刻，显示出屋主的成功与冷眼看世人的态度，这种印象与我对其创造者的评估似乎相去不远。 　　她蜷缩在白色皮沙发的一角，紧张地抽着一根细长的香烟。我从来没有近看过艾比，她的长相奇怪得惊人，眼睛呈不规则形，一只眼比较绿，丰满的嘴唇与突出的鼻子好像不属于同一张脸。她留着棕色垂肩的头发，有些已经开始变得灰白。颧骨很高，眼角与嘴角遍布细纹，腿长而纤细。她与我年纪相仿，可能还年轻几岁。 　　她瞪着我们，眼睛像受惊的鹿一样眨也不眨，陪伴她的警察离开了，马里诺轻轻关上门。 　　“我很抱歉。我明白这对你来说有多困难……”马里诺念出一贯的台词。他平静地解释，她回答所有问题很重要，记起所有和她妹妹有关的事——她的习惯、朋友、常做的事——细节越多越好。艾比呆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我坐在她对面。 　　“据我所知，你出城了。”他开始提问。 　　“是的。”她的声音发抖，身体也是，好像很冷，“我星期五离开家去纽约开会。” 　　“哪种会议？” 　　“一本书。与我的经纪人有约，我们在磋商一本书的合约。住在一个朋友家。” 　　玻璃咖啡桌上的录音机平缓地转动。艾比空洞的眼睛瞪向它。 　　“你在纽约时曾打电话给你妹妹吗？” 　　“昨天晚上我打给她，想告诉她我什么时候回来。”她深吸了口气，“没人接，我觉得有点奇怪，我猜，我只是以为她出去了。我到了火车站后又试了一遍，我知道她下午有课。最后我叫了出租车。我一点也没想到。直到我回来，看到这么多车，看到警察……” 　　“你妹妹和你住了有多久？” 　　“去年她同丈夫分居。她想要有所改变，有时间想一想。我告诉她可以来和我住，直到她安顿下来，或决定回到她丈夫那里去。那是秋天，八月下旬。她在八月下旬搬过来，然后开始去大学教书。” 　　“你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什么时侯？” 　　“星期五下午。”她的声音升高破开，“她开车送我去车站。”泪水涌上她的眼睛。 　　马里诺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皱的手帕递过去。“你知道她周末的计划吗？” 　　“工作。她告诉我她要留在家里做事，准备教书的材料。汉娜不是很外向，有一两个好朋友，也都是教授。她有很多课要准备。她告诉我星期六会去买菜，就这样了。” 　　“在哪里？哪家店？” 　　“我不知道，这不重要。我知道她没去。刚才在这里的警察要我去查厨房。她没有去买菜，冰箱和我走的时候一样空。一定是星期五晚上发生的，就像其他案子。整个周末我在纽约，而她在这里，这种样子的在这里。” 　　良久没有人说话。马里诺在观察客厅，他的脸丝毫不动声色。艾比颤抖着点起一根烟，转向我。 　　她还没说出口，我就知道她要问什么。 　　“是不是和其他的一样？我知道你看过她了。”她迟疑了一下，试着让自己镇静。她平静地问我，那模样就像暴风雨即将爆发。“他对她做了什么？” 　　我发现我在给她那一套“等我仔细检查之后，才可奉告”的废话。 　　“上帝！她是我妹妹！”她哭道，“我要知道那个野兽对她做了什么！噢，上帝！她有没有很痛苦？请你告诉我她并没有受苦……” 　　我们任由她哭，她深沉的呜咽里充满不可掩饰的痛苦与愤怒。她的痛苦把她带到一般人不可及的地方。我们坐着。马里诺专注地盯着她，看不出任何表情。 　　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便痛恨起自己。我是那种冰冷而一板一眼的科学家，不为任何人的痛苦所动。我该说些什么？她当然很痛苦！当她发现凶手在她房间里，于是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她恐惧，她看过报纸以及她姐姐那些让人全身发凉的报道，恐惧开始浮现心头。她知道其他被杀女人的遭遇，那只会让她更为恐惧，还有痛苦，身体上的痛苦。 　　“好吧。你当然不会告诉我。”艾比讲得又急又乱，“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打算告诉我。她是我的妹妹啊，而你却不告诉我。你一把抓住所有的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了什么？那个杂种要杀多少人？六个？十个？五十个？然后警察才抓得到人？” 　　马里诺继续面无表情地瞪着她。他说：“不要怪警方，特恩布尔小姐。我们和你在同一边，我们在帮忙——” 　　“可不是！”她打断他，“你帮忙？就像你上星期帮的忙！狗屁！那时你在哪里？” 　　“上星期？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有个可疑的家伙从报社一路跟我回家。”她大声说道，“他就在我后面，我转他也转。我甚至停下来去买东西，为了甩脱他。二十分钟后我出来，他还在那里。同一辆该死的车跟踪我！我回家后立刻报警，但他们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两个小时后有警察过来看有没有事。我描述给他听，甚至给他牌照号码。他有没有继续跟踪？见了鬼，可不是，再也没有回音。我看，一定是那个在车里的猪干的！我妹妹死了，被人谋杀。因为有些警察才懒得多事！” 　　马里诺仔细地看着她，眼神流露出兴趣。“什么时候发生的？”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是星期……二。上星期二。很晚了，可能是……十点，十点半左右。我在报社工作到很晚，要赶一篇稿……” 　　他好像很迷惑。“嗯，如果我说错了请你纠正，但我以为你上夜班，从晚上六点到深夜两点。” 　　“那个星期二有别的记者上我的时段。我必须早点到，白天就到，写完编辑下一版要的一篇文章。” 　　“嗯，”马里诺说，“好，再说这辆车。它什么时候开始跟踪你？” 　　“很难说。我开出停车场几分钟后才注意到。他可能在等我，或者在哪个点上看到我，我不知道。但他一路紧跟，还开了大灯。我减速，希望他超车，但他也慢下来。我加速，他也加速。一直甩不掉他。我决定去买菜，不让他跟我到家，但他最后还是跟到了我家。他一定先开过再回头，然后在附近的停车场或街上等我，等我回来再跟踪。” 　　“你确定是同一辆？” 　　“一辆新的黑色捷豹，我完全确定。警察不管事，我只好自救，找了个车辆管理局的人替我查牌照。是辆出租车。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写下租车公司的地址和牌照号码。” 　　“嗯，我的确想知道。” 　　她从包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她伸出的手在抖。 　　他看了一眼，放进口袋。“然后呢？那辆车跟踪你，一直跟你到家？” 　　“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开车开整整一夜，那样什么都做不了。他看到我往的地方。我进来后立刻打电话报警。我猜他开过我家后就继续开走了。当我望向窗外时，没有看见他。” 　　“你以前见过他的车吗？” 　　“我不知道。我以前见过黑色捷豹，但不太确定是否车型相同。” 　　“有没有看到开车的人？” 　　“太黑了，而且他在我后面。但绝对只有一人在里面。他，那个开车的人。” 　　“他？你确定是个男人？” 　　“我看到好大个轮廓，那家伙留着短发，明白吗？当然是男人。好可怕。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直视我的背后，就那么死瞪着。我告诉汉娜这件事，警告她要小心一辆黑色捷豹汽车，如果看到那样的车在家旁边就打九一一。她知道城里发生的事——那些谋杀案。我们还谈过。上帝！我简直无法相信。她知道！我明明告诉她要锁上窗，要小心！” 　　“这么说她常常不锁窗，说不定根本就开着。” 　　艾比点点头，擦拭眼睛。“她总是开窗睡觉。有时候天气很热。我原本要装空调，打算在七月装。她来之前我刚搬进来，八月份又忙得不得了，而且再过不久就是秋天、冬天。噢，上帝！我告诉她一千遍了。她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浑然不觉周围的事，我说的话她听不进去，就像我永远无法让她系上安全带。她是我的小妹妹，不喜欢我告诉她该做什么。事情就发生在她身边，她却好像一无所知。我告诉她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罪案。不只是谋杀，还有强奸、抢劫之类所有的事。她会变得不耐烦，不想听。她会说：‘艾比，你只看到可怕的事。我们能谈些别的吗？’我有一把手枪，我叮咛她我不在家时枪要放在床边，但她根本不想碰。我要教她射击，给她一把枪，但她也不要，绝不要！现在呢？她死了！噢！上帝！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事，她的习惯种种。但一切都不重要了。” 　　“不是不重要。每件事都很重要——” 　　“没有一件事重要，因为我知道他要杀的人不是她！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他要杀的人是我。” 　　沉默。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马里诺平静地问。 　　“如果是他在黑车里，那么我知道他是要杀我。不论他是谁，是我在写他。他看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是谁。” 　　“说不定。” 　　“是我！他在跟踪我！” 　　“你可能是他的目标，”马里诺实事求是地告诉她，“但我们不能确定，特恩布尔小姐。我必须考虑所有可能性，比如他可能在哪里看到你妹妹，说不定在校区，或餐馆、商店。也许他不知道她不是独居，特别是如果他在你工作时跟踪她——如果他晚上跟踪她，看她进屋来，但你不在家。他可能不知道她是你妹妹，这可能只是巧合。有什么她常去的地方，例如餐馆、酒吧，任何地方？” 　　她又擦擦眼，试着回想。“在弗根森有家小餐馆，从学校走路就可以走到。她每星期在那里吃一两次午饭，我想。她不上酒吧。有时候我们到南边安吉拉餐厅吃饭——她不是一个人。她也可能去其他很多地方，像商店。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每分每秒她都做些什么。” 　　“你说她是在八月下旬搬进来的。她有没有离开过，比如说在周末出游或旅行之类？” 　　“你问这个干吗？”她不解地问，“你的意思是有人跟踪她，从外地跟踪而来？” 　　“我只是想确定她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 　　她颤抖着回答：“上星期四她回教堂坡去看她丈夫和朋友。那星期她几乎都不在，星期三才回来。今天开课是暑期班的第一天。” 　　“他有没有来过这里？她丈夫。” 　　“没有。”她警觉地回答。 　　“他过去有没有打过她，用暴力——” 　　“没有！”她脱口大叫，“杰夫不会那样待她！他们两人都想尝试分开一段时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敌意。做出这种事的是那个一直在杀人的猪！” 　　马里诺瞪着桌上的录音机，有个小红灯在闪。他查了查夹克口袋，很不高兴地说：“我要去一趟车里。” 　　他把艾比与我留在明亮的白色客厅。 　　一段很长且令人不安的沉默后，她望向我。 　　她眼睛通红，脸庞浮肿，痛苦地对我说：“这些日子我一直想找你谈谈，现在我们是在这里了，因为这次谋杀。你可能在暗暗高兴。我知道你对我的想法，你或许觉得我活该。我现在终于知道我笔下那些人的感觉了，真是报应。” 　　她的话好像尖刺刺进我的骨头。我诚恳地说：“艾比，你不该有这样的遭遇。我永远不会希望你或任何人碰到这样的事。” 　　她低头瞪着紧紧扣牢的手，痛苦地说下去：“请你照顾她，拜托。我妹妹。噢，上帝！请照顾汉娜……”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她……” 　　“你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绝对不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抬头看我，我被她眼里的恐惧吓了一跳。“我不明白，不明白发生的事。所有我听到的那些话，然后是这件事。我试过，试着去查，我本来想要问你。而现在，我不知道谁是我们，谁是他们！” 　　我轻轻地说：“我不懂，艾比。你想从我这里问出什么？” 　　她说得非常快。“那天晚上。这星期的前几天，我想找你谈这个。但他在那里……” 　　我渐渐记起来，迟钝地问：“哪个晚上？” 　　她看起来很迷惑，好像不记得了。“星期三，”她说，“星期三晚上。” 　　“那天深夜你开车到我家，又很快开走了，为什么？” 　　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有朋友。” 　　比尔。我记得我们站在门廊明亮的灯光下，谁都可以看见我们，而他的车就停在我的车道上。那天晚上开车来的人原来是艾比，她看到我与比尔，但这不能解释她的反应。为什么她要恐慌起来？她熄掉灯，猛然倒车，好像是一种受了惊吓的本能反应。 　　她说：“关于这些调查，我听到很多事情和谣言。他们说警察不能向你报告案情，其他人也不可以。有些事情搞砸了，所以全部电话都转到埃伯格那里。我必须要问你。现在他们说你把那外科医生洛丽·彼得森的血清样本搞砸了。要不是因为你的办公室事件破坏了调查，警方可能早就抓到凶手了……”她很气愤但又有些不确定，发狂似的看着我。“我必须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要知道！我要知道我妹妹会受到怎样的对待？” 　　她怎么会知道贴错标签的采证袋这回事？贝蒂当然不会告诉她。但贝蒂已经做好了所有血清样本，而所有报告都直接送到埃伯格那里。难道是他告诉了艾比？还是他办公室里的人？他有没有告诉坦纳？有没有告诉比尔？ 　　“你从哪里听来的？” 　　“我还听到很多事。”她的声音颤抖。 　　我看着她痛苦的脸，她的身体因悲伤与恐惧而蜷缩起来。“艾比，”我平静地说，“我相信你一定听到了很多，这些话有很多不是真的。就算其中有部分实情，但对于那些事的解释却不正确。或者你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要告诉你这些事，那个人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她动摇了。“我只是想弄清楚我听到的是不是真的。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出了错？” 　　我想不出该如何反应。 　　“我迟早会知道的，不妨现在就告诉你。不要小看我，斯卡赧塔医生。警方出了大纰漏，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可疑的家伙跟踪我回家，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洛丽·彼得森打九一一时，几乎一个小时后才有人去查看，那时她已经死了。他们搞砸了。” 　　她看到我一脸惊异。 　　“等这新闻出来后，”她继续，眼睛因眼泪与愤怒而发光，“市政府将会痛恨有我这个人出生！我要他们赔偿！绝对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你想知道理由吗？” 　　我呆呆地看着她。 　　“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把女人被强奸或谋杀当回事！那些办案的杂种就喜欢看女人被奸、被勒死、被刀割的电影。对他们来说，这很性感。他们喜欢看这种杂志，甚至还会幻想。现在他们说不定就在享受那些现场的照片。哼，那些警察！连这种事他们也想得出笑话来。我就听过他们在现场大笑，在急诊室也是这副德行！” 　　“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个意思。”我的嘴发干，“这是他们应对这种情形的办法。” 　　楼梯传来脚步声。 　　她偷偷看了门一眼，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写下一个号码。“等你做好——做好这个后，如果你有任何事可以告诉我，请打这个号码……”她深吸一口气，“你会打电话给我吗？”她把名片交给我，“这是我传呼机的号码。我不知道我会住在哪里，但不是这屋子，暂时不会，可能永远也不会再住在这里了。” 　　马里诺回来了。 　　艾比的眼睛愤怒地直视他。“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他关门时她说，“答案是没有。汉娜在里士满没有任何男朋友，她没有和任何人约会，也没有和任何人睡觉。” 　　他说不出话来，放进一卷新带子，按下录音键。 　　他慢慢抬头看她。“你呢？特恩布尔小姐？” 　　她一口气喘不过来，结巴着说：“我……在纽约有个很亲近的朋友。他不在这里，我和在这里的朋友只有公事上的往来。” 　　“嗯。你所谓公事上的往来到底指什么？” 　　“什么意思？”她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大。 　　他想了一想，然后好像很随便地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那个跟踪你回家的可疑家伙其实已经跟了你好几个星期，就是那个在黑色捷豹里的家伙。嗯，他是个警察。重案组派出的便衣。” 　　她不敢相信地瞪着他。 　　“你看，”马里诺简略地解释，“所以当你打电话报警时，没有人因此跳起来，特恩布尔小姐。嗯，不对，如果那时我就知道，我会跳起来……因为那家伙的表现不该那么差劲。如果他在跟踪你，你就不应该会发现。”他越说越冷酷，话像利刃一样。“只是这警察说不上喜欢你。老实说，刚才我去车上，用无线电找他，逼他说真话。他承认他故意找你麻烦。那天他跟踪你的时候失去了冷静。” 　　“这是干吗？”她惊恐地大叫，“因为我是记者，他就找我麻烦？” 　　“嗯，他有个人原因，特恩布尔小姐。”马里诺不经意地点了根烟，“还记得几年前你做过重案组警察大曝光的报道吗？有个家伙打入贩毒组织调查，结果自己却染上了可卡因瘾。当然，你该记得。最后他开枪自杀，打爆了自己的头。你该记得很清楚。那个跟踪你的人是那警察的拍档。我以为他对你的兴趣会让他好好干活。看来他有点儿太过分了……” 　　“你！”她惊讶地大叫，“你要他跟踪我？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既然我的朋友做得太过火，我们也不再玩这一套。迟早你会发现，还不如现在就直说，就在这里，在大夫面前交代个清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同她也不无关系。” 　　艾比慌乱地看我。马里诺慢吞吞地弹掉烟灰。 　　他又吸了一口，然后说：“现在法医办公室饱受攻击，因为有人说那里走漏了不该公开的消息。准确地说，就是走漏了消息给你，特恩布尔小姐。有人侵入大夫的电脑。埃伯格正磨刀霍霍对着她，这造成很多问题，也有很多指控。我嘛，想法不同。我觉得有人侵入电脑，使事情看起来像是消息通过电脑走漏出去，事实上，唯一被侵入的数据库夹在比尔·鲍尔斯的两耳之间。” 　　“你疯了！” 　　马里诺照旧抽烟，他的眼睛定在她身上，享受她的不安。 　　“我绝对没有侵入任何电脑！”她终于爆发了，“就算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也绝对、绝对不会做！我不能相信这个，我妹妹死了……耶稣基督……”她眼神狂乱，泪水满眶，“噢，上帝！这些跟汉娜有什么关系？” 　　马里诺冷冷地说：“我现在什么也不确定，但我知道你写的东西不是人尽皆知。握有资料的人在偷偷唱歌给你听，有人故意在背后破坏调查。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人做得出这种事，除非他有事要隐藏，或者因此而得利。”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看，”他打断她的话，“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大概五个星期前，就是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你以鲍尔斯为对象写了一大篇特别报道，某某的一天那类的文章——里士满钻石王老五的专题报道。你们两个那一整天都泡在一起，对不对？刚好那晚我在外面，看到你们两个十点左右从弗兰克餐厅开车离开。警察就喜欢当包打听，特别当街上无事、我们空闲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上你们……” 　　“别再说了，”她低语道，剧烈地摇头，“别再说了！” 　　他不予理会。“鲍尔斯没有把你送回报社。你看，他带你回家。几个小时后当我开车经过时——嘿！他那辆豪华的奥迪还停在那里，屋里所有的灯都关了。谁知道？之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开始出现在你的报道里。我猜这就是你定义的专业关系。” 　　艾比全身颤抖，把脸埋在手里。我无法忍受地看着她，也不想看马里诺。我太过吃惊，不能理解听到的话——他在此刻给她这等残酷的打击，就在这样的悲剧发生之后。 　　“我没和他睡觉。”她的声音抖到几乎不能成话，“我没有，我不想要。他……他侵犯我。” 　　“哈。可不是嘛！”马里诺哼了一声。 　　她抬头，又闭了一下眼睛。“我整天跟他在一起。我们最后去的会议一直开到七点才结束。我请他吃饭，报社买单。我们去弗兰克餐厅。我喝了一杯酒，只有一杯。我开始觉得头好昏，简直要昏倒了。我几乎不记得最后是怎么离开餐馆的，只记得我最后做的事是爬进他的车子。他过来抓住我的手，说他从来没有同政法记者做过爱。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第二天一早我醒过来，他在那里……” 　　“你提醒了我，”马里诺捻熄了香烟，“那时你妹妹在哪里？” 　　“这里。她在她房间里，我猜。我不记得，这也不重要。我们在楼下的客厅，也许在沙发上或地板上，我不记得了……我想她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他一脸憎厌。 　　她歇斯底里地继续说下去：“我简直不敢相信。太恐怖了，我像被下了药。我猜他趁我去洗手间时在我饮料里下了药。他知道他搞定了我。他算准我不会去报警。如果我说弗吉尼亚的州检察官做出这种事，谁会相信我？根本没人会相信！” 　　“你把这点搞清楚了，”马里诺脱口而出，“嘿，他长得不错，他不需要对女人下药就可以把她们弄上床。” 　　艾比尖叫道：“他是个恶棍！他可能干过几千次，但从来没有被抓到过。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吐出一个字，他就告诉别人我是个放荡的烂货，要我好看。” 　　“然后呢？”马里诺追问，“然后他觉得很罪恶，就走漏消息给你？” 　　“不是！我才不要和那杂种有任何往来！如果我离他太近，我怕我会控制不住去打烂他的头！我没有从他那里拿到任何消息！” 　　不可能！ 　　艾比说的话不可能是真的！我试着推翻她的话。太可怕了，但就算我想否认也否认不了。 　　她一定当场认出比尔的白色奥迪，所以她才会惊恐起来。刚才当她发现比尔在她家时，她尖叫着要他离开，因为她不能忍受看到他。 　　比尔警告我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说她报仇心切，是危险的机会主义者。为什么他要那样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他是怕艾比可能会指控他，所以先自我防卫吗？ 　　他骗我。当他开车送她回家后，他没有拒绝他所谓的她的示爱。第二天早上，他的车仍停在那里—— 　　我心中浮现出一幕幕景象。有一次比尔与我单独在我家客厅时，他忽然变得充满了侵略性。当时我以为他喝多了威士忌才会变得粗暴。莫非这是他黑暗的一面？是不是他只有在攻击女人时才会感到满足？他一定得去获取？ 　　他刚才就在这房子里，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现场了。难怪他这次的反应如此迅速。他的关切不限于专业层面，不只为了工作的缘故。他一定认出了艾比的地址。可能在别人还没发现之前，他就知道这是谁的房子。他想来看看并且确认。说不定他甚至希望被害人是艾比，那么他就永远不用担心艾比会说出来。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努力控制自己，不露出任何表情。这种牵强的怀疑，这样的打击。噢，上帝！绝不能让他们发现。 　　有电话在另一间房间响了，一直在响，但没人去接。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金属撞到木头发出的沉闷铿锵声，和无线电传出的不可辨认的嘶嘶声。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上三楼。 　　艾比摸索着一支烟，忽然又把烟连同燃烧的火柴一起丢进烟灰缸。 　　“如果你真的一直在跟踪我，”她低声说，整间房子充满了她的鄙视，“而且你的理由是查清楚我是否还见他，靠陪他睡觉套取消息，那么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实话。那天晚上之后，我再没接近过那狗杂种。” 　　马里诺一语不发。 　　他的沉默就是答案。 　　稍后，当医护人员抬了担架下去后，艾比靠着门框，激动地抓着门。她眼睁睁看着被白布包裹着的她妹妹的尸体经过身旁，她瞪着那些离去的人。她的脸像苍白的面具，流露出令人不忍卒睹的悲伤。 　　我带着不可言喻的感觉碰碰她的手臂，在她无语的悲痛里走出门。楼梯上还遗留着那股气味，我走入外面炫目的阳光，一时间睁不开眼睛。 　　第十二章 　　汉娜·耶伯勒的身体经过多次冲洗后，在灯光的照射下像白色大理石般闪亮。我在停尸间单独和她在一起，正在缝合一道从她的耻骨直到胸骨的Y形宽阔伤口。 　　温格离开前解决了她的头。头皮放在该放的地方，绕在她头颅后的刀痕已整齐地缝好，上面完全被头发遮住，但在她脖子上的那一圈套索的痕迹就像绳子的烙印。她的脸浮肿青紫，我或殡仪馆都无法帮她掩饰。 　　门外突然传来铃声。我看了钟一眼，刚过九点。 　　我用手术刀割断线头，在她身上罩好床单，脱下手套，依稀听到警卫弗雷德在另一头和人讲话，我把尸体拖上架子，推入冷冻室。 　　我关上那扇大铁门，回到停尸间，马里诺正靠着桌子抽烟。 　　他默默地看我收集各种证据，收集一管管血，开始在上面签字。 　　“你发现了什么？” 　　“她的死因是被绕在脖子上的套索勒毙，窒息而死。”我机械地回答。 　　“有没有其他物证？”他把烟灰弹到地板上。 　　“有些纤维——” 　　“嗯，”他插进来，“我有几件事。” 　　“嗯，”我用同样的声调说，“我想立刻离开这里。” 　　“嘿，大夫，正和我想的一样。我想去兜风。” 　　我停下手上正在做的事，瞪着他。他的头发湿漉漉地黏在脑袋上，领带松垮，短袖白衬衫的后襟皱巴巴的，好像在车里坐了太久。他左臂下挂着装了长柄左轮的黄褐色手枪套。在头顶刺眼的灯光下，他看起来好像在威胁我。他的眼睛里有道阴影，下巴的肌肉在抖动。 　　“我想你必须同我一起去，”他简单地说，“我等你，等你换好衣服，打电话回家。” 　　打电话回家？他怎么知道我有打电话回家的必要？我从没提起我的外甥女和柏莎。照我看来，我有家没家都与马里诺无关。 　　我正要告诉他我没兴趣和他坐车去任何地方，但他冰冷的眼神立刻让我住嘴。 　　“好吧，”我喃喃道，“好吧。” 　　我走过解剖室去更衣室。他一直抽着烟。我在水槽边洗了脸，脱下罩袍，换上衬衫和裙子。我心思纷乱，直到打开柜子去拿验检室的外套时，才想到我并不需要它。我的皮包、公文包与外套都在楼上的办公室里。 　　我浑浑噩噩地拿好所有东西，跟着马里诺上车。我打开门，但车内小灯没亮。我滑进车，一面摸索安全带，一面把面包屑和一团纸巾一起扫下坐椅。 　　他倒车出去，没有开口对我说话。扫描仪从一个频道转到另一个，调度员在接收信号，马里诺好像不感兴趣，而我常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警察们对着对讲机模糊不清地回话，有些人像在吃那话筒一般。 　　“3-40-5，15，1-60-9在3频道。” 　　“1-60-9，转到了。” 　　“你空不空？” 　　“10-10。10-17。跟目标。” 　　“你在10-20-4时叫我。” 　　“10-4。” 　　“4-50-1。” 　　“4-50-1X。” 　　“10-20-8在艾登伊达林肯1-7-0……” 　　信号传出去，警报像电子琴的低音般震耳欲聋。马里诺沉默着开车前行。我们经过城中心，这里的商店晚上都拉起铁门。一排排窗上挂着红红绿绿俗艳的霓虹灯，打着当铺、修鞋店与今日特餐的广告，家具店和连锁餐厅的广告则像灯火通明的大船。来往的车辆中行人稀少，只有从贫民窟出来逍遥的人马像一团团阴影般徘徊在街角。他们的眼白随着我们的车转动。 　　几分钟后我才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温彻斯特路四九八号前慢慢驶过，这是艾比·特恩布尔的家。那栋砖石房子好似一艘被废弃的黑色旧船，一面旗子像阴影般垂落在入口处。前面没有车，显然艾比不在家。我不知道她现在人在何方。 　　马里诺缓缓从路边开进房子之间狭窄的通道。车子摇摇晃晃地驶过旧有的车轮痕迹，随车上下颠簸的大灯照亮了房子深色砖头的那面墙，还撞上了锁在柱子上的垃圾箱、破瓶子和各种垃圾。我们大约进入这禁闭的通道不过二十英尺，他停了车，关上引擎和车灯。左边就是艾比家的后院，一块细长狭窄的草地被铁丝网护栏所环绕，还有一个标志警告全世界要“小心”我知道根本不存在的“恶犬”。 　　马里诺打开探照灯，灯光舔上房子后面生锈的消防梯。所有窗户都关着，玻璃隐约反射着亮光。当他沿空落的后院移动灯光时，车椅叽嘎作响。 　　“你说啊，”他说，“我想听听你要说的和我想的是不是一回事。” 　　我道出再明显不过的观察所得。“那个标志，围墙上的标志。如果凶手以为有狗，他会再考虑一下。他的被害人都没有狗。如果有，说不定她们还活着。” 　　“答对了。” 　　“而且，”我继续，“我猜你的结论是凶手一定知道这个标志是假的，艾比或汉娜没有狗。他怎么会知道？” 　　“嘿。他怎么会知道，”马里诺缓缓重复我的话，“除非他有理由知道？” 　　我不说话。 　　他摆弄着打火机。“说不定他曾经进去过。” 　　“我不觉得……” 　　“别装傻了，大夫。”他平静地说。 　　我也拿出香烟，手却颤抖个不停。 　　“我在想象，我猜你也是。有人去过艾比·特恩布尔的房子。他不知道她妹妹在，但他知道里面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狗。而他对这特恩布尔小姐可没多大好感，她知道一些他不希望其他人知道的事。” 　　他暂停。我可以感觉到他在看我，但我拒绝看他，更不想说话。 　　“你看，他已经干过她了，不是吗？说不定他一旦做了就停不下手，他有某种无法抑制的冲动，这样说吧，像有螺丝松了。他担心她迟早会说出去。她是该死的记者，有人付钱给她挖掘肮脏的秘密。他做的事一定会曝光。” 　　他又看了我一眼，我还是像岩石般沉默。 　　“怎么办呢？他决定把她杀了，做成像别的案子一样。唯一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汉娜在这里，也不知道艾比的卧室是哪一间，因为以前他来这里时只到过客厅，所以他走错了卧室——汉娜的卧室——他上星期五闯进来时犯了错误。为什么？因为只有那间有亮光，艾比出城了。嗯，太迟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干到底将她杀了……” 　　“他不可能做得出来。”我试着保持声音平稳，“鲍尔斯不会做这等事。天知道，他不会杀人。” 　　沉默。 　　然后马里诺缓缓看我，弹了烟灰。“有意思。我并没有提名字，但既然你先提起，说不定我们该多谈一下，深入一些。” 　　我再度安静下来，并逐渐理解我说话的意义，不仅如此，我可以感觉到喉咙肿胀。我拒绝哭泣。该死！我绝不能让马里诺看到我哭。 　　“听好，大夫，”他说，声音平静了许多，“我不是故意激你，明白吗？你的私事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两个都是成人，又没结婚。但我知道。我看到他的车停在你家前面……” 　　“我家？”我惊讶地问，“什么——” 　　“嘿，我在这该死的城里到处转。你住在城里，对不对？我知道你的车和你家的地址，而且我也认得他的白色奥迪。过去几个月我好几次看到他的车停在你家门口，他当然不会是在那里摘录法庭证言……” 　　“不错，也许不是。但这不干你的事。” 　　“嗯，是我的事。”他把烟蒂丢出窗外，又点燃一根，“因为他对特恩布尔小姐做的事现在成了我的事。我很好奇，他还做过些别的什么？” 　　“汉娜的案子和其他的几乎一样。”我冷冷地告诉他，“我坚信她是被同一个凶手所杀。” 　　“她的样本结果呢？” 　　“明天早上贝蒂第一个就做她。目前还不知道……” 　　“嗯，我能帮你减少点麻烦，大夫。鲍尔斯是非分泌型。我想你很清楚，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城里有成千上万的男人都是非分泌型。你可能也是。” 　　“嗯，”他紧接着说，“说不定我是。但事实上，你不知道，不过你却知道鲍尔斯是。去年你解剖他太太时，采了她的样本，发现有精子——她丈夫的精子。那该死的检验报告上记载，在她自杀前与她做爱的人属于非分泌型。见鬼，连我都记得。我就在现场，记得吗？” 　　我没有回答。 　　“我走进那间卧室，看见她穿着漂亮的睡衣，坐在那里，胸前一个大洞。当时我没有忽略掉任何可能性。对我来说，我永远先想到谋杀。自杀在我的单子上是最后一项，因为如果你不首先考虑谋杀，再考虑就太晚了。我所犯的唯一错误是没有将鲍尔斯当成嫌疑人来采证。你解剖后说显然是自杀，我就此判定案子完全结清。说不定我当时的做法错了。那时我有正大光明的理由要他的血液样本，以确定在她身体里的精子是他的。他说他们那天早上做了爱，我就没再提。当时没采证，现在我根本连问都不能问，我没有法律根据去要。” 　　“有血液也不够，”我像个傻瓜般说，“如果他在路易斯血型分类法中是A型阴性、B型阴性，你便无法确定他是非分泌型，你还得要有唾液……” 　　“嘿，我知道怎么做疑犯采证，不过这点不重要，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 　　我没说话。 　　“我们都知道杀死那些女人的凶手是非分泌型，而鲍尔斯熟悉那些案子的细节，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可以杀死汉娜，搞得就像其他的案子一样。” 　　“那就拿上你的采证袋，我们去检验他的DNA。”我愤怒地说，“马上做，你就能确定了。” 　　“嘿，说不定我会，我还会用激光去照他，看他会不会发亮。” 　　我心里闪过贴错标签的采证袋上发光的残留物。那些残留物当真来自我的双手？比尔常用硼砂肥皂洗手？ 　　“汉娜身上有没有那种发亮的东西？”马里诺问。 　　“在她睡衣上、被单上也有。” 　　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有出声。 　　然后我说：“是同一个人。我很清楚自己检验的结果。绝对是同一个人。” 　　“嗯，有可能。但我不会因此觉得舒服一点。” 　　“你确定艾比说的是真话？” 　　“今天下午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你去见他，去见鲍尔斯？”我又结巴起来。 　　“没错。” 　　“你证实了没有？”我提高了声音。 　　“嗯。”他看我一眼，“我多多少少证实了。” 　　我没说话，因为不敢。 　　“当然，他完全否认，气得不得了，威胁要告她破坏名誉，全部招数都使出来。不过他不会，他不可能去告，因为我知道他在说谎，他也清楚这一点。” 　　我看到他把手放到左大腿外侧，我突然惊恐起来。他的小录音机。 　　“如果你在做我认为你在做的事……”我脱口而出。 　　“什么？”他很惊奇。 　　“如果你在用录音机——” 　　“嘿！”他抗议道，“我只是在抓腿。见鬼，如果你不信，我可以趴下来，剥光了让你检查。” 　　“给再多钱我也不干。” 　　他大笑起来，好像果真觉得有趣，然后说：“你想知道实情吗？我想知道他太太到底怎么了。” 　　我硬吞一口气说：“检查结果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她的右手有火药的痕迹——” 　　他打断我。“噢，当然，是她扣的扳机，我不怀疑那一点，但说不定现在我们知道理由了？也许他做这种事已经多年，却被她发现了。” 　　他一踩油门，熄掉烟。片刻之后，我们从房子间的通道晃出去，驶入街上。 　　“你看，”他并不罢休，“我不是要刺探你的隐私，我也不喜欢问这些问题，嗯？但你知道他，大夫，你们一直见面，对吧？” 　　一个人妖在人行道上摆臀扭腰而过，黄色的裙子绕着曲线玲珑的小腿嗖嗖作响。他的假乳坚实高耸，白色紧身上衣下透出凸起的假乳头，玻璃片般的眼珠瞄向我们。 　　“你和他约会，对不对？”他再问一遍。 　　“是。”我的声音低到几不可闻。 　　“上星期五呢？” 　　一时间我记不起来也无法思考。那个人妖对我们失去兴趣，转身离去。 　　“我带我外甥女去吃晚饭，看电影。” 　　“他同你们一起？” 　　“没有。” 　　“你知道他上星期五晚上在哪里？” 　　“不知道。” 　　“他有没有打电话给你之类的？” 　　“没有。” 　　沉默。 　　“该死！”他沮丧地低骂，“如果那时我能像现在这样了解他，我会开车去查他家。你知道，搞清楚他到底在哪里。该死。” 　　沉默。 　　他把烟头丢出窗外，又点上一根，就这么一根接着一根。“你们约会有多久了？” 　　“几个月，从四月开始。” 　　“他有没有同其他人约会？还是只有你？” 　　“我不觉得他同其他人约会，但我不确定。很显然，有很多关于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他像无休止的打谷机般继续下去：“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他有没有任何异常？”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的舌头变钝，讲出的话含糊不清，就像快要睡着的人那样。 　　“异常，”他又说了一遍，“以性行为来说。” 　　我没说话。 　　“他有没有对你动粗？强迫你？”他停了停，又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像艾比·特恩布尔描述的野兽？你可以想象他会做那种事吗？” 　　我听见他说的话，但又像什么也没听到。我的思潮起伏流转，意识时有时无。 　　“……像攻击性，我是说，他是不是有攻击性？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的地方？” 　　那个印象。比尔。他的手在压迫我，撕我的衣服，一把将我推倒在沙发上。 　　“像那样的男人有他们的模式。他们要的不是性，他们必须要夺取。你知道，要征服……” 　　他粗暴地弄痛了我，他的舌头逼进我的嘴，使我不能呼吸。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是我认识的他。 　　“不论他是否长得英俊潇洒，只要他想，他就能搞到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像那样的人，他们是异类……” 　　东尼喝醉了又生我气时，就会动粗。 　　“……他是个强奸犯，大夫。我知道你不想听这个。但天杀的，这是事实。看起来你可能有所知觉……” 　　比尔太爱酒了。只要一喝多情况就更糟。 　　“……这种事可说是家常便饭。你一定不会相信我收到的那些报告，有些年轻女孩几个月后才终于鼓起勇气报警，可能是有朋友说服她们讲出来。银行家、商人、政客等心怀不轨的男人在酒吧碰到女人，请她们喝酒，趁她们不注意偷偷在里面放迷药。第二天她们醒来，发现那个野兽就躺在床上，突然间觉得好像有卡车冲过了她们……” 　　他永远不会对我做那种事。他关爱我，我不是一个物体，一个陌生人……但说不定他只是谨慎。我懂得太多，他不可能逍遥法外。 　　“……那些杂种多年来从没被抓，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被逮到。等他们进坟墓的时候，他们腰上的刻痕多到可以和宰杀巨人的杰克相比……”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那里有多久了，一直都没有动。 　　“那是正确的暗喻，对吗？那个兔崽子杀苍蝇，每杀一只就在腰带上刻一道……” 　　街灯像明亮的红眼珠。 　　“他有没有这样对待你，大夫？鲍尔斯有没有强奸过你？” 　　“什么？”我缓缓地转向他。他直瞪前方，在红灯的亮光下，他的脸色显得苍白。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心怦怦直跳。 　　信号灯由红转绿，我们再度前进。 　　“他有没有强奸过你？”马里诺逼问道，好像我只是个陌生人，那种去向他求救的女人。 　　我可以感到血管从脖颈处胀起。 　　“他有没有伤害过你，让你无法呼吸，任何这类的——” 　　愤怒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来。我看到闪闪的亮光，像电线短路，又像我因脑子里有血液在敲打而盲目。我叫道：“没有！我已经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我要说的话都说了，说完了！” 　　马里诺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何方。 　　那个大白钟面在前方浮动，阴影与轮廓逐渐转化为一辆辆有检验装备的车辆，它们都停在后面的停车场外。马里诺将车停在我的车旁，没人在附近。 　　我解开安全带，全身仍抖个不停。 　　星期二是个雨天。雨水从灰色的天空倾泻下来，车上的雨刷甚至来不及把冲下的雨刷掉。我同其他人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如蜗牛般前行。 　　我的心情就像天气一般。与马里诺打交道让我觉得连身体都出了毛病，好像酒醉后的头痛。他知道这件事多久了？他多少次看到那辆白色奥迪在我的车道上？他开车经过我家，只因无事可干和好奇吗？还是他想知道那个一本正经的女首席法医怎么过日子？他可能知道我的薪水有多少，每个月付多少房贷。 　　前面的指示灯要我转入左线，我慢慢经过救护车，一个警察在一辆撞烂的旅行车旁指挥交通。我不愉快的想法被收音机打断。 　　“……汉娜·耶伯勒被强奸勒死，普遍认为杀她的凶手与过去两个月内在里士满杀死四个女人的凶手是同一人……” 　　我调高音量，听着这则从出门到现在已听过多次的新闻报道。最近在里士满似乎只有谋杀的新闻。 　　“……最新的发展。根据内幕消息，洛丽·彼得森医生在死前可能拨过九一一。” 　　这个耸动的新发现当然会占据早报的头版。 　　“……公共安全处处长坦纳在家……” 　　显然，坦纳念了一段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警方正在评估形势。因为案子的敏感性，我无法作更进一步的评论。” 　　“你知道消息来自哪里，坦纳先生？”记者问。 　　“我无法置评……” 　　他不能置评，因为他不知道。 　　但我知道。 　　所谓的内幕消息来源一定是艾比。报上没有她具名的报道，显然，编辑没有列出她的名字。现在她没在报道新闻，而是制造新闻。我当然记得她的威胁：“有人要付出代价……”她要比尔付，警方付，里士满付，甚至上帝亲自付。我在等电脑遭人侵入及采证袋卷标出错的消息上报。下一个要付代价的人将是我。 　　我到办公室时已接近八点半，整间屋子充斥着电话铃声。 　　“一堆记者。”罗丝拿了一沓粉红色留言纸，搁在我的记事簿上，“有线电视新闻，杂志，刚才还有个新泽西州的家伙说要写书。” 　　我燃起一根烟。 　　“关于洛丽·彼得森报警的事，”她加了一句，脸上写满焦虑，“如果是真的，那可真槽——” 　　“把所有来问问题的人都送到街对面，”我插嘴道，“任何人来问这些案子，都要他们去问埃伯格。” 　　他已经发给我好几封邮件，要我“立刻”把汉娜·耶伯勒的解剖报告送给他。在最新发出的备忘录里，“立刻”两个字下还画了线，又丢下一句侮辱的话：“准备解释报告迟迟无法送交的原因。” 　　他在暗示是我走漏消息给新闻界？指责是我告诉记者那通被打断的九一一求救电话？ 　　埃伯格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解释。今天不会有任何东西给他，就算他发来二十个备忘录，或本人亲自来也不成。 　　“马里诺警官在这里。”罗丝的问话让我紧张起来，“你要见他吗？”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事实上，我已经为他准备了一份报告的副本。我希望他晚点来，至少等我走了之后再来。 　　我在一沓病毒报告上签字时，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他走了进来，穿着件正在滴水的深蓝色雨衣，疏落的头发糊在头上，面容憔悴。 　　“关于昨晚……”他朝我的桌子走过来，试着解释。 　　我的眼神让他闭了嘴。 　　他解开雨衣，一面不安地环顾四周，一面伸进口袋摸出一包烟。“下雨下出狗和猫。（注：英文中以“rain cats and dogs”指“倾盆大雨”）”他喃喃道，“鬼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仔细想想，一点道理也没有。”他暂停片刻，“据说中午会停。” 　　我一语不发，递给他一份汉娜·耶伯勒的解剖报告，里面包括贝蒂给出的初步血清检验结果。他并没有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就那么站在那里阅读，一身水全滴在我的地毯上。 　　当他读到那些恐怖的描述时，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钉牢了下半页。他抬头看我，脸色凝重地问：“还有哪些人知道？” 　　“几乎没有其他人。” 　　“局长看过没？” 　　“没有。” 　　“坦纳呢？” 　　“他来过电话。我只告诉他她的死因，没提她受的伤。” 　　他又仔细看了一会儿。“还有没有其他人？”他头也不抬地问。 　　“没有。” 　　“报纸上没登，”一阵沉默后，他说，“收音机与电视也没有。换句话说，走漏消息的人还不知道这些细节。” 　　我像石头般瞪着他。 　　“该死！”他折好报告，放进口袋。“那家伙活生生就像开膛手杰克。”他望了我一眼，“我猜鲍尔斯还没有找过你。如果他来找你，别理他，让他找不到你。” 　　“什么意思？”光是听到比尔的名字就让我有被咬了一口的感觉。 　　“不要接他的电话，不要见他。不论你怎么处理都行。我不希望他现在拿到这份报告，也不希望他看到这份报告，或知道得更多。” 　　“你仍认为他是犯罪嫌疑人？”我尽量平静地问。 　　“哼，我已经不确定我在想什么了。”他回了一句，“问题是他是检察官，有权做他想做的事。不过就算他是州长，我也不在乎。我不要他拿到任何报告。请你尽量躲避他，别让他找到你。” 　　比尔不会来。我心里有数，不会见到他。他知道艾比说的话，也知道她说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还有件事，”他一边说，一边扣起雨衣纽扣，竖起衣领，“如果你要对我发火，就发好了。但昨天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如果你以为我喜欢那样做，你就完全错了。” 　　有人在清喉咙，他转过身。温格迟疑地站在门口，手插在考究的白色亚麻裤的口袋里。 　　马里诺脸上露出憎厌的表情，粗鲁地与温格擦肩而过。 　　温格紧张地把玩着零钱，走到我的桌旁。“嗯，斯卡佩塔医生，走廊又来了一组摄影记者……” 　　“罗丝在哪里？”我摘下眼镜问。我的眼皮下好像砂纸一般。 　　“在洗手间或其他地方。嗯，你要我叫他们离开吗？” 　　“叫他们到对面去，”我不悦地加上一句，“就像我们对付上批人马，还有再上一批那样。” 　　“好的。”他喃喃道，但没有动，再次紧张地把玩零钱。 　　“还有什么事吗？”我逼迫自己耐心地问。 　　“嗯，”他说，“我对一件事很好奇。关于他，嗯，关于埃伯格。嗯，他不是反对吸烟的吗？而且在这点上大做文章。我有没有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的眼睛在他严肃的脸上来回扫视。我想不出这有什么重要，便说：“不错，他强烈反对抽烟，而且常常公开表示意见。” 　　“我也这样想。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也听他在电视上谈过。据我所知，他计划明年全面禁止在我们办公大楼里抽烟。” 　　“不错，”我回答，不悦的情绪再次加剧，“明年此时，你的老板就要站在外面的寒风凄雨里抽烟，活像个充满罪恶感的小孩。”我不解地看着他。“你问这个干吗？” 　　他耸肩。“只是好奇。”又一耸肩。“我猜他原来也抽烟，但戒掉了。” 　　“据我所知，他从来不抽。”我告诉他。 　　我的电话铃又响了。当我再抬起头时，温格已悄然离开。 　　别的不说，马里诺的天气预告倒很准确。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夏洛茨维尔时，头上顶着一片耀眼的蓝天，今早暴风雨留下的唯一证据，是在路边绵延不尽的草原上升起的一层层水气。 　　埃伯格对我的控诉一直咬噬着我，所以我决定亲自去听他与斯皮罗·弗特西斯的讨论，至少这是我与那个法庭心理学家订约的理由。事实上，那不是唯一理由。我一出道就认识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早年参加那些冰冷的全国法学会议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他愿意与我做朋友。我可以放心地对他尽情倾诉，就像去看心理医生差不多。 　　他在他部门所在的那栋大楼的四楼等我。他站在昏暗的走廊上，脸上绽开微笑，像父亲那样拥抱我，在我头顶亲了一下。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医学与心理学教授，比我大十五岁。他的白发像翅膀般盖住耳朵，无框眼镜后是一双仁慈的眼睛。他照旧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还有一条沉寂多年后再度流行的条纹窄领带。我总觉得他像插画家诺曼·洛克维尔画笔下的小城医生。 　　“他们正重新粉刷我的办公室，”他打开一扇深色木门，向我解释，“如果你不介意被当成病人，我们就去这一间。” 　　“现在我觉得很像你的病人。”他关起我们身后的门，我说。 　　这间宽敞的房间像客厅一样舒适，只是感觉很中庸，没有什么感情倾向。 　　我坐进一张黄褐色皮沙发。房间内散放着很多浅色的抽象水彩画和几盆绿叶盆栽，没有杂志、书和电话。小桌上的灯没有打开，特别设计的白色百叶窗调节好了，阳光可以柔和地透进来。 　　“你母亲怎么样，凯？”弗特西斯拖过一把黄白色的安乐椅。 　　“还活着，我想她会比我们活得更长。” 　　他微笑。“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母亲会长生不死，很不幸，那很少发生。” 　　“你太太与女儿呢？” 　　“都很好。”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你看起来很累。” 　　“我想我的确很累。” 　　他静默片刻。“你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他用那种温和的、没有任何威胁性的讲话方式开始，“我在想以前你认不认识洛丽·彼得森？” 　　他没有多问，我却禁不住告诉他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的事情。我有种非倾诉不可的需要。 　　“我见过她一次，”我说，“至少我相当确定见过她一次。” 　　我早已仔细回忆过以前是否见过她，特别是在开车上下班的途中，或在院子里照顾玫瑰时那种安静内省的时刻，我会看到洛丽·彼得森的脸，然后把她拼在医学院无数实验室或课堂中聚在我身边的学生脸上。一想再想之下，现在我已经说服自己，当我在她家看到她的照片时，便认出她了，她看起来很熟悉。 　　上个月我发表过一系列演讲，主题为“女性在医学界”。我记得站在讲台后，看到一片年轻的面孔占满了整个大礼堂。学生们带了午餐，舒适地坐在有红色椅垫的椅子上，边听边享受美食。就像过去相似的演讲，那次没有什么特别，或发生过值得回忆的事，当然，现在回想又不同了。 　　我不能确定，但我认为洛丽是演讲结束后前来提问的女学生之一。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一个穿实验罩袍、引人注目的金发女子。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她的眼睛，深绿色，充满疑问。她问我是否相信女人可以拥有家庭，同时又能兼顾像医学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事业。我会特别记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时之间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就我来说，家庭事业并不两全。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想过，好像如果我想得够多，那张脸就会变得清楚起来。是她，或不是她？现在每次我走在医学院的走廊，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金发医生。我不认为能找到她。我想那个女子就是洛丽，她短暂地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从未来的恐怖中走出的鬼魂，永远只能存在于过去。 　　“有意思。”弗特西斯以他一贯深思熟虑的口吻回答，“为什么你觉得你在那时候，或过去别的时候遇见她，会有任何重要性？” 　　我瞪着袅袅升起的烟雾。“我不知道，只是让她的死亡更为真实。” 　　“如果可以重回那一天，你想重回吗？” 　　“是。” 　　“你会做什么？” 　　“我会警告她，我会想办法不让他对她做那样的事。” 　　“你指凶手做的事？” 　　“嗯。” 　　“你常想到他？” 　　“我不是要想到他。我只想竭尽所能抓到他。” 　　“而且惩罚他？” 　　“再怎么惩罚他也不够。” 　　“如果他死了，这样的惩罚够不够，凯？” 　　“他只能死一次。” 　　“那么，你希望他受折磨。”他仍望着我。 　　“对。” 　　“怎样受折磨？受苦？” 　　“恐惧。我要他感到恐惧，就像她们知道自己即将死亡之时那样的恐惧。” 　　我不知道我说了多久。当我结束时，房里暗了许多。 　　“我想，比起其他案子，这一桩特别让我挂怀。”我承认。 　　“就像做梦一样。”他往后一靠，指尖轻轻合在一起，“人们常说他们不做梦，但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他们不记得了。凯，所有的事都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只是选择性地摒除大部分情绪，以免被它们吞没。” 　　“显然，最近我并没有处理好，斯皮罗。” 　　“为什么？” 　　我猜他知道理由，但他希望我自己说出来。“或许因为洛丽·彼得森也是医生，所以有种亲近的感觉。但也说不定我因此想到自己，我也曾像她一样年轻。” 　　“从某一方面来说，你曾是她。” 　　“可以这样说。” 　　“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我没想到那么远。” 　　“我认为你想到了。”他微微一笑，“你最近大概对很多事都想得很远。还有什么？” 　　埃伯格·弗特西斯到底和他说过些什么？ 　　“还有很多与这些案子有关的压力。” 　　“比方说？” 　　“有人搞政治游戏。” 　　“啊，当然。”他的手指尖仍合在一起，“永远如此。” 　　“那些走漏给记者的消息。埃伯格怀疑我的办公室该为此事负责。”我迟疑地说，仔细观察他是否已经听说。 　　他毫无表情的脸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根据他的说法，你的理论是这些新闻促使凶手杀人的欲望加速到达顶点，所以走漏的消息可能间接导致洛丽的死亡。汉娜·耶伯勒的案子也是如此。我确定下次发生时，他们也会怪到这上面。” 　　“有可能是从你的办公室走漏的吗？” 　　“有外人侵入我们的电脑数据库，的确有可能因此而走漏消息。更明白地说，以目前的状况我很难自卫。” 　　“除非你发现侵入者是谁。”他就事论事。 　　“我看不出如何能办到。”我逼他，“你同埃伯格谈过吗？” 　　他正视我的眼睛。“不错。但我想他夸大了我说的话，凯。我不会过度认定由于据传从你办公室走漏的新闻，而导致了最后那两桩谋杀案的发生。换句话说，要不是因为那些新闻，那两个女人就不会死。我不能这样说，也没这样说过。” 　　我放松的神情一定很明显。 　　“不过，如果埃伯格或其他人要在所谓的‘从你办公室电脑走漏的消息’上大做文章，我也没法阻止。事实上，我相信这些案子弄到尽人皆知，与凶手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由于敏感信息泄露，而导致更为渲染的报道和更耸动的标题，埃伯格的确可能用我客观地说出的话来对付你。”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你在说你不能让炸弹不爆炸。”我的心情立刻转坏。 　　他靠过来，明白地告诉我：“我是说我不能让我根本还没看到的炸弹不爆炸。什么炸弹？你在说有人要陷害你？” 　　“我不知道。”我小心地说，“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洛丽·彼得森死前打过九一一，但警方没有及时赶到，所以市政府颜面扫地，可能有很大的麻烦。你看到新闻了没？” 　　他点点头，很感兴趣。 　　“今早的新闻登出之前，埃伯格很早就叫我去讨论这件事，坦纳和鲍尔斯也在场。他们说很可能会有丑闻和诉讼。那时埃伯格说，以后所有对新闻界发布的消息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我不能发表任何评论。他说你认为走漏的消息和接下来的报道，会促使凶手加剧暴力行为。我被问了很久，问到有没有可能消息泄露自我的办公室。我没有选择，只能承认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数据库。” 　　“嗯。” 　　“随着情势的发展，”我继续，“我开始觉得不安。如果有任何丑闻爆发，将会牵涉到我的办公室，说我搞砸了警方的调查，并可能间接促使更多女人死亡……”我暂停，接着声音开始提高，“换句话说，我脑子里有幅景象，所有人都忘了报警电话和警方搞砸了，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怪罪法医办公室。” 　　他没说什么。 　　我软弱地加上一句：“说不定是我多心了。” 　　“也许你猜得对。”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他解释，“事情的发展可能正如你所说。有人想逃避责任，所以想办法归罪于你。法医很容易被拿来当替死鬼。一般民众不了解法医在做什么，他们对法医有种可怖的印象与假设。人们对于那些切开他们亲人身体的法医根本无法有好感，他们觉得这是种残害，最后的不敬……” 　　“请你别再说了。”我忍不住插嘴。 　　他温和地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太明白了。” 　　“你的电脑被侵入实在太不幸了。” 　　“上帝！这件事让我希望我们还在用打字机。” 　　他望向窗外。“让我说句律师会对你说的话，凯。”他的眼神飘回来对着我，神色凝重地说，“我建议你要非常小心，但别想得太多，以至于无法专心调查。肮脏的政治，或对它的恐惧，会让你分心、犯错。你的对手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制造那些错误。” 　　那些贴错标签的样本飞过我的脑子。我的胃立刻打结。 　　他接着说：“这情况就像沉船上的人会变得野蛮，每个人只顾着求生存。你不想挡在任何人的前面。当别人陷入恐慌时，你不希望让自己处于弱势。里士满的人现在正陷于恐慌。” 　　“有些人是。”我同意。 　　“可以想见。洛丽·彼得森的死并非不可避免。警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没有对她的报警电话优先处理。凶手仍旧逍遥法外，妇女继续遭殃。大众在怪政府官员，当官的在找代罪羔羊。这是野兽的本能。如果警方、政客可以一路怪罪下来，他们就会这样干。” 　　“或一直怪到我的门口为止。”我愤愤地说，不由得想起凯戈尼。这种事会不会落到他头上？我知道答案，并且大声说了出来。“我不得不觉得，因为我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当成攻击目标。” 　　“你是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弗特西斯回答，“在那些老男孩发现你牙尖齿利之前，你永远会被视为容易攻击的目标。但你不好惹，”他微笑，“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该怎么让他们知道？” 　　“你的办公室里有没有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我的下属很忠心。” 　　他一手挥掉我的回答。“信任，凯，信任到你可以托付生命。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 　　“玛格丽特一直很忠心。”我迟疑着回答，“但托付性命？我不觉得。我对她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我是指你的安全……你最好的防卫是想办法找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你可能找不出。如果可能，你可以找一个受过专业电脑训练的人帮助你，一个科技侦探或你可以信任的人。我想，去找一个你不真正了解或可能会说三道四的人不是个好办法。” 　　“我想不出这样的人。就算我找出是谁干的，也不见得有好处。如果确实是记者侵入，我看不出即使找到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也许不会有帮助，但说不定有，我会试试看。” 　　我不了解他想把我推往哪个方向。我感觉到他有他的怀疑。 　　“我会把这些事记在心里。”他答应我，“如果我被叫去作证，凯。如果有人逼问我，比如，像那些新闻报道是否会促使凶手的暴力达到顶点之类的话，”他停了一下，“我不想被人利用，但我也不能说谎。事实上，这个凶手对新闻的反应和他的动机，都有些不寻常。” 　　我静静地听着。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连环杀手都对有关他们的报道感兴趣。大众比较会相信，大多数做出这种耸动罪案的人想获得知名度，想领略自身的重要性，譬如辛克利。只要射杀了总统，立刻会变成英雄。一个能力不足、心理失衡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保不住工作，也无法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但这举动却让他在一夕之间举世皆知。依我的看法，这类人是例外，他们是极端。另一极端是卢卡斯与图勒。他们作案后，常常不等案子上报就已经离开。他们藏起尸体，隐匿行踪。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不断搬家，沿路寻找下一个目标。根据我对里士满凶手的心理分析，他是这两种极端的混合。一方面，他杀人因为他非杀不可，但也绝对不想被人抓到。另一方面，人们对他的注意又让他兴奋，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做的事。” 　　“你这么告诉埃伯格的？” 　　“我想上星期我与埃伯格或其他人讨论时，我还没有想得这样清楚。但汉娜·耶伯勒的案子坚定了我的想法。” 　　“因为艾比·特恩布尔？” 　　“不错。” 　　“如果她是凶手锁定的目标，当你想震撼里士满，甚至上全国新闻头条，还有什么比杀了正在报道这条新闻的得奖记者更好？” 　　“如果艾比·特恩布尔是他原计划要杀的人，那么他这次的行动是有选择地冲着一个人而来。前四次看起来是那种随机挑选、残杀陌生人的典型案件。凶手不认识那些女人。他跟踪她们，一有机会就下手。” 　　“DNA检验会证实是不是同一个人。”我猜测着他想法的走向，“但我很确定。我绝不相信是另一个人杀死汉娜。那个凶手想杀的人其实是艾比。” 　　“艾比·特恩布尔是名人。从一方面来说，我问自己，如果她是预定的被害人，凶手可不可能犯了错误，错杀了她妹妹？另一方面，如果预定的被害人确实是汉娜·耶伯勒，而她偏偏又是艾比的妹妹，这种巧合未免太令人难以置信。” 　　“更怪的事也曾发生过。” 　　“当然，没有一件事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可以猜测一辈子，但永远不能确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比方说，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他被他母亲虐待，被人性虐待，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在报复社会，以表示对这世界的轻蔑？我在这行待得越久，越相信大多数心理学家不愿听的话，那就是有些人杀人，只是因为他们享受杀人。” 　　“我很早以前就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愤怒地告诉他。 　　“我想那个里士满的凶手正得意得不得了。”他平静地继续，“他非常狡猾，计划得非常周全，很少犯错。我们不是在对付那种右前方脑叶出了问题、心理不能适应的人。他没有精神错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精神病态的性虐待狂，智力在中等以上，能够应付社会，可以保持能被一般人接受的表面行为。我相信他在里士满有职业。如果通过他的职业或嗜好，他经常接触到心理或生理上受伤，或很容易被他控制的人，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哪一类职业？”我不安地问。 　　“可以是任何一种。我打赌，他够聪明，够能干，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我记得马里诺如是说。我提醒弗特西斯：“你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原来你假设他可能有犯罪记录或有精神病史，说不定两者都有。一个刚从精神病院或监狱出来的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由于最后两件案子，特别是把艾比·特恩布尔放进来考虑后，我的想法改变了。一般精神错乱的凶手很少有能力一再逃过警察的追缉。我认为在里士满的凶手富有经验，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杀人多年，而且成功地逃过追捕，就像现在一样。” 　　“你认为他搬到一个地方，杀上几个月，然后再搬走？” 　　“不一定。他可能相当自律，搬到新地方，找到新职业。他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动手，但一旦开始就不能歇手。而且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越难满足。他变得越发大胆，越发不能控制。他向警方挑衅，然后经过媒体报道，整个城市的注意力让他很享受——现在可能又加上了他对被害人的选择。” 　　“艾比，”我低语道，“如果他是想杀她。” 　　他点点头。“这是他所做的最新、最大胆、最不顾危险的事——如果他杀掉一个高知名度的政法记者，会是他最大的成就。不过也可能有其他因素，相关的想法，心理的投射。艾比写他，使他觉得他与她有某种关联。他的愤怒、幻想都集中在她身上。” 　　“但他搞错了。”我愤怒地说，“他认为的最高成就，这下全搞砸了。” 　　“正是。他可能并不清楚艾比的长相，也不知道她妹妹去年秋天搬来与她同住。”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很可能直到他看到新闻或读到报纸，才发现他杀的女人不是艾比。” 　　我被这样的想法吓了一跳。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这点。 　　“这让我非常忧虑。”他靠回椅背。 　　“什么？他可能再去杀她？”我并不相信。 　　“我担心，这次没有实现计划，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他可能因此变得更为残忍。” 　　“他还要多残忍，才算更残忍？”我大叫出来，“你知道他对洛丽做了什么？现在汉娜……” 　　他脸上的神情让我停了下来。 　　“在你来之前不久，我打过电话给马里诺，凯。” 　　弗特西斯知道。 　　他知道汉娜·耶伯勒的阴道样本呈阴性反应。 　　凶手可能没有对准。我收集到的大部分精液在被单和她的腿上。他唯一成功插进的是把刀。她身体下的床单因血液凝固而僵硬变黑。即使她没有被勒死，也可能因流血过多而死。 　　我们坐在逼人的沉默之中，眼前浮现出恐怖的影像。居然有人能如此折磨另一个人，甚至因此而得到快感。 　　我看向弗特西斯，他眼神黯淡，脸色憔悴。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这样苍老。他可以听到、看到发生在汉娜身上的折磨，他比我更清楚这样的事。房间似乎向我们包围过来。 　　我们两人同时起身。 　　我绕了远路，走回停车的地方，没有走直通停车场的那条小路，而是穿过校园。远处的蓝脊山脉像朦胧的冰冻海洋，圆形建筑的圆顶是明亮的白色，草地上有一条条稀疏的阴影。我可以闻到树的气味，草地在阳光下依然温暖。 　　一群群学生从我身旁走过。他们自在地谈笑，没人注意到我。当我走到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时，背后突然传来阵阵跑步声。我的心几乎跳了出来。我猛地转身，一个慢跑的年轻人撞见我惊吓的眼神，嘴诧异地张开。他那红色短裤、棕色长腿的身影像一道光，穿过人行道，转眼间消失。 　　第十三章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就到了办公室，那里悄无人影，前门的电话仍设定成直接转到州政府的总机。 　　我煮上咖啡，走进玛格丽特的办公室。电脑还设在响应模式，等待那个侵入者再试一次。他迟迟没有动作。 　　实在不合理。他知道我们上星期发现他找过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他害怕了？他知道我们已不再输入任何数据，还是有其他理由？我瞪着那没有亮光的屏幕。你是谁？我想知道，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走廊的那一头又有电话铃响起，三声后突然静止，州政府的接线生接了电话。 　　“他非常狡猾，计划得非常周全……” 　　弗特西斯不说，我也知道。 　　“我们不是在对付那种心理不能适应的人……” 　　我没有料到他会是那种看似正常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但说不定事实果真如此。 　　他可能以前是。 　　“……能够应付社会，可以保持能被一般人接受的表面行为……” 　　他可能有能力从事任何职业。他也许利用工作场所的电脑，或者家里有电脑。 　　他想进入我的脑子，就像我想进入他的一样。我是他与他所杀女人间一个具体的桥梁，也是唯一活生生的证人。当我检查那些殴伤、折断的骨头和深入软组织的刀伤时，可以想象到要造成那种伤害需要何等程度的暴力和残忍。年轻健康的人肋骨很有弹性，他一定用尽全力才用膝盖撞断洛丽的肋骨，那时她仰卧床上，应该是在他弯腰把电话线扯出墙壁之后。 　　她的手指关节被残暴地扭出。他堵住她的嘴，把她绑起来，再一根根地扭断她的手指。这么做除了要让她受到难以忍受的煎熬并预先尝试将来的苦头外，别无理由。 　　而整个过程中，她在挣扎着多吸入点空气。在惊怖之中，紧缩的血流挤破血管，就像胀破的气球，让她觉得头好像要爆炸开来。然后他强暴她。 　　她越挣扎，绕着她脖子的电线就收得越紧，直到她昏过去，就此死亡。 　　我重新建构事情发生的经过——他对那些女人所做的事。 　　他想知道我知道些什么。他是个傲慢的偏执狂。 　　所有数据都在电脑中，每一件他对佩蒂、布兰达、塞西尔做的事……每一个伤口的描述，我们握有的每个证据，和我写的所有检验报告。 　　他看过我口述的报告？他在读我的脑子？ 　　我奔回办公室，低跟鞋在空荡荡的走廊击出尖锐的声音。我忽然精神大振，清出皮夹里的所有东西，找到那张淡白色名片，上面用黑色突起的哥德字体印出《时报》的名称，背面是一只颤抖的手写出的潦草笔迹。 　　我拨了艾比·特恩布尔的传呼。 　　我约她下午见面，因为她妹妹的尸体还在这里。我想等汉娜被送到殡仪馆后再请艾比来。 　　艾比准时到达。罗丝沉默着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我轻轻关上房门。 　　她看上去很糟，脸色几乎灰白，皱纹更深，头发散乱地垂在肩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棉衫和一条卡其布裙子。她点烟时，我注意到她在颤抖，空洞的眼睛里有悲伤愤怒的闪光。 　　我像往常同被害人家属谈话那样说出开场白。 　　“你妹妹的死因，艾比，是绕在她脖子上的套索收紧所致。” 　　“有多久？”她颤抖着喷出一圈圈烟雾，“在他……在他到了之后，她还活了多久？” 　　“我不知道确切时间。但根据检验结果，我相信她死得很快。” 　　但不够快，这话我没有说出口。我发现汉娜嘴里有纤维。她被堵住了嘴。那个恶魔要她多活一会儿，让她无声地受罪。根据她流失的血液，我很确定她身上的刀伤是在临死之前才造成的，血只流了一点。刀戳进时，她可能已经死去，或已失去意识。 　　但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比我的推测更糟。我怀疑当她伸腿，从而导致牵动百叶窗的绳子勒死自己时，是出于对极端痛苦的本能反应。 　　“她的结膜、脸与脖颈都有微血管出血。”我告诉艾比，“换句话说，眼睛与脸表面的小血管破裂。这是由于颈静脉受到套索的压力而闭塞。” 　　“她活了多久？”她含糊不清地又问了一遍。 　　“几分钟。” 　　我只愿意到此为止。艾比好像稍有宽心。如果她妹妹没有受太大的痛苦，对她就是一种安慰。有一天当案子结束，而艾比的状况有所好转，她会知道得更清楚。上帝帮助她，她会知道他用了刀。 　　“就这样吗？”她颤抖着问。 　　“我只能报告到此。很遗憾。我对发生在汉娜身上的事情感得很难过。” 　　她抽了一会儿烟，神经紧张地猛吐出来，好像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她咬住下唇，免得它一直颤抖。当她终于正眼看我时，她的眼神不安，充满怀疑。她知道我不是请她来听这个报告。她感觉得出，还有别的。 　　“你不是为这个要我来的，对不对？” 　　“不全是。”我坦白回答。 　　她沉默不语。我可以看到她的愤恨在聚积。 　　“是什么？”她问，“你想要什么？” 　　“我想知道你的计划。”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哈，我明白了。你担心自己。上帝！你就和其他人一样。” 　　“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平静地说，“我超越了那个阶段，艾比。你手上有足够资料可以找我麻烦。如果你要对付我的办公室和我，尽管去做，这是你的决定。” 　　她好像不确定该如何反应，移开了眼睛。 　　“我了解你的愤怒。” 　　“你不可能了解。” 　　“我比你想象的要了解。”比尔闪过我的脑子。我可以了解艾比的愤怒。 　　“你不能，没有人能。”她大叫，“他毁了我妹妹，夺走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恨人们总是拿走我的东西，这是什么世界。”她泣不成声，“居然有人可以做出那样的事？噢，上帝啊！我不知道我将要做什么……” 　　我坚定地说：“我知道你打算自己调查你妹妹的死亡，艾比，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总该有人做！”她叫道，“难不成我应该留给那些废物去办？” 　　“有些事你必须留给警方处理。但你可以帮忙。如果你愿意，你能帮得上。” 　　“别小看我。” 　　“我没有。” 　　“我会用自己的方法……” 　　“不，你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艾比，你要为你妹妹去做。” 　　她红着眼眶，空洞地瞪着我。 　　“我这样要求你是因为我要下注，而我需要你的帮助。” 　　“哈，你是要我离开这里，最好不再插手……” 　　我缓缓摇头。 　　她很惊讶。 　　“你认识本顿·韦斯利吗？” 　　“做人格分析的，”她迟疑地回答，“我知道他。”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他十分钟之内会到。” 　　她瞪了我好一会儿。“是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用你在报界的关系，帮我们抓他。” 　　“他？”她睁大眼睛。 　　我起身去看还有没有咖啡。 　　我在电话里对韦斯利解释了我的计划，他听后不无保留，但现在我们三人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显然他已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们必须得到你的全面配合。”他对艾比强调，“你必须保证去着手进行我们都同意的计划。如果你自作主张，另有创意，我们的调查可能会因此而曝光。你一定要慎重。” 　　她点点头，然后指出：“如果凶手侵入电脑，为什么只做了一次？” 　　“我们只知道那一次。”我提醒她。 　　“但自从你发现后，没有人再度侵入。” 　　韦斯利推测：“他忙得不得了，两个星期内谋杀了两个女人，媒体可能提供了足够信息去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可能得意非凡地坐在那里，一肚子鄙夷，因为从所有新闻报道来看，我们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必须激怒他，”我加进来，“让他感到恐慌，进而采取冒险的行动。有一个办法，我们让他以为我的办公室发现了我们一直期待的突破，一个可能抓住他的证据。” 　　“如果是他侵入电脑，”韦斯利扼要地说明，“他可能因此再次侵入，去查我们发现了什么。”他看着我。 　　问题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突破。我无限期禁止玛格丽特使用她的办公室，电脑现在设在响应模式。韦斯利装了追踪设备，可以追查所有打到她分机的电话。我们要求艾比的报纸宣称我们有了关键性的证据，借以诱使凶手再度使用电脑来查证。 　　“他会因此而偏执、愤怒，相信你的报道。”我预测道，“比如，如果他曾去过这里的医院，他会害怕我们根据过去的资料找到他。如果他曾去药房买过特殊的药品，他也会因此而担心。” 　　我们这么假设，完全基于马特·彼得森对警察提过的怪味。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能派上用场。 　　唯一可以给凶手带来麻烦的是DNA证据。我可以吹个天花乱坠，但这不完全是虚张声势。几天前，前两个案子的报告回来了。我仔细观察那一道道有不同色调宽度、类似条形码、垂直的DNA带子。每个案子都用具放射性的溶液做了三次，那两个案子的DNA组成完全吻合。 　　“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判明他是谁。”我解释给艾比与韦斯利听，“我们只知道如果他是黑人，两个男人有同样DNA组成的几率只有一亿三千五百万分之一；如果是白人，几率只有五亿分之一。” 　　DNA是整个人的缩写，也是他生命的密码。纽约一家私人检验室的基因工程师从我收集的精子里分离出凶手的DNA。他们剪下特定部位的DNA，那些DNA片段会在涂了厚胶的带电表面游移至不同区域。因为这层表面的一边有正电，另一边有负电。 　　“DNA带有负电，”我继续说，“正电吸引负电。” 　　较短的片段移向正电的速度比较长的片段快，那些片段分布在整个涂了胶的表面，形成一种长带型的模式。然后再将它转移到尼龙膜上，接着放进溶液。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艾比插进来，“什么溶液？” 　　我进一步解释。“凶手的双股DNA片段经过处理，分裂成单股。简单地说，就像拉链被拉开成两条。同时，那些DNA工程师准备好一种具有特殊盐基顺序且以放射性元素标志的单股DNA溶液，当这种单股DNA溶液洗过尼龙膜时，会自动在凶手的单股DNA上寻找互补的配对，两者互相结合。” 　　“所以拉链又拉起来了？”她问，“现在还有放射性吗？” 　　“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用X光来看他的DNA组成。”我说。 　　“不错，就是他的条形码。太不幸了，我们不能把它放在扫描仪下，找出他的名字。”韦斯利不动声色地开着玩笑。 　　“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都在那里，”我接着说，“问题是现在的科技还没有精细到可以辨别DNA个别的组成，像遗传的缺陷、眼睛与头发的颜色那一类的事。有太多的DNA长带，代表了一个人基因组成的不同部分。太复杂了。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看得出两组DNA是否相同。” 　　“但凶手并不知道这一点。”韦斯利面带疑问地看着我。 　　“不错。” 　　“除非他是科学家之类的。”艾比插嘴道。 　　“我们假设他不是。”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在他对可以用DNA比对来缉凶一事没有任何概念，看报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我怀疑他能了解有关DNA的概念。” 　　“我会在报道里解释检验的程序。”艾比边想边说，“我会让他了解到某种程度，使他开始害怕。” 　　“解释到让他相信我们知道他的缺陷。”韦斯利同意，“如果他有缺陷……我对这点有些担心，凯。”他平视我，“如果他没有呢？” 　　我耐心地重复。“对我来说，一个重要因素是马特·彼得森提到的松饼气味，他卧室里的气味让他想起松饼，甜，但充满汗味。” 　　“像枫糖浆。”韦斯利记了起来。 　　“对，如果凶手的体味像枫糖浆，他可能有某种异常，譬如新陈代谢机能失调。说得更清楚一点，他有‘枫糖浆泌尿机能失调症’。” 　　“这会遗传？”韦斯利已经问过两次。 　　“妙就妙在这里，本顿。如果他有，他的DNA里就有。” 　　“我从没听说过，”艾比道，“这个病。” 　　“我们不是在讲伤风感冒。” 　　“那到底是什么？” 　　我站起身，走向书柜，拿出一本厚厚的医学教科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给他们看。“一种酶的毛病。”我坐下来解释，“这种疾病是由于氨基酸在体内像毒素般累积。最常见的，也就是急性的情况，病人有严重的低能，同时可能在婴儿期就死亡。这就是为什么罹患这种疾病但心理健全的健康成人非常少，不过并非全无可能。我想凶手的病不至于太严重，出生之后发育正常，症状时有时无，而且可以治疗。他需要低蛋白饮食，服用比正常人多十倍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1可能会有帮助。” 　　“换句话说，”韦斯利往前靠，扫视那本教科书，皱起眉头，“他可能有这种疾病，而且是比较温和的那种，过着相当正常的生活，该死的聪明，唯一的问题是很臭。” 　　我点点头。“枫糖浆尿症最常见的症状是那股特殊气味，病人的尿和汗都有枫糖浆的气味。他心理压力越大，臭味就越浓。杀人时压力最大，气味也最重。那股气味会沾在他的衣服上，他一定很早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从他的精液里能不能闻到？”韦斯利问。 　　“不一定。” 　　“嗯，”艾比说，“如果他有这种体味，一定得常常洗澡。如果他的工作必须与人接触，他们会注意到那股气味。” 　　我没有回答。 　　她不知道那些发亮的残余物，我也不打算告诉她。如果凶手一直有这股臭味，他和人打交道时难免会担心别人注意到他的问题。他极可能会忍不住不断清洗腋下、脸和手，在工作时一定也洗个不停，而他用的洗手间里可能就有硼砂肥皂。 　　“我们在赌博。”韦斯利靠向椅背。“上帝！”他摇摇头，“如果彼得森以为他闻到了怪味，但其实只是别的气味——比如凶手擦的香水，那么我们会像大傻瓜。那个畜生将越发确定我们毫无头绪。” 　　“我不认为彼得森会想象出一股气味。”我坚决地说，“他发现太太的尸体时当然受了很大的惊吓，那股气味一定是很特别、很强烈，所以彼得森才会注意。我想不出有任何男人的香水闻起来像掺了汗水的枫糖浆。我猜凶手当时一定汗如雨下，他在彼得森走进屋子的前几分钟刚刚离开。” 　　“这种疾病会导致低能……”艾比在翻读那本教科书。 　　“如果出生后不立刻治疗。”我重复了一遍。 　　“哼，但那杂种并不低能……”她抬头看我，眼神铁硬。 　　“当然他不是。”韦斯利同意，“有精神病态的人并不笨。我们现在做的正是让他以为我们觉得他很愚笨，戳他的痛处——伤他的自尊心，和他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聪明。” 　　“这种疾病，”我告诉他们，“正合乎我们的需要。如果他有这种病，他自己一定知道，可能他的家人也有。他会极度敏感，不单因为那股气味，同时也由于他知道这种缺陷会造成低能。” 　　艾比在做笔记。韦斯利则干瞪着墙，他好像很紧张，很不愉快。 　　他一脸挫败。“我不知道，凯。如果凶手没有什么枫糖浆味……”他摇摇头，“他会看穿我们。这对我们的侦查只有坏处。” 　　“会有什么坏处？我们本就毫无进展。”我客观地说，“我并不打算说出这种疾病的名称。”我转向艾比，“我们就叫它新陈代谢机能失调，这样就有多种可能性。他会开始担心，是不是得了自己也不知道的病。他还会以为自己很健康吗？他怎么能确定？以前从没有一组基因工程师研究过他的体液。就算他是一个医生，也不能排除他有隐性异常的可能性，虽然过去他不知道这一点，但疾病依然存在于他体内，等着爆炸。我们要让他开始担忧，使他耿耿于怀，以为得了不治之症。说不定他会跑去体检，或者去医学图书馆。警察可以去查，看谁曾因此去看医生，或是去图书馆查医学参考书。如果他是侵入电脑的人，他可能会再做。我的直觉是有事会因此发生。我们将动摇他的信心。”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替艾比写稿。 　　“我们不能指出消息来源。”她坚持，“不成。如果引述的话出自首席法医，别人会起疑，因为你过去拒绝对新闻界谈话，而且也奉命不能对外说明。一定得做得像有人泄露了消息。” 　　“嗯，”我笑道，“我想你可以像过去一样，声称这是出自‘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 　　艾比大声念出稿子。我心里很不痛快，太模糊了，左一句“所谓”，右一句“有可能”。如果我们有他的血液样本就好了。如果他真有酶缺陷，从白血球里就查得出来。要是手上的证据能多一些该多好。 　　像是有信号般，电话铃响了。罗丝走进来说：“斯卡佩塔医生，马里诺警官在外面，说有很紧急的事。” 　　我到走廊去见他。他带着一个专门用来装与罪案有关衣物的塑料袋。 　　“你一定不会相信这个。”他露出笑容，脸色发红，“知道游民吗？” 　　我瞪着鼓鼓的袋子，如在云里雾中。 　　“你知道，游民，那些推着购物车，装了他们在人间的所有财产，在城里闲逛，到处翻找垃圾箱与垃圾场的人。” 　　“一个流浪汉？”马里诺在说些什么？ 　　“嘿，流浪汉里的大王。嗯，上周末他在离汉娜·耶伯勒被杀的地方不到一条街远的大垃圾箱里掏东掏西，你猜他找到什么玩意儿？一件该死的深蓝色连身装，上面沾满了血，把他吓昏了。唔，他是我的眼线。他居然有那个脑子把这玩意儿塞进垃圾袋，然后推着车到处找我，结果找了好几天我们才碰到。不久前他在街上对我直挥手，向我要了钱，现在呢，圣诞快乐！我有礼物给你。” 　　他解开绕着袋子的绳结。 　　“闻闻。” 　　我几乎要昏倒，不只有干血的臭味，还有股浓重的枫糖浆汗味。我全身发凉。 　　“嗨，”马里诺继续说，“我来之前去过彼得森的公寓，要他闻上一闻。” 　　“是不是他记得的气味？” 　　他冲我伸出一指，眨眼笑道：“中奖了！” 　　范德与我花了两个小时检验那件深蓝连身装。贝蒂需要时间来分析上面的血迹，但我们都很确定这是凶手穿过的衣服。在激光下，它就像掺有云母碎片的沥青。 　　我们猜测，用刀残杀汉娜后，凶手全身血污。他在大腿上擦了手，衣袖的袖口也都是凝固的血。可能他的习惯是去杀人时在普通衣服上再套一件连身装，或许他一向在杀人后把衣服丢掉，不过很可能他只做了这一次，因为这次他的被害人流了血。 　　我敢打赌，他够聪明，知道血迹永远洗不掉。万一他被抓到，他可不愿意衣橱里还挂着残存血迹的衣服。另外，衣服也是追查的线索，因此标签已被他拆掉。 　　衣服的质料看来像棉布与人造纤维的混纺品，大号或特大号。我记得在洛丽·彼得森的身体与窗棂上发现过深色纤维，汉娜的身体上也有一些。 　　我们三人都没有告诉马里诺我们的计划。他可能在街上跑，或在家看电视，喝啤酒，他对此事一无所悉。新闻登出后，他会以为我们制造的消息是真的。他会以为消息又走漏了，或认为这与他找到的连身装和最近我收到的DNA报告有关。我们希望所有人都以为这条新闻确有其事。 　　事实上，的确可能是真的。除了凶手罹患这种疾病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会造成那样强烈的体味，而且，彼得森不至于能想象出这种气味，这件衣服也不会那么凑巧落在枫糖浆上。 　　“太妙了。”韦斯利说，“他没想到我们会找到。这畜生以为他都算计好了。说不定他在杀人之前，就已经找好了大垃圾箱，只是没想到我们居然找得到。” 　　我偷偷看了艾比一眼。她意外地镇静。 　　“很够发布新闻了。”韦斯利加上一句。 　　我简直看得到头条： 　　DNA，新证据 　　连环杀手可能罹患 　　新陈代谢机能失调 　　万一他确实有枫糖浆尿症，头版报道对他应该是一大震撼。 　　“如果你想诱使他来用你办公室的电脑，”艾比说，“我们必须要让他想到电脑。你知道，比如宣称资料在那里。” 　　我想了一想。“好。我们可以这样做，说相关人员最近一次将数据输入电脑时，发现了新线索，有人在某犯罪现场注意到一种奇怪的气味，这种气味与最近发现的一项证据相关。经研究后发现，一种不常见的酶失调会造成那种气味，但接近消息的来源不肯透露这是哪种失调或疾病，或这种异常是否经过新近完成的DNA检验结果证实。” 　　韦斯利听后大喜。“太好了，让他流汗，吓吓他。”他没有注意到他说的话一语双关。“让他去猜我们是否发现了连身装。”他继续，“我们不要说出细节。你可以说警方拒绝透露证据的性质。” 　　艾比不停挥笔。 　　我说：“再回到你的‘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从这个人口中说出些惊人的话可能是个好主意。” 　　她抬头看我。“比如……” 　　我看着韦斯利回答：“让这个消息来源拒绝说出是哪一种新陈代谢失调症，这一点我们原先都同意。不过这人要再补充说，这种疾病会造成心理不健全，如果是急性，则会导致低能。然后再加上……”我大声说出编造的话，“有一基因专家指出，某些新陈代谢失调可能造成严重低能。虽然警方认为凶手不可能是严重智商不足，但证据显示，他的症状可能包括缺乏组织能力，有时可能迷惘失措。” 　　韦斯利喃喃道：“他一定会气得七窍生烟。”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说他疯了。”我继续，“否则以后上法庭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艾比建议：“我们让消息来源指出两者的不同，让这个人指出智商不足与心理疾病的不同。”现在她已经在记者用的记事纸上写了六七页。她边问边写。“关于枫糖浆气味，我们要写明那股气味吗？” 　　“要。”我不假思索地说，“凶手可能在外做事，与人有接触。有些人可能会来通报消息。” 　　韦斯利想了想。“可以确定，他会更加焦躁不安，甚至极度恐慌。” 　　“除非他真的没有那种怪味。”艾比说。 　　“他怎么知道他没有？”我问。 　　他们都很诧异。 　　“难道没听过，‘狐狸闻不到自己的骚味’？” 　　“你说他可能臭得不得了，但自己不知道？”韦斯利问。 　　“让他忖度这种可能性。”我回答。 　　她点点头，又动起笔来。 　　韦斯利往后一靠。“你对这种失调还知道些什么，凯？我们该去查这里的药房吗？看有没有人买一大堆少见的维生素或处方药？” 　　“你可以去查有没有人定期购买高单位的维生素B1。”我说，“还有一种简称为MSUD的营养品，一种蛋白质补充剂，不需处方就可买到，他也可以借由少吃高蛋白质食品来控制。不过我想他太谨慎了，不会留下这一类的尾巴。而且，老实说，我也不认为他的病严重到需要严格节制饮食的程度。我猜他过着相当正常的生活，不然不会有能力做出那些事。他唯一的问题是他有一身怪味，压力越大气味就越浓。” 　　“情绪上的压力？” 　　“生理上的。如果他身体不适，呼吸道感染或感冒时，枫糖浆尿症也会更为严重。这是生理上的关系。他可能睡眠不足。跟踪被害人，闯进别人的房子，做他做的那些事需要很多精力。情绪上的压力和生理上的压力彼此互相影响。他情绪上越紧张，生理上的压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然后呢？”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然后会发生什么？”他重复道，“如果他的病情转为严重，会怎么样？” 　　“要看是否转成急性。” 　　“如果转成急性呢？” 　　“那就有麻烦了。” 　　“什么意思？” 　　“氨基酸会在他体内累积，使他嗜睡、易怒、运动失调，与严重血糖过高的症状类似。他可能需要住院。” 　　“运动失调？”韦斯利问。 　　“走路不稳。他走路时会像喝醉了酒，也没有能力去爬墙、翻窗。如果他的病转为急性，承受的压力不断上升，却没有得到治疗，情况会失控。” 　　“失控？”他继续追问，“我们向他施压，那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吗？但他的病可能会因此失控？” 　　“可能。” 　　“哦。”他迟疑了一下，“接下来呢？” 　　“血糖升得非常高，他变得极度焦虑。如果再不治疗，他将思维混乱，紧张过度，丧失判断力，心情大起大落，极不稳定。” 　　我住了口。但韦斯利并不放过我。他身体前倾，直视着我。 　　“你不是刚好想到这个枫糖浆尿症，对不对？”他逼问，“但你以前从未提过。” 　　“我并不确定。”我回答，“直到现在我才认为有值得一提的必要。” 　　“好吧。你说你想激怒他，对他施加压力，逼他发疯。我们就这样做。最后阶段他会怎样？他病得非常严重时会怎样？” 　　“他可能失去意识，痉挛抽筋。如果没有及时控制，可能导致严重的器官功能失调。” 　　他逐渐会过意来，难以置信地说：“上帝！你想杀死那狗娘养的！” 　　艾比停下笔，惊讶地抬头看我。 　　我回答：“理论上来说，有可能，不过如果他有这种疾病，应该很轻微。他已经得了一辈子。枫糖浆尿症会杀死他的可能性非常小。” 　　韦斯利仍瞪着我。他不相信我。 　　第十四章 　　我整晚失眠，脑子停不下来。在不安的现实与恐怖的噩梦之间，我忧烦得辗转反侧。在梦中我杀了人，而比尔是被叫到现场的法医。他带着黑皮包，身旁有个我不认识的美丽女子相陪…… 　　我的眼睛在黑暗中睁开，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一把抓住。闹钟响过很久以后我才起床，满怀沮丧地开车去上班。 　　我不记得过去是否曾有过如此孤独退缩的感觉。在办公室里我几乎没和任何人说话，下属们开始用紧张奇怪的眼神看我。 　　有好几次我想打电话给比尔，我的决心像即将倾倒的树一样摇摇欲坠。接近中午时我终于屈服，打去电话，他的秘书轻快地告诉我，鲍尔斯先生休假去了，要到七月一号才会回来。 　　我没有留言。我知道他原本没有计划要休假，我也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给我只言片语。过去他会告诉我，但过去已成过去。现在不会有软弱的道歉，不会有当面的谎言。他不愿见我，因为他不能面对自己的罪恶。 　　午餐过后，我来到楼上的血清检验室，很诧异地看到贝蒂与温格背对着门，头碰着头，正在看一个小塑料袋里的东西。 　　我说声“嗨”，走了进去。 　　温格紧张地把袋子塞进贝蒂的罩袍口袋，好像他在偷偷给她钱。 　　“楼下的事你做完了？”我假装很忙碌，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动作。 　　“嗯。当然，斯卡佩塔医生。”他很快地回答，开始往外走，“马克菲，昨晚被枪杀的那个，他的尸体刚才送出去了。那些在艾尔博玛被烧死的人要到四点左右才到。” 　　“哦。我们明早再做他们。” 　　“好的。”我听到他在走廊中回答。 　　房间中央一张大桌上摆开了那件蓝色套头连身装，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要看检验结果如何。衣服看起来很平常，整齐地铺平，拉链拉到领口，任何人都可能有这样一件衣服。衣服的口袋很多，每一个我都查过五六次，想从中找到一丝线索，但很遗憾它们都是空的。在裤筒和衣袖上有贝蒂剪掉的大孔，她剪下一些有血迹的布作为样本。 　　“有没有走运找到血型？”我问，试着不去看她口袋中鼓起的塑料袋。 　　“有一些成果。”她指了指，要我同她到办公室。 　　在她的桌上有本记事纸，上面涂满了记号与数目，对不明所以的人来说，就像古埃及文字一样。 　　“汉娜·耶伯勒的血型是B型。”她开始叙述，“这一点我们运气不错，因为这不那么常见。弗吉尼亚州约百分之十二的人是B型。她的PGM是1+，1-。PEP是A1，EAP是CB，ADA-1，AK-1。很不幸，次系统很常见，弗吉尼亚百分之八十九的人口都是。” 　　“血液的实际组成有多常见？”从她口袋里冒出的一小截塑料袋开始让我不安。 　　她立刻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串串数字，乘百分比，再除次组织的数目。“大约百分之十七的人有这种血液组成。” 　　“也不是那么少见。”我喃喃道。 　　“就和麻雀差不多常见。” 　　“连身装上的血迹呢？” 　　“我们运气不错。那个流浪汉找到衣服时，血液经过几天的空气接触已经干掉，但保存情况良好。除EAP外，我采到了所有次系统，而且与汉娜·耶伯勒的一致。检查DNA后就可确定，但那需要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们应该去买检验室的股票。” 　　她的眼神在我身上穿梭，同情地说：“你看起来很疲惫，凯。” 　　“很明显，是不是？” 　　“对我来说很明显。” 　　我没说什么。 　　“不要让那些事击倒你。三十年来的经验让我——” 　　“温格在干什么？”我笨笨地脱口而出。 　　她吓了一跳，支支吾吾地说：“温格？嗯……” 　　我瞪着她的口袋。 　　她不安地笑笑，拍拍口袋。“噢，这个，只是一点他请我做的私人东西。” 　　她只打算说到此为止。说不定温格在生活中有其他烦恼，说不定他在偷偷检查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上帝，求你不要让他得艾滋。 　　我整顿思绪，问她：“那些纤维呢？有没有任何发现？” 　　贝蒂已比较过连身装上的纤维与在洛丽·彼得森房间及汉娜·耶伯勒身上发现的纤维，核查是否一致。 　　“在彼得森家窗棂发现的纤维，可能来自这件衣服，也可能来自任何类似的深蓝棉布与聚酯混纺的斜纹布。” 　　我失望地想，这种比较在法庭上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斜纹布同小店里卖的打字纸一样普通。你想找它的来源，结果发现到处都是。它可以来自某人的工作裤，或医护人员、警察的制服。还有其他令人失望之处。贝蒂很确定我在汉娜·耶伯勒身上发现的纤维并非来自这件衣服。 　　“她身上的纤维是棉。”她说，“可能是从那天她穿过的其他衣服上掉下来的，或者甚至是浴巾，谁知道？人们身上常有各种纤维，但我对那件连身装没有留下任何纤维并不感到惊讶。” 　　“为什么？” 　　“那是一种斜纹布，纤维非常平滑。除非碰上很尖锐的东西，不然很少会留下任何纤维。” 　　“在洛丽的案子中，可能碰到窗外砖墙突出的部分，或粗糙的木头窗棂。” 　　“可能。而且我们在那个案子中发现的深色纤维可能就是从某件连身装掉下来，甚至就是这一件，只是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 　　我下楼回到办公室，坐下来仔细想了一会儿，接着打开上了锁的抽屉，拿出那五个被杀女子的卷宗。 　　我开始寻找有没有被我疏忽的地方，并且重新搜索这些案子的相关之处。 　　这五个女人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为什么凶手要选上她们？他怎么与她们接触？ 　　一定有某种相关。我根本不相信凶手只是随机找上她们，也不认为他开车到处逛，碰到谁就杀谁。他的选择自有理由。他先同她们有某种接触，然后跟踪她们回家。 　　地理位置、职业、外表容貌，这些女人没有共同之处，我试着反过来思考，什么是她们最不相同的地方？我再次回到塞西尔·泰勒的身上。 　　她是黑人，其他四个被害人是白人。一开始我就对此感到迷惑，现在仍旧如此。凶手犯了错？可能他没有想到她是黑人，他其实想杀另一个女人？比如说，她的朋友芭比？ 　　我一页页翻阅，浏览我口述的验尸报告，检查收集到的证据、文件和从一家圣路易医院要来的老档案。塞西尔五年前曾因宫外孕在那里接受治疗。我从警察的报告中得知，她唯一的亲属是住在俄勒冈玛特利斯的妹妹。马里诺从她那里问到塞西尔的背景，知道她曾与一个住在泰德沃特的牙医结过婚。 　　我把X光片从信封中拉出时，那些片子发出像锯子刀刃被折到的声音。我把它们一张张对着桌灯迎光照去。除了在左胳膊肘有个早已愈合的撞伤外，塞西尔并没有其他骨伤。我无法断定撞伤的年代，但可确定绝非新伤，可能发生在多年前，与她的死亡无关。 　　我再度想到弗吉尼亚医院。洛丽·彼得森与布兰达·史代普最近都去过急诊室。洛丽在那里是因为轮到实习急救外科，布兰达在那里则是因为出了车祸。要说塞西尔可能也去那里治疗肘伤似乎扯得太远，但现在我愿意考虑任何可能性。 　　我根据马里诺留下的资料，拨了塞西尔妹妹的电话号码。 　　铃声响了五次后，有人接起电话。 　　声音很不清楚，而且我一定打错了。 　　“抱歉，我打错了。”我说得很快。 　　“请你再说一遍。” 　　我提高声调重复了一遍。 　　“你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像是个二十余岁的女子。从她的声音判断，她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而且带有弗吉尼亚口音。 　　我重说了一遍号码。 　　“号码没错，请问你找哪位？” 　　“弗朗西斯·欧康纳。”我看着报告回答。 　　那个年轻、有教养的声音说：“我就是。” 　　我亮明身份，听到她轻轻喘了口气。“据我了解，你是塞西尔的妹妹。” 　　“是。上帝！我不想再谈这件事，请你不要再问了。” 　　“欧康纳太太，塞西尔的事太不幸了。我是办她案子的法医，打电话来是想问你知不知道她左胳膊肘是怎么受伤的。她左胳膊肘有个已愈合的骨折。我正在看X光片。”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听得出她在思考。 　　“她在慢跑时出了意外。她在人行道上跑步时绊倒了，双手先着地，有只胳膊肘因撞击而骨折。我记得，因为她打石膏的那三个月，正好逢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她受了很大的煎熬。” 　　“哪个夏天？在俄勒冈吗？” 　　“不，塞西尔没有在俄勒冈住过。那是在弗雷德里克堡，我们成长的地方。” 　　“这个意外发生在多久以前？” 　　她又停了一下。“九年，或十年了。” 　　“她在哪里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一家在弗雷德里克堡的医院。我不记得名字了。” 　　塞西尔的骨折不是在弗吉尼亚医院治疗的，而且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不会有任何关联。但我不在乎。 　　我从未在塞西尔生前遇见她，也没和她讲过话。 　　我只是假设她会有黑人口音。 　　“欧康纳太太，你是黑人吗？” 　　“我当然是黑人。”听得出来她很不高兴。 　　“你姐姐说话跟你像不像？” 　　“跟我像不像？”她的声音提高了不少。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怪——” 　　“你的意思是她是否跟我一样说起话来像白人？”她开始发怒，“不错，她是！难道教育不就是这一套？所以黑人可以说话像白人？” 　　“请你不要误会，”我真诚地说，“我绝对无意要冒犯你，但这点很重要……” 　　我对着电话向空气道歉。 　　露西知道第五桩勒杀案，也知道所有那些被杀的女子。她也知道我在卧室里放了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晚饭后她已问过我两遍。 　　“露西，”我冲了一下盘子，将它们放进洗碗机，“别去想那把枪。要不是我独自一人住，我才不会去买枪。” 　　我一直想把枪藏在她找不着的地方。但自从发生调制解调器那场风波后，我发誓一定要对她坦白。几天前，我已经把调制解凋器跟电脑接通了。只要露西还住在这里，那把枪就依旧放在我衣柜上层的鞋盒里，但枪里并没有子弹。最近我每天早上把子弹退膛，晚上再装回去。至于弹匣，我放在一个她永远不会想到去找的地方。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有枪，露西。你应该也明白枪支有多危险……” 　　“枪可以杀人。” 　　“对，”我们边说边走进客厅，“没错。” 　　“你有枪，所以你可以杀人。” 　　“我不想杀人的事。”我严肃地告诉她。 　　“嗯，就是这样。”她坚持道，“这是你买枪的理由，因为有坏人。”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露西撸高她粉红运动衫的袖子，抱怨道：“这里好热，姨妈。为什么这里老这么热？” 　　“要我把空调调冷一点吗？”我漫不经心地翻过电视的节目表。 　　“不要。我讨厌冷气。” 　　我点起烟，她又抱怨我抽烟。 　　“你的书房好热，又有一股好臭的烟味。我打开窗，还是一样臭。妈妈说你不该抽烟，你是医生还抽烟，妈妈说你知道不该抽的。” 　　多萝茜昨天很晚的时候打来电话。她和她的插画家丈夫在加州，我不记得到底在哪里。我已经尽力对她礼貌了，原本我还想提醒她：“你有个女儿，亲骨肉露西，记得吗？你还记得她吗？”但我没有说出口，而且很保留，几乎达到宽宏大量的地步，其实主要是为了露西，她就坐在桌旁，紧紧抿着嘴唇。 　　露西和她母亲大概讲了十分钟，就再也无话可说。之后她将全副精神放在我身上，挑剔我，顶嘴，指使我往东往西。柏莎说她今天一天都是如此，晚上柏莎要走时索性叫她“麻烦鬼”。柏莎告诉我，露西几乎没有踏出我的书房。从我一离开，她就坐在电脑前，直到我回家为止。柏莎最终放弃要她到厨房吃饭的想法，她得以在我桌旁进餐。 　　电视上的闹剧好像越发荒谬，我与露西也在客厅上演我们的闹剧。 　　“安迪说如果你有枪但不会用，比没有枪还要危险。”她大声宣布。 　　“安迪？”我心不在焉地问。 　　“罗夫之前的那一个。他常去垃圾场打瓶子，他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射中。我打赌你射不中。”她好像在控告我般的审视我。 　　“你说对了。我的枪法说不定没有安迪好。” 　　“我就知道。” 　　我没有告诉她，事实上我对枪支颇有心得。买那只不锈钢卢格点三八之前，我去过办公楼地下室的室内射击场，在枪械检验室专家的专业指点之下，试用过各型手枪，而且我常常练习，成绩还很不错。如果形势需要，我不认为自己会迟疑着不能开枪，但我不打算同我的外甥女讨论。 　　我平静地问她：“露西，你为什么要挑我的毛病？” 　　“因为你是个大笨瓜！”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一个老笨瓜。如果你去试，只会害死自己，他才不会被你抓到。然后你也死了，他会杀死你，就像电视上演的一样。” 　　“如果我去试？”我不解地问，“如果我去试什么？露西？” 　　“如果你想先杀他。”她愤怒地抹掉泪水，小小的胸脯剧烈起伏。我瞪着电视上的家庭闹剧，却视而不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冲动地想逃回办公室，关起门来忘情于工作，但我慢慢靠过去，把她拉过来。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我不知道她在家时与谁说话。我无法想象她和我妹妹能够深谈任何事。很多写书评的人赞誉多萝茜及其儿童书籍“别有创见”、“深刻动人”、“情感洋溢”。多么讽刺！多萝茜把心力都投注在不存在的小孩身上。她爱护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各种细节上。她考虑他们会怎样梳头，穿什么衣服，思索他们的问题和成长的关键。露西则在一旁渴求她母亲的关爱。 　　我回忆以前在迈阿密时与露西共处的时光，我、她、我母亲和多萝茜共度的假期，也想到露西上次的来访。我从不记得她提到任何朋友的名字。我想她没有朋友。她会谈她的老师、她母亲那群乱糟糟的男朋友、对街的斯普纳太太、清理院子的詹克和来来去去的女佣。露西是一个个子小小、戴副大眼镜、无所不知的小天才，比她大的小孩忌妒、厌恶她，与她同龄的小孩又不能了解她。她处处不调和。我想我和她一般年纪的时候，就和她一模一样。 　　我们逐渐被平和与温暖所笼罩。我对着她的头发说：“前几天有个人问我一个问题。” 　　“关于什么？” 　　“关于信任。有人问我全世界我最信任谁。你知道是谁吗？” 　　她往后靠，抬头看我。 　　“我想那个人是你。” 　　“真的吗？”她难以置信地说，“最信任我？” 　　我点点头，平静地继续：“是。现在，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件事。” 　　她坐直看着我，眼睛明亮警醒，非常开心。“噢，当然，你快说。我会帮你的，姨妈！” 　　“我必须弄清楚侵入我城里电脑的人是如何办到的——” 　　“不是我，”她脱口而出，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我已经告诉你不是我。” 　　“我相信你。有别人做了，露西。说不定你能帮我找出来？” 　　我不认为她可以，但我要给她一个机会。 　　她精神一振，又兴奋起来，很有信心地说：“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做。” 　　“简单？”我忍不住微笑。 　　“因为系统管理权。” 　　我掩饰不住惊讶。“你怎么知道系统管理权？” 　　“都在书里，它是上帝。” 　　像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不由得想到露西高得惊人的智商。她第一次做完智商测验后，辅导员坚持要她再做一遍，因为分数太高，一定出了错。的确有错。第二次的结果比第一次还要高十分。 　　“就是从那里打开结构化查询语言(SQL)的，”她叽里咕噜地说下去，“你看，除非你有系统管理权，否则不可能获得存取权。所以你要有系统管理权，上帝。你和上帝一起获得存取权，之后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我静静思索。比如说分派我办公室的用户名与密码。这是个大发现，但又如此简单，我从没想到过。我想玛格丽特也是。 　　“你只需要进入就可以了，”露西径直继续，“如果他知道上帝，他就可以获得存取权，把存取权做成数据库管理员，然后他就可以进入你的数据库。” 　　在我的办公室，数据库管理员被称为“深喉”。玛格丽特偶尔还是有幽默感的。 　　“你用系统管理权进入结构化查询语言，然后你打入：连接存取权，来源，数据管理员，凯。” 　　“说不定就是这样发生的，”我边想边说，“如果有人可以用数据管理员，他就不但能看数据，还可以改数据。” 　　“当然，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上帝告诉他他可以。数据管理员是耶稣基督。” 　　她的神学比喻如此荒谬，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就是这样进入结构化查询语言的。”她认了罪，“你没有告诉我任何密码，但我想进入结构化查询语言去试一些书上的指令。我给你的数据管理员一个我编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我就进去了。” 　　“等一等，”我要她慢慢说，“你说你指定了一个密码给我数据管理员的用户名。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我的用户名？我又没有告诉你。” 　　她解释给我听。“它在你存取权的档案里，在你的目录中，你有一个档案叫Grant.SQL，你在里面替所有图表数据编了代号。” 　　事实上，不是我做的。去年玛格丽特做好后，我带了很多备份磁盘回家，输入家里的电脑。在办公室的电脑里会不会也有这么个存取权档案？ 　　我牵着露西的手，我们从沙发上站起。她热切地随我走进书房。我让她坐在电脑前，自己拉出把矮椅。 　　我们打进玛格丽特城里办公室的号码。在电脑运作时，我们注视着屏幕下端的倒数。顷刻之间电脑接通了，几个指令之后，深色的屏幕上可以看到一个绿色的字母C在闪动。突然间我的电脑像面透镜，另一面是十英里之外我办公室的秘密。 　　我微微感到不安，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电话装了追踪设备。我必须记得告诉韦斯利，免得他浪费时间去找谁是侵入者。这次入侵的人就是我。 　　“用寻找的指令，”我说，“去找任何可能叫存取权的档案。” 　　露西做了，但电脑显示没有找到。我们再试了一次。我们试着找“同义字”，还是没找到。然后她想到去找任何档案扩展名叫SQL的。因为通常当一个档案里有用到SQL的指令时，它的扩展名就会是SQL。而用SQL便可替办公室的数据图表造出公共的同义字。屏幕上出现了很多名字，其中一个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叫“Public.SQL”。 　　露西打开那个档案，我们检查里面的内容。我感到既兴奋又不悦。里面包括玛格丽特很久以前替办公室数据库的图表做公共同义字时所写的指令。我不是电脑程序员，我听过公共同义字，但不确定到底是什么。 　　露西在翻阅程序手册。她找到关于公共同义字的章节，充满自信地要帮忙。“你看，很好玩的。当你做图表时，你必须先有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她抬头看我，厚厚的镜片后双眼发亮。 　　“不错，”我说，“有道理。” 　　“如果你的用户名是‘姨妈’，密码是‘凯’，然后你造出一个图表叫‘游戏’，那么电脑给它的名字其实是‘姨妈·游戏’。图表的名字跟在用户名的后面。如果懒得每次都打入‘姨妈·游戏’，你可以造出一个公共同义字。你打入指令，给图表另一个名字，简称为‘游戏’。” 　　我瞪着在屏幕上的一长串指令，上面有个单子列出所有在法医办公室电脑里制作出的图表，并显现出每个图表在哪个用户名之下被做出来。 　　我不明白。“就算有人看了这个档案，露西，他还是不知道密码。只有数据库管理员的用户名列了出来，如果你没有密码，就不能进入我们被害人案子的图表。” 　　“你要和我打赌吗？”她把手指放在键盘上，“如果你知道数据库管理员的用户名，就可以更改密码，做出任何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就进去了。电脑才不在乎呢。它让你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更改密码，并不会因此影响程序。很多人为了安全理由常常更改密码。” 　　“所以你可以用用户名如‘深’，给它一个新密码，然后进入我们的数据库？” 　　她点点头。 　　“你做给我看。” 　　她不确定地看我。“你告诉我永远不要进入你办公室的数据库。” 　　“这次是例外。” 　　“如果我给‘深’一个新密码，姨妈，旧的就没有了。你再用旧密码的话，就进不去。” 　　我忽然想起来，当我们刚发现有人想偷看洛丽的案子时，玛格丽特提到数据库管理员的密码出了问题，害她要重新取得数据库管理员的存取权。 　　“因为我做的新密码取代了旧密码，所以旧的就不再管用了。”露西心虚地瞄我一眼，“但我会修好它。” 　　“修？”我心不在焉地问。 　　“你这里的电脑，旧的密码不能再用了，因为刚刚我改了密码才能进结构化查询语言。但我会修好它。我保证。” 　　“等一下，”我飞快地说，“待会儿再修。我要你做给我看怎样可以侵入。” 　　我试着理清思路。看来应该是可能的。这个侵入法医办公室电脑数据库的人对这系统有相当的认识，知道可以在Public.SQL里找到用户名，之后在这名称下造了新密码。但他没注意到这样做之后旧密码会失效，使我们不能再使用，当然我们会注意到并起疑。他也没想到，他的指令会因为电脑设在回显而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如此看来，电脑被侵入应该只发生了一次。 　　如果他曾经侵入，就算没有回显，我们也会知道。因为玛格丽特会发现密码“喉咙”不再管用了。但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侵入，专门去找洛丽·彼得森的档案？ 　　露西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动。 　　“你看，”她在说，“假装我是坏人想进来，我会像这样做。” 　　她先输入指令，取得系统管理权，进入结构化查询语言，然后以“深”为用户名，打了“接通／资源／数据库管理员”的指令，以及一个她造的新密码“混乱”。存取权有了。这是一个新的数据库管理员，她可以用这个进入所有办公室图表。这个新的数据管理员权限大得可以让她做任何想做的事。 　　当然也包括篡改数据，例如改变布兰达·史代普的记录，将“黄褐色布带”列在“衣物、个人用品等”这一项之下。 　　是他做的吗？他知道他那些案子的细节。他也看报，对每个提到他的字都不放过。别人还没有发现，他就已注意到新闻报道不正确的部分。他想显示他有多聪明，所以故意改变我办公室的数据来挑衅？ 　　侵入发生的时间是在艾比报道了布兰达·史代普死亡案件的两个月后。 　　但数据库只被侵入过一次，而且最近刚发生。 　　艾比报道的细节不可能得自法医办公室的电脑。难道电脑的数据得自新闻？说不定他小心地读遍在电脑里的勒杀案数据，找寻与艾比的报道不一致的地方。也许当他看到布兰达·史代普的档案时，发现了不一致的地方。他输入“黄褐色的布带”取代了原有的“肉色丝袜”。或者他可能在离机前，才突然想到去找洛丽·彼得森的档案，只是好奇，不见得有别的原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玛格丽特会在屏幕上发现那些指令。 　　我是不是惊恐得丧失了理智？ 　　这件事与贴错标签的采证袋有关系吗？那个硬纸档案上有发光的残余物，万一它不是从我的手上来的呢？ 　　“露西，”我问，“有没有办法知道，我办公室电脑的数据是不是被别人改过？” 　　她想也不想便回答：“你的资料有备份，对不对？有吗？” 　　“不错。” 　　“那么你可以把旧数据找出来，比较两者有没有不同。” 　　“问题是，”我在思索，“就算发现有人作了修改，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我的办事员加上去的。从案子进入数据库后，一个星期、一个月后都不断有新数据进来，所以它还在不断改变。” 　　“我想你只好问他们了，姨妈，问他们有没有改过。如果他们说没有，而且存底的旧数据与现在在电脑里的不同，那么可不可以看出来？” 　　我承认可能可以。 　　她把密码又改了回来。我们把屏幕上的指令一扫而光，让明早在法医办公室的电脑上也能同样光洁，然后关机。 　　几乎十一点了。我打电话到玛格丽特家，问她数据备份的事，以及她是否有电脑被侵入前的备份数据。她好像微有醉意。 　　不出所料，没有这么好的事。“不，斯卡佩塔医生，办公室并没有保存那么久之前的数据。每天晚上我们备份一次，以前的就会被取代。” 　　“该死。我一定要找出一份在过去几个星期都没有被更新过的数据库。” 　　一阵沉默后，她低语道：“等一下，可能有一个档案有。” 　　“有什么？” 　　“我不确定……”她迟疑着说，“我想有过去六个月的资料。人口动态统计要我们的数据。几个星期前我曾输入各区的数据，并把所有档案放在一起。后来我把这些数据经由电话线传到他们的主机——” 　　“多久？”我插进去，“几个星期前做的？” 　　“这个月的第一天……我想在六月一号左右。” 　　我的神经开始发烧。我必须知道。如果我能证明新闻报道在先，数据被更改在后，至少别人就不能怪我的办公室走漏了消息。 　　“我现在就要那份文件，而且要打印出来。”我告诉她。 　　她停了许久没说话，回答时听起来在犹豫。“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做。”她又停了一下，“但明天一早，我可以给你我手上的所有数据。” 　　我瞄了手表一眼，接着拨了艾比的传呼。 　　五分钟后她打过来。 　　“艾比，我知道你不能说你的消息来源，但有些事我一定得知道。” 　　她没有回答。 　　“在你对布兰达·史代普的报道里，你说她被一条黄褐色布带勒死。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我不能——” 　　“拜托你。这点非常重要，我一定要知道。” 　　她停了许久后终于说道：“我不能说名字，是医护队的人，在现场的一个家伙。我认得很多医护队的人……” 　　“所以消息绝不是从我办公室里漏出去的？” 　　“绝对不是，”她强调，“你在担心马里诺警官提到的有人侵入电脑……我发誓，我写的东西绝不是从你那里来的。” 　　我脱口而出：“不沦是谁侵入的，艾比，他可能在档案的图表里故意打入黄褐色布带，使整件事看起来像是你从我办公室拿到消息，换句话说，是我的办公室走漏了消息。这个细节是错的。我不相信原来的电脑数据是这个样子。我想不论是谁侵入，他是从你的报道里看到了那个细节。” 　　“上帝！”这是她唯一说出口的话。 　　第十五章 　　马里诺狠狠将早报挪在会议桌上，轰隆一声巨响，纸张四散，内页飞了出来。 　　“见鬼！这是什么？”他的脸气得通红，另外他也很需要刮胡子，“上帝！” 　　韦斯利平静地踢开一把椅子，请他坐下。 　　那则新闻是星期四的头条，在上半页用醒目的大标题写着： 　　DNA，最新证据 　　勒杀案凶手 　　可能有遗传性机能缺陷 　　没有艾比的名字。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个法庭记者。 　　还有篇短文提到如何用DNA作证，包括以DNA进行“指纹指证”的全过程插图。我在想那个凶手会如何反应，他大概会愤怒地看上一遍又—遍。我猜不论他在哪里做事，今天他可能需要告病在家。 　　“我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码事？”马里诺对我怒目而视，“我交给你那件套头连身装，我尽了我的责任。结果接下来，我就从报上看到这等狗屁字眼！什么缺陷？DNA的报告刚进来，哪个屁眼立刻就漏了，还是怎么？” 　　我没开口。 　　韦斯利平静地回答：“这次无所谓，彼得。我们不在乎报上写什么，把它当成件好事。我们现在知道凶手有股奇特的体味，或至少他像有。他以为凯的办公室抓到了他的小辫子，说不定他会做出愚蠢的事。”他看看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摇摇头。目前没有任何人试图侵入法医办公室的电脑。如果这两人二十分钟前来到会议室，他们会发现我正埋在纸张里。 　　难怪昨晚当我要玛格丽特印出那些文件时，她显得很犹豫。这包括到五月为止全州三千个案子。那一叠叠绿条报表纸足有整株大楼那么长。 　　更糟的是数据经过压缩之后根本不能读，要读它就像在一碗字母形状的通心粉汤里找完整的句子。 　　我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布兰达·史代普的档案号码。当我发现在“衣物、个人用品等”下记的是“颈上缠有肉色丝袜”时，不知道该算是高兴还是惊吓，也可能两种情绪都有。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所谓的黄褐色布带。我的办事员里没有人记得在案子输入后，他们曾进行过更正，或加入新的数据。有人改过记录，一个不是我办公室的人。 　　“那些心智有缺陷的玩意儿是哪棵葱？”马里诺粗鲁地把报纸向我推来，“你从DNA的巫术阵里发现了什么，让你以为他脑子里缺根筋？” 　　“不，”我如实回答，“我想这篇报道要说的，是由于某种新陈代谢机能失调，可能引发某些病症。但我没有证据指出那些问题一定会发生。” 　　“哼，我绝对不会以为他脑子有问题。上帝！这种屁话又来了：这个畜生是个蠢蛋，低等生物，可能给人洗车，要不然就在打扫阴沟……” 　　韦斯利开始表现不耐烦。“别再说了，彼得。” 　　“是我在负责侦查，但我得看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有更大的问题，好了吧？”韦斯利回嘴道。 　　“嗬，是什么？” 　　于是我们说了。我们告诉他，我与塞西尔的妹妹通话后的发现。 　　他安静地听，眼睛里的怒意逐渐消退，一脸疑惑。 　　我们的结论是那五个女人绝对有一样相同之处——她们的声音。 　　我提醒他马特·彼得森说的话。“我记得他说到他第一次在派对遇见洛丽时，曾提及她的声音。他说她有那种引人注意的声音，非常好听的女低音。我们想到这五个案子相同之处在声音。说不定凶手没有看到她们，而是听到她们的声音。”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韦斯利补充道，“一想到那种跟踪潜伏的人，我们就假定那精神病人曾见过被害人，可能在购物中心或慢跑时，也可能他从住宅窗外偷看。通常即便电话是因素之一，也都发生在最初的接触之后。他先看到她，之后说不定打电话给她，光听她的声音或许就足以让他想入非非。但我们现在所想到的则更可怕，彼得。凶手的职业可能容许他打电话给不认识的女人。他手上有众多电话号码和住址，他打电话给她们。如果她的声音引发他的幻想，他就选上她。” 　　“你这样说好像可以缩小范围似的，”马里诺抱怨道，“现在我们要去查这些女人是不是列在电话簿上，接着我们要考虑凶手可能从事的职业。太太小姐们每个星期都会接到那种电话，卖扫把、灯泡、公寓的等等，再加上做市场调查的，那种问上你五十个问题的家伙。他们想知道你已婚还是单身，赚多少钱，怎么穿裤子，刷牙后用不用牙线之类的。”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了。”韦斯利喃喃道。 　　马里诺的连珠炮仍在继续。“所以有人迷上了奸杀。他还可以每小时领八块钱，坐在家里翻遍电话簿。万一有女人告诉他，她单身，一年赚两万，一个星期后，”他转向我，“她就躺在你这里。好，现在你们告诉我，凭哪一点可以找到他？” 　　我们不知道。 　　声音这个因素并没有缩小排查范围，在这一点上马里诺是对的。事实上，这只让我们的调查更为困难。我们或许可以查出被害人在某天曾遇见哪些人，但很难确定她曾与哪些人通过电话。就算被害人没被杀死，也不见得想得出来。那些打电话来推销、作市场调查，甚至是打错电话的人鲜少会报上名来。我们每天每夜都会接到许多电话，但没人注意，也不会记得。 　　我说：“他杀人的模式让我怀疑他在外工作，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整个星期压力不断积压。星期五晚上或午夜之后，他出去动手杀人。如果他一天要用二十次硼砂肥皂，不太可能是在自家浴室洗的手。据我所知，平常杂货店卖的洗手肥皂并不含硼砂。所以如果他用硼砂肥皂，一定是在工作场所。” 　　“我们确定是硼砂？”韦斯利问。 　　“检验室用色层分析法检验过，确认我们在尸体上发现的发亮残余物含有硼砂。这点确定无疑。” 　　韦斯利思索了片刻。“如果他在工作场所使用硼砂肥皂，然后下午五点回家，凌晨一点时应该不会剩下多少。他可能在晚上上班，使用男盥洗室的硼砂肥皂。午夜下班约凌晨一点时，直接去被害人家。” 　　我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可能。如果凶手晚上做事，白天就有很多机会在别人都去工作时，到他下一个被害人居住的小区勘查地彤。他也可以在稍晚下班时再去，说不定在午夜。那时被害人及其邻居不是不在家，就是在睡觉。没有人会看到他。 　　哪些在夜间工作的职业会用到电话？ 　　我们思考了一会儿。 　　“多数电话推销员会在晚饭时打电话来，”韦斯利说，“通常九点过后便不会再打。” 　　我们都同意。 　　“送比萨的，”马里诺建议，“他们任何时候都送。也可能是凶手接的电话。你打过去，接电话的人首先就会问你的号码。如果以前你打过，你的地址将立刻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半个钟头后那畜生拿着热比萨在你门前出现，可能一眼就发现那个女人独居。他喜欢她的声音，也有她的地址。” 　　“去查查。”韦斯利说，“派几个家伙去各处有外送比萨的地方看看。”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去看有没有哪个卖比萨的地方是这五个女人都曾经光顾过的。应该都在电脑里，很容易找。” 　　马里诺走开了一会儿，带了本电话簿回来。他找到比萨店的部分，开始记下名字和地址。 　　我们想出越来越多可能的职业。医院和电话公司的接线生整晚都在接听电话，找你捐钱的人就是晚上十点了也会拨电话来打断你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而且总会有人拿着电话簿随手乱拨——比如联邦储备银行的警卫坐在空无一人的门廊时，或加油站的工人在深夜顾客很少时，都可能因穷极无聊而打电话消磨时间。 　　我的心思越来越紊乱，无法有条理地思考。 　　我觉得不对劲。心底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你把它搞得太复杂了，离你真正知道的事越来越远。 　　我看着马里诺多肉潮湿的脸和转来转去的眼睛。他很疲劳，压力又大，仍旧满腔陈年怒火。他为什么这样易怒？他那套关于凶手的想法是什么意思？说凶手憎厌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太傲慢？ 　　每次我找他，他总是“在街上”。他去过所有勒杀案的现场。 　　洛丽·彼得森的案子发生时，他完全清醒。那天晚上他睡过觉吗？他立刻把谋杀推在马特·彼得森头上是不是有点奇怪？ 　　我告诉自己，马里诺不符合我们对凶手的分析。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车上，并不靠打电话维生，所以我看不出他与那五个女人会有什么联系。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那股奇怪的体味，而且如果在大垃圾桶发现的套头连身装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带到检验室来？ 　　除非，他是想把整个侦查系统闹翻天，他熟悉一切，足以让我们跟自己作对。他是专家，负责侦查，他的经验可以让他成为救世主或者撒旦。 　　或许我一直害怕凶手是个警察。 　　马里诺不符合。但凶手可能在这里工作了数月之久，他在城里多处制服店买深蓝色连身装，在警察专用男盥洗室用硼砂肥皂洗手，并且对法庭与侦查程序知之甚详，足以欺瞒他的弟兄们与我。他可能是一个堕落的警察，或者原来就有问题。警察这个职业一向就对心理不正常的人有很大吸引力。 　　我们查过到达谋杀现场的医护人员，但没有查过那些在尸体被人发现后赶到的警察。 　　说不定有个警察执勤时或下班后喜欢翻电话簿。他与被害人最先的接触或许是听到她们的声音，这声音激发他下手谋杀。事后他还得在街上逛逛，以便在尸体被人发现时，他可以马上到达现场。 　　“我们最好去找马特·彼得森。”韦斯利在对马里诺说话，“他还在城里吗？” 　　“嗯，我想是的。” 　　“我想你最好去问他，他太太有没有提起过有人打电话来推销、做民意调查，或有人说她赢了大奖之类，任何与电话有关的事。” 　　马里诺把椅子往后推。 　　我很保留地没将心里想的话立刻说出，转而问他：“尸体发现后，警察接到报告的电话录音或书面记录会不会很难拿到？我想知道凶案消息传来的确切时间和警察到达的时间，特别是洛丽·彼得森的案子。假设凶手在晚上上班，死亡时间可能对我们决定凶手何时下班非常重要。” 　　“没问题，”马里诺不经心地回答，“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等我们找过彼得森，就去无线电通讯室。” 　　马特·彼得森不在家。马里诺在他公寓的门环后面留了名片。 　　“我想他不会回我电话。”他开车上路时嘟哝道。 　　“为什么？” 　　“我上次去的时候，他没有请我进去，站在门口像堵墙似的。他已经算很帮忙了，闻过那件连身装后才叫我滚蛋。他把门摔在我脸上，要我以后直接联系他的律师。彼得森说测谎结果证实他无罪，而我一直在骚扰他。” 　　“你可能的确在骚扰他。”我实话实说。 　　他看我一眼，几乎微笑了。 　　我们离开西部，转向城中心。 　　“你说什么离子测试测出硼砂，”他换了话题，“这么说并不是化妆的油彩？” 　　“油彩里没有硼砂，里面有种俗称‘太阳红’的色素会对激光起反应，但并没有硼砂。很可能彼得森碰他太太时，他手上有点这种‘太阳红’，所以才留下那种印子。” 　　“刀上那种发光的残余物呢？” 　　“留下的痕迹太小，没有办法测量。但我不认为会是‘太阳红’。” 　　“为什么？” 　　“太阳红不是粒状粉末，而是一种油膏——记不记得你曾经把一个装了深粉红色油膏的大白罐子带回检验室？” 　　他点点头。 　　“那就是‘太阳红’。不论使它在激光下发亮的成分是什么，它都不会像硼砂肥皂那样搞得到处都是。那种以油膏为底的化妆品通常会造成一块高密度的发亮残余物，这是用了化妆品的人将手指紧紧碰触物体表面后形成的。” 　　“像在洛丽的锁骨上。” 　　“不错。也在彼得森的指纹卡上，指尖压到纸上的部分，其他地方都没有起任何亮光，只有指端的墨印上有。那把求生刀刀柄上的亮光形成的模式就不一样，它们到处都是，与在那些女人身上到处都有的亮光很相似。” 　　“你是说如果彼得森手上有这种‘太阳红’，然后再拿刀，刀上应该有一块块的亮光，而不是东一点西一点的碎光。”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嗯，那你在尸体和绳索上发现的亮光又是由什么成分造成？” 　　“洛丽手腕上的量相当集中，足够测验，结果就是硼砂。” 　　他戴上了太阳镜，把脸转向我。“这么说，是两种不同的发亮物质？” 　　“对了。” 　　“嗯。” 　　和里士满大多数公共建筑一样，警察总部灰蒙蒙的，简直与水泥人行道毫无二致。那种丑恶的平淡还点缀着飘扬在蓝天下的鲜明国旗与州旗。马里诺从大楼后面开进去，停在一排没有标志的警车之中。 　　我们进入走廊，走过玻璃包围的询问台。穿着深蓝制服的警察对马里诺微笑致意，对我则招呼一声“大夫”。我瞟了一眼身上的西装，幸好我记得脱了检验室的罩袍。我一天到晚穿习惯了，有时根本忘记脱下来。偶尔我不小心穿着它出了办公大楼，就觉得像穿了睡衣出门一般。 　　我们经过公告栏，上面贴满了对儿童性骚扰的罪犯、金光党和其他各种恶棍的画像，还有里士满十大通缉要犯的照片。有些像中人居然还在微笑。他们上了这个城市的名人榜。 　　我跟着马里诺走下一段昏暗的楼梯，脚步踏在金属阶梯上，发出空洞的声响。我们在一扇门前停下。他透过一扇小玻璃窗向内看，对里面的人打了个手势。 　　门自动开启。 　　这是无线电通讯室，一个挤满桌子、塞满电话和电脑的地窟。玻璃墙外另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整屋调度员，对他们来说，整个城市就像他们的电动玩具。九一一接线生好奇地看着我们，有些人在忙着接电话，有些人则在聊天抽烟，原本戴在头上的耳机摘下来挂在脖子上。 　　马里诺带我走到一个角落，那里的架子上挤满了一个个装了大卷录音带的盒子，每个盒子按日期标明。他伸手从那一排排录音带里逐一抽出五卷，每卷包括一周的记录。 　　他把录音带放在我的胳膊上，慢吞吞地说：“圣诞快乐。” 　　“什么？”我看着他，好像他疯了。 　　“嘿。”他拿出香烟。“我呢，我要去比萨店了。那里也有录音机。”他一屈指，指向玻璃后调度员的房间，“你可以在那里听，也可以带回你的办公室。如果是我，我会把它们带出这个动物园，但别说是我告诉你的。照规矩你不可以带出去。等你听完，请直接交给我。” 　　我开始头痛。 　　接着他带我去一个小房间，里面的激光打印机正在源源不断地吐出报表纸。拖在地上的纸已经有两英尺长了。 　　“我们离开你办公室前，我找了几个家伙来。”他简单地解释，“让他们打印出过去两个月所有在电脑里的数据。” 　　上帝！ 　　“地址和所有数据都在上面。”他平板的棕色眼睛看我一眼，“你必须看打印出来的数据，才能知道当电话打进来时，屏幕上出现了什么。如果没有地址，你无法知道拨这些电话的是谁，以及为了什么。” 　　“难道我们不能只打印出需要的数据？”我忍不住恼火地问。 　　“你对主机熟不熟？” 　　当然不熟。 　　他四处看看。“这里没人会搞主机。楼上有个专门弄电脑的，不过现在他正在海滩逍遥。我们不能去找其他专家，除非整个系统都崩溃了。如果叫人来修，一小时要被敲掉七十块。就算警方愿意跟你合作，那些家伙也不知要多久才会办好手续。如果你走运，那个电脑专家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会到，甚至可能是星期一，下星期某天。所以，大夫，你看，你已经够走运了，我居然找得到人会按打印键。” 　　我们站在房间里足足有半小时。打印机终于停了，马里诺将纸一把撕下。地上那一堆足有三英尺高，他找了一个报表纸的盒子放进去。当他拿起来时闷哼了一声。 　　我跟着他走出无线电通讯室。他转过头跟一个长得不错的黑人通讯员说：“如果你看到柯克，替我捎句话。” 　　“没问题。”对方打个哈欠，回答。 　　“告诉他不准再开那种十八轮大卡车，他不是在演电视剧。” 　　那个通讯员笑了，笑声听起来就像艾迪·墨菲。 　　接下来的一天半我连衣服都没换，穿着尼龙运动衣、戴着耳机躲在家中。 　　柏莎简直就是天使下凡，她带露西出去玩了一整天。 　　我不进城里的办公室，因为那里不断有人来打搅，而我正在同时间赛跑，希望在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的那几个小时前能有所发现。我坚信他一定会再次下手。 　　我与罗丝联系了两次。她说从我和马里诺离开后，埃伯格已经找了我四次。局长命令我立刻去见他，向他解释昨天早报的头条新闻是怎么回事。用他的话说，这次新闻的走漏“最新、最惊人”。他要DNA报告和备有“最新证据”的报告立刻送过去。他气愤不已，居然亲自打电话来威胁罗丝，但罗丝也不是好惹的。 　　“你跟他说什么？”我诧异地问她。 　　“我告诉他，我已在你的桌上留了言。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立刻为他接通你，就要炒我鱿鱼，我告诉他没问题，我从来没有告过任何人……” 　　“你不是说真的吧？” 　　“绝不是开玩笑。如果这个讨厌鬼另外还有个脑袋的话，它会嘎嘎响。” 　　我的电话留言机已经打开。如果埃伯格打电话到我家，只能和我的机器耳朵打交道。 　　这些录音带就像重重噩梦。每卷带子有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当然带子并没有那样长的时数，每小时通常只有三或四个为时两分钟的电话，时间长短视九一一的忙碌程度而定。我的问题是要找出凶杀案发生后报案的确切时间。如果不耐心听，就可能错过一段，必须再回头。如此—来顺序大乱，反而更糟。而且这些电话实在让人沮丧。有些心理失常的人打电话来报告他们的身体被外星人占领，有些人醉得昏天黑地，还有些人的配偶因心脏病或中风刚刚倒地。有很多车祸，有人要自杀，有人偷东西，吠声扰人的狗，喧哗的唱机，还有人误把爆竹声、车胎爆裂声当成枪声而报案。 　　我听一段，跳一段。到现在为止，我找到了三通电话。布兰达、汉娜，现在是洛丽。我倒回带子，找到就在她遇害前打的那通被掐断的九一一电话。打进的时间是六月七号星期六凌晨零点四十九分整，在录音带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只是接线生清脆的声音“九一一”。 　　我折起一页又一页的长串报表纸，直到发现该次通话记录。洛丽的地址出现在九一一的屏幕上，她的家列在洛丽·彼得森名下。接线生将她列为第四优先，然后交给在玻璃墙后的调度员。三十九分钟后，二一一号巡警接到电话，六分钟后开车到她家，之后又赶去处理一桩家庭纠纷。 　　一点五十七分，彼得森家的地址再次出现，此时与那通中断的九一一电话整整隔了六十八分钟。马特·彼得森发现他太太的尸体。我联想到要是他那晚没有彩排，要是他早一点到家，早上一小时、一个半小时…… 　　录音带发出咔嗒一声。 　　“九一一。” 　　急促的喘气声。“我太太！”惊慌声。“有人杀了我太太！请快来！”大叫声。“噢，上帝啊！有人杀了她！快，快点来！” 　　他歇斯底里的声音让我不能动弹。彼得森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当接线生问他屏幕上的地址对不对时，他也记不起他家的地址。 　　我停下录音带，迅速计算了一下。第一次去的警察用灯照过他们家的前面，觉得没问题，二十九分钟后彼得森回到家。被打断的九一一电话在零点四十九分。警察终于到来是在一点三十四分。 　　中间有四十五分钟。凶手折磨洛丽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 　　一点三十四分，凶手已经离开，卧室的灯已灭。如果他还在，灯一定开着。我很确定这一点。我不认为他在黑暗中可以找到电线，并且绑那种复杂的套索。 　　他是个虐待狂。他故意让被害人看到他的脸，特别当他戴了面具时。他要被害人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迫使她陷于不可言喻的恐惧中……看他环顾四处，割断电线，开始捆绑她…… 　　杀人后，他平静地关灯，从浴室的窗户爬出，可能就在巡逻车开过前不久。半小时不到，彼得森走了进来，那股像垃圾般的体臭还在空气中浮荡。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同一辆警车去过这三个案子的现场。失望之下，我简直没力气再继续进行。 　　我听到前门打开的声音，就此停工休息。柏莎和露西回来了。她们一五一十地向我报告，我打起精神微笑倾听。露西疲倦极了。 　　“我的肚子痛死了。”她可怜巴巴地呻吟。 　　“当然了，”柏莎说，“我告诉你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棉花糖、玉米皮热狗……”她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给露西喝了鸡汤，送她上床。 　　我回到书房，不情愿地再次戴上耳机。 　　我好像抽离了世界，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九一一”，“九一一”。这声音一遍又一遍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刚过十点，我已累得头脑迟钝。我呆呆地回转录音带，想找出佩蒂·刘易斯的尸体被人发现时打进来的电话。我一边听，—边将眼睛转向放在膝盖上的电脑报表纸，但眼神空洞，视若无睹。 　　塞西尔·泰勒的地址出现在—张报表纸的中间，上面记着五月十二号，晚上九点二十三分。 　　不对！直到五月三十一号她才被谋杀。她的地址不该出现在这张报表纸上，也不该在这卷录音带上。 　　我把录音带每隔几分钟便停上一停地倒带，足足找了二十分钟才找到。我把那段录音听了三遍，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九点二十三分，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九一一。” 　　停了一下，一个温柔、很有教养但很惊讶的女人声音应道：“噢，对不起。” 　　“请问有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的笑声。“我要找询问台。很抱歉。”又一声笑，“我想我把四摁成九了。” 　　“嗨，没问题。太好了。知道你没出事，就是最好的事。”愉悦的声音又加了一句，“祝你晚安。” 　　沉默。咔嗒一声，录音带又继续下去。 　　在报表纸上，那个被谋杀的黑人女子的地址简单地列在名字下面：塞西尔·泰勒。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喃喃道，胃立刻抽紧。 　　布兰达·史代普发生车祸时曾报过警。洛丽·彼得森的丈夫也曾说过，洛丽报过警。她以为有小偷，结果只是小猫爬进了垃圾箱。艾比·特恩布尔曾报过警，因为她发现有个坐在黑色车里的男人在跟踪她。而塞西尔·泰勒打错了，她不是要打电话报警，只是打错了号码。 　　她原该打四一一，但她打了九一一。 　　一个错误的号码。 　　五个女人中有四个打过九一一。所有电话都从她们家里打出，每个地址都立刻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如果地址列在女人名下，接线生通常知道她们是独居。 　　我跑进厨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跑进厨房，书房里明明也有电话。 　　我发疯似的戳出重案组的电话号码。 　　马里诺不在。 　　“我需要他家的电话号码。” 　　“很抱歉，我们不能给你。” 　　“该死！我是斯卡佩塔医生，首席法医！给我他的号码！” 　　对方吓了一跳。不论那个警察是谁，他开始连声道歉，并报出号码。 　　我立即拨号。 　　“谢天谢地！”听到马里诺的声音后，我兴奋地说。 　　“有这种事？”他听我一口气说完才开口，“当然，我去查，大夫。” 　　“难道你不认为你该马上赶到无线电通讯室去看那畜生在不在吗？”我扯着喉咙尖叫。 　　“那家伙说了什么？你认出了他的声音？” 　　“我当然认不出。” 　　“他到底对塞西尔·泰勒说了什么？” 　　“你自己听。”我奔回去倒带，拔掉耳机，调高音量。“你听出是谁了吗？”我再拿起电话。 　　马里诺没有回答。 　　“你听见没有？”我大声说。 　　“嗨，冷静点，大夫。今天大家都很累了。你收好录音带，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查。” 　　他挂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瞪着手上的听筒，直到电话里不再有铃声，一个机器的声音传出：“如果你要打电话，请挂上听筒再试一遍……” 　　我查了前门，确定防盗系统已开启后才上楼。我的卧室在走廊尽头，可以看到后面的树林。玻璃窗后，萤火虫在漆黑中闪烁，我神经紧张地拉下百叶窗。 　　柏莎有种不合理的念头。不管有没有人在屋内，她都认为该让阳光射进来。“杀菌呀，凯医生。”她会这样说。 　　“地毯和沙发都要退色了。”我会这样回答。 　　但她仍自行其是。我讨厌在天黑后上楼时发现百叶窗开着。我总是先关窗再开灯，即使外面有人想看也看不到我。但今天我忘了。我也懒得脱掉运动衣，就拿它当睡衣吧。 　　我站在衣橱间的小凳子上，抽出那个罗克玻特牌球鞋的鞋盒。我打开盒盖，拿出点三八，放在枕头下。 　　我担忧得像快要生病了。我怕我会在幽暗的凌晨被叫醒，然后忍不住对马里诺破口大骂：“你这个大笨蛋！我告诉过你了！” 　　那个不能动弹的大傻瓜现在在干什么？我关上灯，用被子遮住耳朵。他可能在喝啤酒、看电视。 　　我又坐起来打开灯。床边桌上的电话在压迫着我，我想不出可以打给谁。如果我打电话给韦斯利，他还是会去找马里诺。如果我打电话给重案组，不论是谁接的电话，就算他把我说的当回事，他还是要找马里诺。 　　马里诺。是他主管这个该死的案子。所有渠道殊途同归。 　　我再次关上灯，瞪着黑暗。 　　“九一一。” 　　“九一一。” 　　我辗转不能成眠。我挥不走那个声音。 　　当我悄悄下楼时，已经过了午夜。我找到了一瓶白兰地。自从几个小时前送露西睡觉后，她就没发出任何声响，应该是睡熟了。我希望我也能像她一样。我像喝止咳糖浆似的喝了两小杯，凄凄惨惨地回到卧室，关上了灯。我可以听到时间一分分地在钟上爬过。 　　咔嗒。 　　咔嗒。 　　我半睡半醒，翻来覆去。 　　“……他到底对塞西尔·泰勒说了什么？” 　　咔嗒。录音带继续下去。 　　“很抱歉。”不好意思的笑声。“我想我把四摁成九了。” 　　“嗨，没问题……祝你晚安。” 　　咔嗒。 　　“我把四摁成九了……” 　　“九一一。” 　　“嘿，他长得不错，他不需要对女人下药就可以把她们弄上床……” 　　“……因为他现在出城去了，露西，鲍尔斯先生去度假了。” 　　“噢。”眼睛里无限伤感。“他什么时候回来？” 　　“七月。” 　　“噢。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一起去，姨妈？他是不是去海滩？” 　　“……你老是隐瞒我们的关系。”他的脸在升起的热气与油烟下发光，他的头发在阳光下像金子似的。 　　“九一一。” 　　我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她在对我说话。 　　我和一个我看不见的陌生人坐在旅行车上，有只小鸟懒洋洋地在我头上打转。棕榈树从两旁飞掠而过，长颈白鹭像从佛罗里达州沼泽地里伸出的细瓷潜望镜。我们经过时，那些白脑袋也跟着转动，在看我们，在看我。 　　我翻过身，平躺着可能比较舒服。 　　我父亲坐在床上看着我，听我说白天在学校发生的事。他脸色灰白，眼睛眨也不眨，我听不到自己对他说的话。他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那样瞪着我。我心里充满恐惧。他的白脸瞪着我，空洞的眼睛瞪着我。 　　他死了。 　　“爸爸，爸爸……” 　　我的头埋在他脖子里，一股陈腐、病态的甜味冲进我的鼻子…… 　　我的脑子一片黑暗。 　　我像泡沫从深处上升，知觉逐渐回复。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那股气味。这是真的，还是我在做梦？ 　　那股腐烂的臭味！我在做梦吗？ 　　我脑子里警铃大作，我的心狂跳不已。 　　发臭的空气流过来，有人擦过床沿。 　　第十六章 　　我的右手与枕头下的那把点三八相距十二英寸，只有十二英寸。 　　这是我这辈子面临过最长的距离，永无止境、无法触及的长。我无法思考，只能感觉那个长度。我的心好像疯狂起来，像小鸟撞击鸟笼栏杆般的撞击肋骨。血在耳朵里奔腾，我浑身僵硬，所有肌肉紧绷，全身因恐惧而抖个不停。卧室里一片漆黑。 　　我慢慢地点头，像金属般的声音在震荡。他的手压在我的唇上，挤迫着我的牙齿。我点头，表示我不会尖叫。 　　抵在我喉咙的刀子大如弯刀。床往右倾，接着咔嗒一声，亮光让我睁不开眼睛。当我的眼睛适应灯光后，我看着他，喘不过气来。 　　我不能呼吸，不能动。刀片一样薄的利刃冰冷地抵住我的皮肤。 　　他的脸是空白的，五官被白色丝袜压平，眼睛从割出的两个洞里透出。冰冷的憎恨从眼里倾泻出来。他呼吸时，丝袜也随着起伏。那个可怖、不像人类的脸就靠在我脸旁。 　　“你一出声，我就把你的头砍掉！” 　　我脑中的思绪悉数涌出。露西。我的嘴开始变麻，能尝到血的成味。露西，不要醒来。从他的胳膊、他的手传来绷紧的张力。我就要面临死亡。 　　不。你不想这样做。你不需要这样做。 　　我是个人，就像你的母亲，你的姐妹。你不想要这样做。我像你一样是个人。我可以说出你想知道的事，像警察知道些什么，我又知道些什么。 　　不。我是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和你说话。你要让我和你说话。 　　脑中尽是不成句子的只言片语，无法说出口，没有用的，沉默已将我禁锢。请不要碰我。噢！上帝！上帝！不要碰我。 　　我一定要让他拿开手，让他和我说话。 　　我试着用意志力迫使身体柔软下来，放轻松。发生了一点效力。我稍稍放松一些，而他也发觉了。 　　他捂住我嘴巴的手略微松了点，我慢慢吞了口口水。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套头连身衣，衣领上都是汗水，腋下也有一大圈汗渍，抓着刀柄抵住我喉咙的手被半透明的外科手套所覆盖。我可以闻到橡胶的气味，还有他的。 　　我看到贝蒂检验室里的那件连身衣，当马里诺打开塑料袋时，我闻到那股腐烂的甜味…… 　　“是不是他记得的气味？”像重映的老电影在我的心中出现，马里诺指着我眨眨眼：“中奖了……” 　　连身衣平铺在检验室的桌上，大号或特大号，一块块沾血的部分已被割下…… 　　他呼吸沉重。 　　“请你——”我不能动，只能勉强开口。 　　“闭嘴！” 　　“我可以告诉你——” 　　“闭嘴！”他的手粗暴地捏紧。我的下巴就要像蛋壳般破碎。 　　他东张西望，检查我卧室的一丝一毫，最后目光落在窗帘垂下的系带上。我可以看到他在注视它们。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他打算怎么利用它们。然后那双眼睛又跳到我床头灯的电线。一个白色的物件从他口袋中飞出，他把那个塞进我嘴里，拿开了刀。 　　我的脖子硬得像着了火，脸已完全麻木。我试着用舌头把那块干布往外推，并小心不让他注意到。口水一滴滴流进喉咙。 　　整栋房子悄无声息。血流在我的耳朵里震荡。露西。救我们，上帝！ 　　其他女人遵从了他的话。我看到她们窒息、毫无生气的脸…… 　　我试着回忆我所知道的他，试着去了解。然而那把刀就在我而前，在灯光下闪亮。 　　我的手臂与腿在被子下。我不能踢、不能抓、不能动。如果灯跌落地上，房间会变黑。 　　我会看不到，而他有刀。 　　我可以说服他不要做。如果我能开口，我可以跟他讲理。 　　她们窒息的脸，套索深深陷入她们的脖子。 　　十二英寸，只有十二英寸。这是我知道的最长的距离。 　　他不知道有那把枪。 　　他很紧张、亢奋，似乎很迷惑。他脖子发红，汗如雨下，呼吸急促。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枕头。他扫视四周，但枕头不是他的目标。 　　“你动……”他轻轻碰触顶在我喉咙的刀尖。 　　我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他。 　　“你会喜欢的，母狗。”他的声音低沉、冰冷，像来自地狱，“我把最好的部分留在最后。”丝袜被吸进呼出。“你想知道我怎么做的？我现在就慢慢做给你看。” 　　那声音。那声音很熟悉。 　　我的右手。枪在哪里？右边还是左边？我不记得，也无法思考。他必须先弄到绳索。他不能割灯上的电线，房间里只开了这盏灯。吊灯的开关在门边，他在看那个开关，那个空洞的长方形开关。 　　我的右手轻轻上移了一英寸。 　　他的眼睛闪回来看我，又转到窗帘。 　　我的右手到了胸前，在被单下几乎到了右肩。 　　我感到床褥往上弹，他站了起来。他手臂下的汗渍在扩大。他满身汗水。 　　他看看门口的电灯开关，又转回窗帘，一时间无法决定。 　　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手碰到了那块硬冷的东西，然后一把抓住。我滚出了床，被单还缠在身上。我跌落地上。手枪的撞针锁着。我在地上坐直，被单卷住我的双腿，所有的事都在那一瞬间发生。 　　我不记得做了什么，脑中一片空白。那是本能，人的本能。我的手指压住扳机，颤抖个不停，手枪不断上下颤动。 　　我不记得怎么把塞在嘴里的东西拿了出来。 　　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在对他尖叫。 　　“你这狗娘养的！你这该死的狗娘养的！” 　　我尖叫着，枪支上下跳动。我的恐惧、愤怒通过粗口爆发开来，但那些话像是从别人口中说出一般。尖叫，是我在对他尖叫，要他脱下面罩。 　　他在床的另一边僵住。我好像在遥远的地方，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那把在他手中的刀，原来只是把折刀。 　　他的目光移到手枪上。 　　“拿掉面罩！” 　　他的手臂缓缓移动，那层白色跌落在地—— 　　他转过去—— 　　我尖声大叫，火苗从枪口冒出，玻璃碎裂。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有疯狂。有东西掉下散开，折刀从他手里脱落。他撞上床边的桌子，抓着灯，摔在地上。有人说话，房间再次陷入无边黑暗。 　　有人狂乱地在门边墙上胡乱摸索…… 　　“这鬼地方的开关在哪里……” 　　我也会那样做。 　　我知道我会那样做。 　　我想要扣扳机，我一生中从未碰到比这更想做的事。 　　我想在他心上打出一个跟月亮一样大的洞。 　　我们至少讨论了五次以上。马里诺说他不认为事情的发生经过像我所说的那样。 　　“嘿，我一看到他爬进窗子，大夫，我就跟在他后面。在我到之前，他在你卧室里不会超过三十秒。而且你也没有拿出枪来。你去拿枪，滚下了床，我冲进来，开枪把他轰掉。” 　　星期一早上，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几乎不记得前两天是怎么过的。我觉得我好像活在水下，或者根本在另一个星球。 　　不论马里诺怎么说，我相信当他突然在我门口出现，他的点三五七手枪在凶手上身打入四颗子弹时，我的枪也指着凶手。我没有去试他的脉搏，也没有试着止血，我只是坐在地上搅成一团的被单里，枪垂在膝上。我意识到发生的事情，泪流满面。 　　那把点三八没有装子弹。 　　我上楼睡觉时十分沮丧，又心神不宁，忘记了上膛。弹匣仍在盒子里，放在我衣柜抽屉的一叠毛衣下，一个露西永远不会想到去找的地方。 　　他死了，死在我的地毯上。 　　“他也没有脱下面罩。”马里诺继续说，“人的记忆有时很奇怪，知道吗？斯尼德与瑞奇一到，我就把他的面罩扒了下来。那时他已经像狗屎一样死透了。” 　　他只是个男孩，一个脸孔像糨糊，有古怪、肮脏金发的男孩。他的胡子只能算是些肮脏的细毛。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眼睛。我从他窗户般的眼睛里看不到他的灵魂。它们是空洞的窗户，开向无边的黑暗，像他爬过的那些窗户，所以他可以去谋杀那些他听过声音的女人。 　　“我以为他说过话。”我对马里诺喃喃道，“他摔倒时，我想他说过话，但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我迟疑地问，“他有没有说话？” 　　“噢，他的确说了。” 　　“说了什么？”我颤抖着从烟灰缸里拿回香烟。 　　马里诺鄙夷地笑笑。“就像记录在坠机黑匣子上的话，以及很多杂种最后说的话。他说：‘噢，妈的！’” 　　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大动脉，另一颗击中左心室，第三颗穿过肺落在脊椎上，第四颗穿过了组织，没有击中任何器官，但打破了我的窗户。 　　我没有验他的尸体，要一个从北弗吉尼亚来的副手做的，报告就在我桌上。虽然我不记得打电话要他做，但我一定打过。 　　我还没看报纸，我受不了，昨天晚报的头条已经够我受了。报纸一送到家门口，我就急忙扔进垃圾箱，但还是瞄到了一眼： 　　勒杀案凶手在首席法医卧室遭警官枪击致死 　　这下可好了。我问自己，大众会以为半夜两点钟谁在我的卧室里？凶手还是警官？ 　　太妙了。 　　被杀死的变态凶手是市政府一年前雇用的通讯员。里士满的通讯员是文职，不算警察。他值班的时间从晚六点到午夜，名叫罗伊·麦考克。有时他接九一一电话，有时担任调度员，所以马里诺会听出录音带上的声音。马里诺没有告诉我，但他确实听出来了。 　　麦考克星期五晚上没有去上班，请了病假。自从艾比星期四早报的新闻出来后，他就没去上班。他的同事对他的印象很平淡，既不好也不坏，他们只觉得他回电话的语气与说的笑话挺可笑。同事常常开他玩笑，因为他上班时不停地去盥洗室，可以多达十几次。他会洗手、脸和脖子。有一次一个调度员撞了进去，发现麦考克简直是在洗澡。 　　通讯室的男盥洗室里有一瓶硼砂肥皂粉。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没有人跟他很接近。他们以为他有女朋友，下班后就跟女朋友在一起。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叫“克丽丝汀”，其实根本没有此人。他下班后唯一去看的是被他屠杀的女人。他的同事都不相信他是凶手，那个勒杀女人的人。 　　我们认为麦考克有可能在几年前谋杀了三个住在波士顿的女人。那时他开大卡车，波士顿是他送货的地点之一，负责把鸡送到当地的一个罐头工厂。不过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在全国各处到底杀死了多少女人，可能有好几十人。他最先可能只是偷窥，然后变成强奸犯。他在警察那里没有记录，最多不过有张超速罚单。 　　他只有二十七岁。 　　根据他在警察局档案里的履历表，他曾做过不少行当：卡车司机，替克里夫兰一家水泥公司送货、邮差，还曾在费城送过花。 　　星期五晚上马里诺没找到他，但也没费力去找。从十一点半起，马里诺就候在我家外面，躲在树丛后监视。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警用连身装，以融入夜色，当他在我卧室打开吊灯时，我看到他穿着那套衣服站在那里，手上拿着枪，在那惊恐的一刻，我分辨不出谁是凶手，谁是警察。 　　“你看，”他说，“我在想艾比·特恩布尔跟这些案子的关系，在想那家伙是不是想杀她，但结果错杀了她妹妹。我开始担忧。我问自己，在这城里，他还会想杀哪位女士？”他看着我，在深思。 　　艾比有天晚上从报社离开，发现被人跟踪便拨打九一一，是麦考克接的电话。他由此知道了她住的地方。说不定他老早就想杀她，或者直到听到她的声音、发现她是谁后，才决定要杀她。我们永远无从得知。 　　我们能确定的是那五个女人都打过九一一。佩蒂·刘易斯在她死前两个星期打过。一个星期四，晚上八点二十三分，在暴风雨后，她打电话报告离她家一英里外有个红绿灯坏了。她是个尽责的公民，打电话是希望能预防交通事故。她不希望有人会受伤。 　　塞西尔打错了号码。 　　我从来没有打过九一一。 　　但我不需要打。 　　我的号码与地址都在电话簿上，因为法医在下班后也必须随时能被找到。而且我前几个星期为了找马里诺，跟好几个调度员说过话。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麦考克。我永远不会知道，也不想知道。 　　“你的照片上过报纸，电视也播过。”马里诺继续道，“你在办他所有的案子，他在想你知道些什么，连带着想到你。我很担心。然后又有了个新说法，说他新陈代谢失调，说你的办公室有他的把柄。”他不疾不徐地说，“现在他要出问题了。这下子变成了私人怨恨。那个傲慢的女大夫藐视他的智力，看不起他这个大男人。” 　　那些我在半夜接到的电话—— 　　“这些逼他发疯。他恨女人当他是个傻瓜。他在想，那个母狗以为她比我聪明，比我了不起。我要给她好看，我要干掉她。” 　　在检验室的罩袍下，我还穿着件毛衣，两件衣服的纽扣都扣到脖子，我还是觉得不够暖和。过去两个晚上我睡在露西的房间。我要重新装修卧室，甚至想卖掉房子。 　　“所以我猜那天报上的大新闻震到他了。本顿说那是好事，说他可能会铤而走险。你记不记得我很愤怒？” 　　我勉强点点头。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很愤怒吗？” 　　我只是看着他。他像个小孩，他对自己很骄傲。我应该去称赞他，应该很高兴，因为他在十步之内杀死了凶手，在我的卧室里杀死了他。那家伙有把小刀。他能怎么样？把刀掷过去？ 　　“嗯，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我有个小道消息。” 　　“什么消息？”我精神集中起来，“是什么？” 　　“我们的钻石王老五鲍尔斯。”他一抖烟灰，“他还算有点气概。就在跑走之前，他告诉我他担心你——” 　　“担心我？”我脱口而出。 　　“说他有天晚上在你家时，外面有辆可疑的车。车开过来，关了灯又急急开走。他担心有人监视你，说不定就是那凶手——” 　　“那是艾比！”我狂乱地叫道，“她来看我，问我问题。看到比尔的车，她吓坏了……” 　　马里诺像是很诧异，但只维持了一刹那，之后他耸耸肩。“不论如何，幸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嗯？” 　　我说不出话，几乎要流出泪来。 　　“这些足够让我不安。事实上，我监视你家已经很久了，常常在深夜。然后出来这么个该死的DNA新闻。我在想那厮可能已经看上那大夫，现在更不得了。这个新闻并不会把他诱向电脑，而是直接把他送过去杀她。” 　　“你对了。”我清了清喉咙，说。 　　“你说对了，我是对的。” 　　马里诺不需要杀死他。除了我们两人，别人永远不会知道。我绝不会说出去，换成是我也会那样做。说不定我这样难过是因为即使我真的动手杀他，也不会成功。那把点三八里没有子弹，它只能发出一声轻响，仅仅只有那一声。我会这么难过或许是因为我不能自救，而我不想感谢马里诺救了我的命。 　　他不断说下去。我的愤怒开始慢慢燃烧，像胆汁般逐渐在喉咙里升起。 　　突然，温格走了进来。 　　“嗯，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这不是谈话的好时候，你还没复原。” 　　“我没问题！” 　　他睁大眼睛，脸色变白了。 　　我降低声音说道：“很抱歉，温格。是，我仍然不太舒服。我心里很乱，简直不像我自己。你想说什么？” 　　他从天蓝色丝质长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截Benson ＆ Hedges 100's香烟的烟蒂。 　　他轻轻放在我的记事簿上。 　　我摸不着头脑，等他继续。 　　“嗯，你还记得我问过你，局长是不是反对抽烟吗？” 　　我点点头。 　　马里诺不耐烦起来，开始环顾周围，好像觉得很无聊。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帕特里克，他在对街会计处做事，跟埃伯格同一栋楼。”他脸红了，“帕特里克跟我，我们有时在他车子旁会面，然后一起去吃午饭。他分到的停车位在埃伯格的两排之后。我们以前也看到过他。” 　　“以前看到过他？”我不解地问，“以前看到过埃伯格？在做什么？” 　　温格倾身向前，神秘地说：“看他抽烟，斯卡佩塔医生。”他站直身。“我发誓。快到中午时或在午餐后，帕特里克跟我坐在车里，只是聊天、听音乐。我们看到埃伯格坐进他黑色的车里去吸烟。他甚至不用烟灰缸，因为怕被人发现。他老是先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把烟蒂扔在车外，接着再东张西望，之后往嘴里喷除臭剂，再走回办公——” 　　他不解地看着我。 　　我乐不可抑，笑得涕泗横流。我看上去一定是歇斯底里，停不下来。我敲桌子，擦眼睛。我猜整层楼的人都能听到我的笑声。 　　温格也开始笑，不安地笑，接着也不能停止。 　　马里诺皱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两个白痴。然后他也忍不住微笑。一秒钟之内，他被烟呛住，捧腹大笑起来。 　　温格终于继续说。“发生的事情是……”他深吸一口气，“事情是，斯卡佩塔医生，我等他扔了烟蒂离开车子，跑去把烟蒂捡起来。我直接拿到血清检验室交给贝蒂，请她测验。” 　　我喘不过气来。“你把烟蒂交给贝蒂？那天你给她的就是烟蒂？做什么？测他的口水？为什么？” 　　“他的血型是AB型，斯卡佩塔医生。” 　　“上帝！” 　　我立刻意识到关键。温格在冰箱里找到的贴错标签的采证袋，上面的血型是AB型。 　　AB型很少见，只有百分之四的人是这一血型。 　　“我一直怀疑他。”温格解释，“我知道他很，嗯，很恨你。他对你那么恶劣，一直让我很难过。所以我问弗雷德——” 　　“那个警卫？” 　　“不错。我问弗雷德那天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你知道，问他有没有看到不该进入停尸间的人。他说星期一傍晚看到过这样的人。他正开始巡视，在楼下停下来上厕所。他出来时，有个白人走了进去。弗雷德告诉我那个人手里有东西，某种文件袋。之后弗雷德就出去干自己的事了。” 　　“埃伯格？是埃伯格？” 　　“弗雷德不知道。他说大部分白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但他记得那家伙，因为他手上戴了一个很好的镶蓝宝石的银戒指，年纪比较大，瘦巴巴，几乎全秃了。” 　　马里诺说：“看来埃伯格可能是到厕所去擦他自己——” 　　“是唾液，”我记起来了，“唾液的细胞。Y染色体，男人的。” 　　马里诺对我微笑，然后说：“所以他用棉花棒擦口腔……我希望就是他脖子上的那处。然后抹在采证袋里的玻片上，贴上标签——” 　　“一个他从洛丽·彼得森卷宗里偷来的标签。”我再度打断他。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他放到冰箱里，让你相信你搞砸了。天杀的，说不定也是他侵入你的电脑。太意外了，”马里诺又笑了起来，“不由得你不爱。他逃不了。” 　　上周末又有人试图侵入电脑。我们推断发生的时间在星期五下班后。星期六早上韦斯利来拿麦考克的验尸报告时，注意到屏幕上有指令。有人想偷看汉娜·耶伯勒的资料。当然，打进来的电话已被追踪。我们在等韦斯利从电话公司那里验明侵入者的身份。 　　我一直以为那是麦考克星期五来杀我之前干的。 　　“如果是局长侵入电脑，”我提醒他们，“他不会有麻烦。他有权看我的办公窒资料，或任何他感兴趣的事。我们永远无法证明他篡改了里面的记录。” 　　所有的眼睛都瞪着塑料袋里的烟蒂。 　　篡改证据、欺诈，就是州长也没有这种自由。犯法就是犯法。不过我怀疑我们是否可以证明。 　　我站起来，把检验室罩袍挂在门后，穿上西装外套，从椅子上拿起一个厚厚的卷宗。二十分钟内我要去法院报到，为另一件杀人案作证。 　　温格与马里诺送我上电梯。我离开他们走进电梯。从将要关起的电梯门后，我各给了他们俩一个飞吻。 　　三天之后，露西与我坐在一辆福特汽车的后座上。我们一同前往机场。她要回迈阿密，而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与她同行。 　　我想去了解一下她母亲与那插画家的婚姻状况，同时我迫切需要有个假期。 　　我计划带露西去海滩，去小岛，去沼泽地，去猴子丛林，去海洋馆。我们要去看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与鳄鱼搏斗，我们要在比斯坎海湾看日落，去海厄利亚看粉红色的火鹤。我们要去租《叛舰喋血记》，然后在海湾那条着名的船那儿闲逛，想象马龙·白兰度的甲板雄风。我们要到椰子林那里去购物，痛快享受鲈鱼和莱姆果派，吃到肚痛为止。我们要做所有我希望我在她这个年纪时有机会做的事。 　　我们也讨论她所受的惊吓。可能是奇迹，马里诺开火前她一直没被吵醒。但露西知道她的姨妈几乎被杀掉。 　　她知道凶手从我书房的窗户爬进来。那扇窗关了但没锁，因为几天前露西开窗后忘记了。 　　麦考克割断了屋外防盗系统的电线。他从一楼的窗户进来，走过一楼，离露西的卧室不过几英尺，然后悄悄上楼。他怎么知道我的卧室在二楼？ 　　我认为他以前一定监视过我的房子，不然他不会知道。 　　露西和我有很多事要谈。我需要和她说话，她也一样。我计划带她去看一个很好的儿童心理学家，说不定我们俩都需要去。 　　我们的司机是艾比。她很好心地坚持要送我们去机场。 　　她停在登机门前，转过身，带着渴望的神情微笑。 　　“我希望我也可以和你们去。” 　　“我们欢迎你来。”我真心地说，“真的，我们欢迎你，艾比。我会在那里待三个星期。你有我母亲的电话号码。如果你可以抽身，就跳上飞机，我们可以一起去海滩。” 　　她的呼机发出哔哔声。她漫不经心地转过去调整音量。 　　我知道她不会来。明天不会，后天也不会。 　　我们的飞机起飞后，她会重新追赶救护车和警车，那是她的生活。别人需要空气，她需要追赶新闻。 　　我亏欠她很多。 　　由于她在幕后帮忙，我们才发现是埃伯格侵入了电脑。那通电话追溯到他家。他是个电脑黑客，家里有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 　　我相信他第一次侵入时，只是如同往常想监察我的工作。我想他在查看那些勒杀案时发现，布兰达·史代普案子的一个细节与艾比在报上的报道不同。他知道不是我的办公室走漏的新闻，但他迫切希望我出错，所以他修改了记录，这样看起来就像消息走漏自我的办公室。 　　然后他故意打入回显指令，再去找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他要我们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从屏幕上发现那些指令，就在他找我去他办公室，与坦纳和比尔开会的几个小时前发现这一危机。 　　一错就会再错。他对我的憎恨使他失去理性。看到洛丽·彼得森卷宗里的电脑卷标时，他忍不住再次出手。我对那天他们在我会议室看卷宗的情景回想了很久。我假设偷标签的时机是在比尔不小心掉落档案时。但再多想想，我记起来比尔与坦纳根据号码将案子一份份理清。洛丽的卷宗并未在内，因为埃伯格正在看。他借着一团混乱的机会，飞快地撕掉采证袋的标签。后来他和坦纳一起离开，但他独自一人去了停尸间的厕所，在那时偷偷把假证据放进冷冻室。 　　那是他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低估了艾比。当她发现有人利用她的报道来破坏我的事业时，她气得不得了。我想是谁的事业无关紧要，艾比只是愤恨被人利用。她满怀理想：真理、公正，美国式的。她的一腔愤怒无处宣泄。 　　她的报道发表后，她去见埃伯格。她告诉我她老早就怀疑他，因为是他阴险地让她有机会得知贴错标签的采证袋。他把血清报告放在桌上，笔记上写着“破坏证据连续性”和“与先前测验结果不一致”。当时艾比坐在他着名的中国式桌子前，他还故意走开了一会儿，把她独自留在房间内——让她有足够的时间看他在记事簿上写了什么。 　　他那样做太明显了。他对我的憎恨不是秘密，艾比又不笨。她开始主动出击。上星期五早上她去见他，要他对电脑侵入给出解释。 　　他很小心，假装害怕她会发表那样的报道，但他忍不住流口水。他可以尝到让我身败名裂的滋味。 　　她骗他说她还需要更多资料。“电脑的侵入只发生过一次。”她告诉他，“如果再发生，埃伯格医生，我别无选择，一定得报道这一则及其他我听到的传说，公众需要知道法医办公室有问题。” 　　所以电脑再度遭到入侵。 　　电脑第二次被侵入与我们编的新闻报道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不是凶手被引诱去侵入法医办公室的电脑，罪魁祸首是局长。 　　“嗯，”我们把行李拿出车厢时，艾比说，“我想埃伯格不再会是个麻烦。” 　　“豹子不能改变身上的花纹。”我看着手表说。 　　她为某个不可言说的秘密微笑。“等你回来发现他不在里士满时，可不要诧异。” 　　我没有多问。 　　她手上有很多埃伯格的把柄。有人一定要付出代价。她还不能碰比尔。 　　昨天他打来电话说他很高兴我没事，他听到了发生的事。他没有提到他犯的罪，我也没有明白提起。他只平静地说我们最好不要再在一起。 　　“我想了很久，我只是觉得不会成功，凯。” 　　“很对。”我同意，对自己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很惊讶，“不会成功，比尔。” 　　我一把抱住艾比。 　　露西皱着眉，在同一个很大的粉红色皮箱搏斗。 　　“好讨厌！”她抱怨道，“妈妈的电脑里除了文字处理软件什么都没有。没有数据库，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要去海滩。”我背着两个包跟着她走过玻璃门，“我们要好好玩，露西。这段时间你可以和电脑说拜拜。一直玩电脑对你的眼睛不好。” 　　“离我们家大概一英里的地方有家卖软件的店——” 　　“海滩，露西，你需要休假。我们俩都需要。新鲜空气和阳光对你有好处。你躲在我书房里有两个星期了。” 　　我们在售票处继续争论。 　　我把包搁在磅秤上，拉直露西脖颈后的衣领，问她为什么没有带夹克。“飞机上的冷气总是太冷。” 　　“姨妈……” 　　“你会感冒。” 　　“姨妈！” 　　“我们还有时间去吃三明治。” 　　“我不饿！” 　　“你需要吃点东西。我们要在杜勒斯待一个小时，飞机上又没有午餐。你的肚子里需要有点东西。” 　　“你说起话来就像外婆！” (全文完) 本书由书本网网整理，更多电子书尽在（www.bookben.com - 手机访问 m.bookben.com）/ ben.com）/